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20年,即元熙二年,晋武帝司马德文让位于宋王刘裕。庶族出身的刘裕终于杀出了一条血路,打败了那些士家大族,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利,东晋也就此全线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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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20年,即元熙二年,晋武帝司马德文让位于宋王刘裕。庶族出身的刘裕终于杀出了一条血路,打败了那些士家大族,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利,东晋也就此全线崩溃。
整个王朝历时一百零四年,共经历了十一位皇帝,此后,刘裕改国号为宋,史称刘宋。
在魏晋南北朝这个荒唐且混乱的时代,一百零四年的立国时间并不算短,但比起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其他王朝来讲,东晋的存在时间又显得尤为尴尬。
如果要从政治制度上来讲的话,东晋的治理模式并不算落后,他们推行的是一种君主与臣子共同治理天下的新形式,在出身贵族的王导的鞠躬尽瘁之下,各大“士族”也能放下彼此的芥蒂,通力合作,后来的谢家更是能以区区八万兵马大败苻坚,可在前期积累了一定政治资本的东晋,为什么没能走向辉煌呢?
从根本上来讲,是因为律法的缺失。
东晋名义上推行的是一种“君臣共治”的形式,比如说,在东晋成立之初,皇帝将行政权交给了王导,将军事权交给了王导的堂兄王敦,两人与皇帝一起共同治理天下,这是东晋王朝的一个特色。
如果这样的模式能往好的方向发展,那就是君臣勠力同心,共同经营好一个政权,可问题是,所谓的君臣共治并没有制度和法律的保障,也就是说,到底推不推行共治?推行什么程度的共治?和什么样的人一起共治?全凭掌权者的喜好说了算。
没有制度和法律的保护,君主和臣子手中的权柄就没有明确的界定,如此一来,身为皇室的司马家族会担心大权旁落,而作为臣子的世家大族中也会诞生野心家和阴谋家。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就单纯拿王家来讲,东晋之所以能够建立,绝大部分都是王家掌门人王导的功劳,是他为司马睿联通了南方与北方的各大士族,让他有了成为华夏正统的政治资本。
司马睿念及他的功绩,曾一度邀请过王导与他平起平坐,和他一起受百官朝拜,虽然王导拒绝了,他也恪守臣子的本分,安安心心地做个忠臣,可即便有王导在,也没能阻止王家的野心膨胀。
当时,街边巷口都流行着一句俗语,叫做“王与马,共天下”,即王家与司马家都是天下的主人。
事实上也是如此,拥有行政权的王导在朝廷内部执政,皇帝进言献策,而拥有兵权的王敦则执掌兵符,拥有极高的权威。
手中的权力大了,又没有法律和制度的制约,所谓一山不容二虎,谁愿意与别的家族共拥天下呢?谁都不想把利益分一杯羹给别人,所以野心就会不断膨胀,而且膨胀起来没有任何束缚。
这也就催生了东晋王朝的乱象。
东晋的权臣士族之间不断发生摩擦,其中交锋最为激烈的有四大家族,以王导为首的王家,以庾亮为首的庾家,以桓温为首的桓氏,以谢安为首的谢氏,四大家族曾经轮流在东晋执掌政权,彼此之间矛盾重重。
不仅他们,别的士族之间也好不到哪去。
东晋之所以能够立国,靠的就是士族的支持,内忧外患严重的情况下,司马家族没有能力在登上皇位之后过河拆桥,靠着士族登上王位,就得给足他们脸面,所以没人敢对士族之间的较量说不,彼此争斗起来就肆无忌惮。
所以东晋的动乱非常频繁,先后爆发了王敦之乱、苏峻之乱、桓温之乱等诸多让东晋大伤元气的内乱。
后来前秦率大军南下攻打东晋都城,士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危难迫使他们暂时放下对彼此的芥蒂,在谢安的领导下共同抵御外敌,可在外力催生下的合作并不长久,淝水之战后,又先后爆发了孙恩之乱、桓玄之乱等等。
这些事件虽说是内部争斗,但造成的影响却极其恶劣,比如说在苏峻之乱时,建康城的很多著名宫阙被焚毁,给历史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
可以说,东晋是成也共治,败也共治,如果当年的司马家族不与其他的士族分享权力,那它就不会被士族奉为华夏正统,在那个外族虎视眈眈的年代,盘踞在位置并不优越的建康城的司马家很难更进一步,所以,他们不得不让出手中的部分权利,以此来换取东晋王朝的成立。
但这样的共治体系并不成熟,臣子的权利一旦做大就会把君主取而代之,同样也会引起其他士族的不满,让他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合作在瞬间崩塌,直至最后,由士族合作而建立起来的东晋,在士族的矛盾中分崩离析。
时至今日,东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千百年,处在当时的那种环境中,我们没有办法说东晋的选择是错的,毕竟历史不容假设,只是,东晋明白过来的时间太晚,如果它能给各大士族设置一个框架,或许就不会止于一百零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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