“拒绝我，那么我就爱你。不要准时打电话给我，那么我就吻你。不要和我上床，那么我就崇拜你。”如果在园艺领域对之进行阐述，那么马克斯兄弟式思维就是一个情结：对面的草坪总是更绿。我们站在自家的园子里，却贪婪地盯着邻居家的绿地（或克洛艾的美目或她梳头的方式）。并不是邻居家的草坪本身比我们自己的更翠绿茂盛（也即克洛艾的眼睛并非必定比旁人的更美或同样的梳子并非不能梳理出同样的效果）。草坪之所以显得更绿，让人喜爱，只因为它不为我们所有，而是属于邻居，没有沾染上我。
但是如果邻居突然之间爱上我们，向市政会申请拆除两家中间的围墙，又会有怎样的结局？这难道不会威胁我们对草坪的妒忌？邻居家的草坪难道不会逐渐失去吸引力，看上去如我们自己的一样枯萎破败？也许我们寻找的不一定是更绿的草坪，而是并非为我们拥有从而可以赞赏的草坪（不论它的好坏）。
被人爱恋使人们意识到，他人与自己一样需要依靠，当初正是因为寻求这种依靠，人们才会去爱。如果我们什么都不缺乏，那么就不会有爱的生成。但矛盾的是，他人同样也缺少依靠，这令我们恼怒无比。本希望在另一个人身上找到答案，结果发现他们面临同样的难题。我们意识到他们也需要一个偶像，我们明了心上人不能逃脱类似我们的无助感。为了承担起拯救和被拯救的双重责任，我们不得不丢弃躲藏在上帝般的赞赏和崇拜中的幼稚被动。
阿尔伯特·加缪说，我们爱上别人是因为从外部看，他们是那么完整如一，肉体是完整的，情感是“统一”的，而我们主观感觉自己是那样的涣散和迷惘。我们缺乏思路清晰的表述能力、稳定的个性、坚定的方向、明确的主旨，因而幻想他人具备这些品质。我对克洛艾的爱慕中不正包含着这种幻想吗？从外部看（床第之欢以前），她有很好的自控能力，拥有明确而稳定的性格；但是肌肤之亲后，她在我眼中则脆弱不堪、易于崩溃、精神涣散、内心贫乏。这不正是尼采学说中的自我吗？因此也是鲍伯·戴兰在泪水流淌下来时欢唱“（今夜）别为我心碎”的回声。
对马克斯兄弟崇拜者来说，非平衡是行为的准则，于是，被爱之人必须给马克斯兄弟崇拜者恰当的平衡，在过分软弱和过分独立之间保持平衡。克洛艾的泪水使我惊愕，因为它们无意中提醒了我对她的敏感。我惧怕自己不能摆脱对他人的依赖，同样，我也指责克洛艾逃脱不了这种依赖。然而无论脆弱存在怎样的问题，当我见识了那些用傲慢的冷漠否定自己需要爱人的女人时，我知道独立同样是个问题。克洛艾有一个艰难的任务：为了让我有所依赖，她不能太脆弱；为了否定我的脆弱，她又不能太独立。
西方思想中有一个悠久而阴森的传统，这个传统认为爱最终只能被认为是一种无法得到回应的东西，是一种倾慕，是马克斯兄弟崇拜者的行事：看到爱情得到回报的可能越渺茫，欲望就越旺盛。根据这个观点，爱只是一个方向，不是一个地点，达到目的，拥有被爱之人（在床上或以其他方式得到）后则会自行销蚀。十二世纪普罗旺斯的行吟诗人所有诗歌的主题都是性爱的延迟，诗人反复倾吐频临绝望的男子的幽怨，因为他们已经多次被自己爱慕的女人拒绝。四个世纪之后，蒙田对于爱的产生发表了同样的观点，他断言：“爱，只是对那些逃离我们身边的人的疯狂渴求。”——这个观点得到阿纳多尔·法郎士的极大响应：“爱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是不合乎习惯的。”司汤达相信，只有在害怕失去心上人的基础上，爱才会产生。丹尼斯·德·罗杰蒙特认为：“最难得到的人是你最喜欢的人，也是最容易增强你激情的人。”而罗兰·巴特则把欲望仅视为是对无法得到的事物的渴求。
