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近日，英国知名新闻媒体人、军事历史学家马克斯·黑斯廷斯（Max Hastings）发表文章，指出美国情报部门正失去其在国际情报界的领先地位。微信号“欧亚新观察”编译此文。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观察者网转载此文，仅供读者参考。
【文/马克斯·马斯廷斯，编译/欧亚新观察 管牟】
这个月的秘密是什么？或者说，不再是秘密的秘密——美国军方认为，乌克兰在战争中没有获胜；埃及计划向俄罗斯运送火箭弹；俄罗斯瓦格纳集团的雇佣兵试图通过马里从土耳其购买武器；美国已经渗透到俄罗斯的情报部门。
这些只是据称由21岁的空军国民警卫队员杰克·特谢拉曝光的一些美味花絮，显然来自五角大楼的宝库。
“美国间谍正在失去领先地位”，截图来自彭博社
如果我们心平气和地想想，对于我们这些研究国防和外交事务的人来说，鲜有人感到惊讶。大家都知道，几乎所有国家都在监视他们的朋友和敌人。许多年来，人们一直在对泄密事件中所展示的内容进行猜测。真正的损害来自于它们在华盛顿的权威来源——美国的18个情报机构，其中9个在国防部。
这类"丑闻"经常成为头条新闻。情报机构的成功，即使不是几十年，也会在我们的视线中隐藏数年。然而，失败却在几个月内足以写出一整本书。作为一个研究战争的学者，我早就得出结论，虽然情报是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工具，但所有特工部门的活动都在致命的严肃性和闹剧之间徘徊。
相当多的高级谍报人员有些疯病，就像中央情报局的反间谍负责人詹姆斯·赫苏斯·安格尔顿一样，他在20世纪60-70年代认为西方机构中充斥着叛徒。同时，中情局针对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行动始终是愚蠢和不成功的。
情报部门一直吸引着超过其应有份额的牛仔。1972年的一天，我发现自己和英国广播公司的一个摄制组被困在老挝的帕克塞，当时人民军发起了进攻。在该镇的机场上，我发现了三个显眼的美国人，他们穿着牛仔裤和运动衫，背着背包和M16步枪。
我问他们，传闻中的疏散航班什么时候来。他们没有理睬我，专注地看着地平线，直到我第三次恳求他们提供信息，以拯救我们受惊的英国人时，一个人咬牙切齿地嘀咕道：“我们不存在。我们不在这里。”
当然，他们是幽灵，他们的行为很幼稚，这在当时的印度支那是很常见的，与之匹配的是对当地人生命的无情漠视。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艾米·泽加特是美国情报方面的专家，也是最近出版的优秀书籍《间谍、谎言和算法》的作者。她认为，间谍活动的性质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牛仔的日子，即始于二战时由“狂野的比尔”多诺万创建的战略情报局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如果西方情报部门，首先是反间谍部门，要想在防务中发挥其关键作用，就必须跟上革命的步伐，与面临的新威胁相匹配。
艾米·泽加特/资料图
我们西方国家的人生活在开放社会，但其部分代价是，我们更容易受到攻击，特别是受到外国情报机构的攻击。
在二战之前、期间和之后，在美国自由活动的苏联特工能够招募大约200名美国线人，其中一些人深入政府和科学界。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塑造了围绕他的调查局和他本人的神话，但事实上，联邦调查局在抓捕内鬼方面进展缓慢。许多人多年来都没有被发现。
而在最近的时代，现金比意识形态更经常地激发叛国行为。联邦调查局将700万美元交给了一名前克格勃人员，他提供的信息最终于2001年挖出了长期服务于莫斯科的内线罗伯特·汉森。俄罗斯人向阿尔德里奇·阿莫斯支付了460万美元，他是中情局的一名案件官员，最终于1994年曝光，他提供的信息使俄方能够逮捕和处决俄罗斯境内至少10名美国线人。
直到2007年，美国情报界的年度威胁评估甚至没有提到网络战。当然，今天它被认为是安全的核心。由于信息从纸张转移到电脑上，秘密的转移和盗窃变得更加容易。
由于对电子数据安全的松懈，大多数公司和一些国防部门都有令人震惊的脆弱性，俄罗斯人在2020年的SolarWinds黑客攻击就突出了这一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包括英国在内的盟国正努力争取华盛顿批准获得操作了F-35和F-22所需的密码时，某大国却获得了这两型飞机的重要技术数据。
泽加特提出了这样的担忧：不久之后，量子计算可能会使所有加密数据的解密成为可能。当然，西方国家将能够利用这一点。然而，我们的对手可能会做得更好，因为我们有更多值得偷窃的高科技秘密。
以往，情报收集尤其是空中监视被垄断在政府手中。今天，几乎任何人都可以进行这种操作，小型商业卫星提供的信息使民间情报专家能够解开非凡的秘密。几年前，一张卫星图像售价为4000美元，现在只需10美元。与此同时，一名大学生利用可公开获取的面部识别技术，识别了大部分在2021年1月冲击国会山的特朗普支持者的面孔。
情报报告中的所有材料只有约四分之一来自秘密来源。情报界需要更积极地利用公开来源并将民间人才纳入其流程。当然有必要认识到这样的风险：一些民间告密者和想当调查员的人将兜售阴谋论并提供虚假信息。但其他人会带来真正的资产，特别是他们自己的大脑和洞察力。
过去，间谍必须进入外国窃取机密，而今天，不仅是国家，非国家行为者也可以不走出国门就通过黑客和网络攻击造成巨大的伤害。
2010年，美国或以色列黑客在未踏入伊朗一步的情况下，在德黑兰核计划的计算机中插入了致命的Stuxnet蠕虫病毒，破坏了离心机，使伊朗的武器化进程推迟一年。而俄罗斯士兵在乌克兰拍摄的自拍照则提供了有关在乌俄军战斗序列的宝贵情报。