根据这个观点，情人们除了徘徊于渴望和烦恼两极之间，别无他途。爱情没有中间地带，只是一种方向，它所渴望的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物。爱情达到目的之后，它也随之销蚀；欲望得到满足之后，它也随之熄灭。克洛艾和我会危险地陷于这马克斯兄弟式思维的螺旋运动中，一方爱意加浓使另一方爱意消减，直到爱螺旋状地消亡。
当哲学家设想乌托邦时，他们很少将之想象成一个集差别于一体的熔炉，而认为这些假想的社会更多的是建立在思想相似、性质类同、有共同点目标和预想的基础之上。正是这些一致使得与克洛艾共度人生充满吸引力。在性情方面没完没了、不可调和的差别之后，我终于发现了一个人，她的笑话我无须词典就能懂得：她的观点与我的神奇般的接近；她的爱与恨就是我的爱与恨。和她在一起，我屡次发现自己在说：“太巧了，我正要说／想／做／谈同样的一件事情……”
爱情的批评家怀疑个性的融合，怀疑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能够完全消除，从而合二为一。这怀疑的根源在于一种感觉，即接受相似比承认差别容易（相似的方面不必要找出来）；在没有相反的证据时，我们总是找到自己知道的，而非不知道或恐惧的东西。我们相爱乃是因为缺少互相了解，而用渴望填补了无知。然而，就像批评家指出的那样，时间将会告诉我们，分开我们身体表皮的不仅是肉体的界痕，而且代表了更深层次的心理差异，想要超越则是愚蠢的行为。
因此，就成熟的爱情而言，人们不会在第一眼就跌入爱河。只有当弄清水的深浅，才会跳入其中；只有在互相交流了以往的经历，交流了政治、艺术、科学的观点，以及晚餐的喜好之后，两人才能决定是否相亲相爱，这是一个在互相理解和肯定的基础之上的决定，而非想象中的共鸣与吸引。对成熟的爱情来说，只有真正地了解了对方，才会让爱有孳生的机会。真正的爱情（恰恰总是诞生在我们知道之前）与常情背道而驰，不断增加的了解，既可能是一种吸引力，又可能是一种障碍——因为它使乌托邦与现实发生危险的冲突。
忍无可忍源于二个方面：其一，是非观念；其二，不能让他人生活在暗昧之中的想法。一天晚上，当克洛艾和我开始争论起埃里克·罗默的电影时（她腻味那些电影，我则爱看），我们忘了罗默的电影既可以好，又可以不好，这完全取决于各人的看法。争论逐渐演变为逼迫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而没有意识到异见存在的合理性。同样，虽然我憎恶克洛艾的鞋子，但我并没有想到：尽管自己不喜欢，但鞋子并非生来就让人讨厌。
当个人的判断被推广，使其为女友或男友（或者整个国家的公民）接受之时，当我‘认为这很不错’成为我‘认为这对你来说也不错’时，这种从个人观点扩展到众人共识的举动实乃一件专横之事。在有些事情上，克洛艾和我各自相信自己的看法，而由于这种相信，我们以为自己可以命令对方同意我们在所有的方面都正确无误。专横地声言这就是爱情，是迫使对方（假装是出于爱）放弃自己爱看的电影或自己喜欢的鞋子，去接受一个（充其量）只是假冒成普遍真理的个人判断。
政治与爱情似乎没有相干之处，然而我们从法国大革命和法西斯主义血迹斑斑的历史中难道看不到同样的一厢情愿吗？难道没有同样的理想模式与存在分歧的现实相对而立，从而如月牙形所代表的差异一样让人们产生厌烦（执牛耳者的厌烦）？法国大革命最先提出（给出所有的选择，只是为了一次洗劫），政府不仅要统治人民，而且要爱他们；人们大概也要同样接受政府的统治，并且爱政府，否则就要被送上断头台。从那时起，一厢情愿的政治就开始了其不光彩的历史。革命的初期，从心理学上看，极其类似于爱情关系——强求合一，相信两人／国家的无所不能，要求抛却先前的自我，消解自我的界限，渴望不再有秘密（对对立面的担忧很快使情人胡思乱想／或建立起秘密警察）。
如果爱情和一厢情愿的政治其开头都是同样的美好，那么结局也许会是一样的血淋淋。难道我们还不熟识以专横告终的爱情？以同样的专横，统治者坚定地宣称他们心怀国家队真正利益，但结果不也是以合法化地杀戮那些坚持异议的人而告终吗？如此看来，爱情是一种信念（还有许多其他的内容），是非自由的，因为信念从来避免不了向持异议者和异端发泄自己的挫折感。换一种说法，一旦你对某事产生了信念（祖国、马列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信念的强大力量必然会自动地消灭其他的选择。
革命家和情人似乎都十分倾向于严肃认真。难以想象与斯大林或与少年维特开个玩笑会是怎样的情景——尽管区别难以避免，但两人似乎都极其紧张而认真。缺乏笑的能力就是无法认可事物的相对性、社会和人际关系与生俱来的矛盾性、欲望的复杂性和冲突性；也无法知道必须接受心上人永远学不会泊车，或洗不干净浴缸或改不去对琼尼·米切尔的偏好——而你仍然爱着他们。
记得有一次，她坐在我的起居室看书，当时录音机里正播放着巴赫的合唱曲。歌曲唱的是天堂之火、主的祝福以及被爱的人们。在暗暗的房间里，克洛艾的脸沐浴着一缕台灯光线，有些倦容，但却洋溢着幸福，看上去就如天使的脸一般，一个只是精心装扮成（到塞夫韦连锁店或邮局去时）普通人，但内心实际充满最精致、最微妙、最神圣思想的天使。
因为眼睛所见的只有躯壳，所以我希望这让人神魂颠倒的心上人的灵魂与躯壳保持一致，希望躯壳拥有一个相符合的灵魂，希望外表反映内心。我爱克洛艾，不是因为她的身体，我爱她的身体，则是因为她的内心。那是一个多么令人精神鼓舞的内心啊。
然而如果她的脸是错误视觉产生的逼真，是一个面具、一个与内心不符的外表，那该怎么办？再回到威尔没有明言的不同看法上来吧，克洛艾的诸多方面是不是出于我的想象？我知道世界上有些面孔会透射自身并不具备的品质，有些孩子眼中会闪烁他们那个年龄并不具有的智慧。“到了四十岁，每个人都有一张与其内心世界一致的脸。”乔治·奥威尔这样写道。但是，这种说法正确吗？或者，这是否只是一个让人们对外表放心的神话，就如经济领域里让人们相信自由市场的调节一般？认清神话的真正面目，就得面对外表可怕而无法预测的本质，并由此放弃我们对上帝赋予（或至少富有含义地赋予）的脸蛋的信念。
站在离超市柜台不远处或呆在起居室的情人注视着他的心上人，开始幻想，释义她的脸、她的手势，从中寻找超脱凡俗、完美而迷人的东西。他们用心上人包装金枪鱼罐头或倒茶的姿势作为幻想的素材，然而生活不总是迫使他们成为一个轻度失眠者，总是容易在更为世俗的真实面前清醒过来吗？
“你难道不能关上这唱来唱去的噪音？”天使突然说道。“什么唱来唱去的噪音？”
“你当然明白我是指那音乐。”“可那是巴赫的乐曲。”“我知道，但是太难听了，我根本没法看《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我爱的就是她吗？当我再一次看着坐在房间那头的沙发上阅读者的克洛艾，我在心中问自己，或者只是关于她的嘴、她的眼、她的脸蛋意念组合而成的一种想法？将她的表情扩展为她的整个性格，难道我不是错误地使用了转喻，错误地将喻体当作标志和象征，取代了本体？王冠取代了帝王，轮子取代了车，白宫取代了美国政府，克洛艾天使般的表情取代了克洛艾自身……
在绿洲情结中，干渴的人们想象自己看见了水，看见了棕榈树和绿荫，不是因为他们找到了证据，而是因为他们需要这些证据。极度需要产生了幻觉：干渴产生水的幻觉，需求爱情产生了完美男人或女人的幻觉。绿洲情结从来不是完全的妄想：人在沙漠中确实看见地平线上有些东西，只是棕榈树叶已经枯萎，井已经干涸，这个地方害了蝗虫。
当我和一个女人在房间独处时，她正读着的《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在我的眼中却变成了《神曲》，那么我不同样也是一个妄想症的受害者？
多数人不会强迫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们只是通过自己的反应表示出这一点，因此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将我们钳制在既定的模式之中。
我们渴望没有直线分界的爱情，渴望自身性格不被削减的爱情。我们病态地拒绝他人给我们分类，拒绝他人给我们贴上标签（男人，女人，富人，穷人，犹太人，天主教徒等等）。我们的拒绝与其说是因为标签的不正确，还不如说是由于标签无法精确地反映不可分类的主观感觉。对我们自己而言，我们永远不可能被贴上标签。当我们孤身一人，我们就是一个纯粹的“我”，我们在被标示的几种角色之间毫不费力地转换，全无他人的成见强加给我们的约束。有一次，当我听到克洛艾说“这家伙我几年前认识”的时候，我突然非常难过，想象自己在几年后（另一个男人与她隔着仙人掌沙拉面对而坐）也将被她描述成“这家伙我以前认识……”。她随意地提起过去的情人给我提供了必要的参照，使我意识到无论此时我对她来说是多么特殊，我仍然只存在于某些定义（“一个家伙”，“一位男友”）之中，我只是（无论多么特殊）克洛艾眼中的一个映像而已。
但是由于我们必须由他人来贴上标签、赋予个性、给出定义，我们最终爱上的人从定义上说就是足够好的串肉扦，有人爱我们多少是由于我们认为自己有值得人爱的方面，而有人理解我们多少是由于我们有需要理解的地方。克洛艾的灵魂和我走到一起表明，至少眼下我们已经获得足够的空间，以我们天生的流状所需要的方式来发展。
和心上人厮守令我们幸福无比，对他们的爱也必然阻止我们（除非生活在多夫妻制的社会）去开始另一段浪漫的恋情。但是如果我们真心爱恋他们，为何我们会认为这爱是一个损失，除非爱本身开始消退？答案也许就在于一个令人并不自在的想法，即虽然我们解决了爱的需求，却并不总能满足我们的渴望。
看着爱丽丝说话，看着她点上熄灭的蜡烛，看着她端着一大堆盘子冲进厨房，看着她拂过脸上的一缕金发，我发现自己沉浸于浪漫的怀旧。当命运安排我们与本会成为我们爱人的人儿——但我们又注定无法知晓是谁——相见之时，这浪漫的怀旧就油然而生。又一种情感生活选择的可能性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此时的生活只是千百种可能性中的一种，也许是因为不可能一一去体验才让我们倍感忧伤。我们渴望回归不需要选择的时代，我们渴望避免选择（无论多么美好）必然带来的失落所产生的忧伤。
在城市的街道上，或拥挤的餐馆里，我经常会注意到有成百上千的（背后甚至有成百万）女性与我同时生活着，但是对我来说她们注定是无法解开的谜。虽然我爱克洛艾，但看到这么多的女人，我偶尔也会心存遗憾。每每站在列车站台上，抑或是在银行里排队时，当我看到某一张面孔，或听到某个谈话的只言片语时（某人车坏了，某人大学毕业了，一位母亲身体不适……），我心里会掠过片刻的伤感，为无从知晓此后的故事而伤感，我会构想一个也许合适的结局来安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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