随着全球可用的信息每两年翻一番，技术显示出它比人类分析家更有效力，甚至在人工智能开始发挥作用之前。机器就能比人力分析师更快地识别导弹基地。
一支由俄罗斯黑客组成的小部队不断对西方进行攻击。其时而能获得克宫的授权和资助，但大多数情况下游离于政府情报组织之外。前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大卫·科恩在谈到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的俄罗斯网络虚假信息活动时说：“他们希望特朗普获胜，他们希望希拉里失败。”
泽加特认为，美国在信息和技术领域的主导地位正受到严重威胁，这种威胁只会越来越大：“情报的竞争环境正在变平，而且是以一种坏的方式。”
在她给出的应对之策中，最重要的也许是让情报局和美国企业特别是科技公司之间有更大的融合。然而，科技巨头们往往对与政府，特别是与情报机构的合作感到顾虑重重。历史上，在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政府官员经常寻求并得到大公司的援助。今天，爱国主义已经萎缩了。
Facebook宣称对其过去的失败感到遗憾，并表示将致力于为公众利益服务。但泽加特指出，在内部，该公司寻求“否认、拖延和转移监管，并扼杀批评者”。2018年，在3000多名员工的抗议下，谷歌取消了与五角大楼的人工智能合作。
资深情报界人士苏珊·戈登观察到，谷歌、苹果和Facebook是网络世界的巨大参与者，但似乎不对任何人负责。她和泽加特一样，认为所有科技公司都必须接受他们对美国国家安全的那份责任。
网络攻击已经成为21世纪的一个常规部分，西方国家不得不每天进行自我保护。据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局雇用的数学家比美国任何其他组织都多。间谍，或者说是情报组织，已经被不情愿地拖入了战争，尤其是数字和电子战争。
我很希望我能赞同泽加特所表达的信念，即中情局的分析员是具有“特殊智力技能”的人。但实际上，和其他人一样，情报组织不仅在描述过去和现在方面表现不佳，在预测未来方面也很糟糕。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菲尔·泰特洛克研究了现代预言家的记录，他讥讽道：“一般的专家就像投掷飞镖的黑猩猩一样准确。”
一些黑猩猩正在中情局总部工作。他们的几次失败都是灾难性的，最引人注目的是2002年关于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说法，这最终引发了伊拉克战争。
在我看来，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在二战中，情报部门可以招募美国和英国社会中最优秀的人，而在现代和平时期，要让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接受报酬相对较低的政府工作则要困难得多。
在大西洋两岸，在政府部门工作并不太受欢迎。一些情报人员确实很聪明，但其他人却不聪明。值得关注的是，庞大的俄罗斯和太平洋彼岸大国的情报部门，特别是网络战团队，可能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比西方同行更聪明的人。
美国中央情报局/资料图
泽加特强调了情报部门面临的另一个严重挑战——公众信任度的下降，这部分是由西方的敌人通过深层伪造技术、社交媒体和虚假信息造成的，但也有一些著名的美国人在其中推波助澜。当作为总统的特朗普宣布，比起美国情报部门的判断，他更相信普京对俄罗斯干预2016年大选的否认时，这是一个对美国情报界来说非同寻常的时刻。
特朗普似乎对俄罗斯互联网研究机构创建的德克萨斯之心(Heart of Texas)和美国穆斯林联合会(United Muslims of America)的Facebook账户等活动不屑一顾，而前者兜售的口号是“是时候分离了”。
布伦南司法中心的劳伦斯·诺登和德里克·提斯勒在近期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强调了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的“谣言控制”工作在捍卫美国民主方面的关键作用，这一工作提供了事实信息，以消除一些最常见的选举阴谋论。
包括康涅狄格州、肯塔基州和俄亥俄州在内的几个州已经建立了“谣言控制”公告，向选民提供真实信息，并解释了防止选举欺诈的多种保障措施。在当下这个新世界里，诸如此类的措施为情报机构负责的防御措施提供了支持。它们不仅需要确证美国国内的选举进程，还需要防范外国和本国产生的虚假新闻报道。
泽加特对好莱坞的电影和电视作品中情报机构的形象表示担忧，这些作品强调酷刑、背叛和暗杀。这些在情报界的真实活动中只扮演了最边缘的角色。然而，几个月前我收到一位前英国间谍头子的来信，对我在报纸上写的一篇文章进行了评论，我在文章中断言通过酷刑获得的信息很少是可靠的。相反，我的熟人轻描淡写地声称：酷刑是有效的；经常产生有价值的结果。嗯，也许吧。但令我震惊的是，他竟然毫无顾忌地以书面形式表达这一观点，并在末尾附上了自己的签名。
我也对无人机在遥远的地方进行暗杀所带来的困境感到困扰，而泽加特似乎没有这样的困扰。当然，中情局指挥的无人机杀死的大多数人是自由的敌人，是杀人不眨眼的狂热分子。但是，如果我们的敌人开始与我们的人民，也许是我们的总理和总统玩这种游戏，会发生什么？无人机的供应量大得吓人，价格也相对低廉。它们很可能成为恐怖分子的首选工具。
泽加特强调了情报部门需要更新他们的观点、人员和行动，以面对新的世界，特别是网络世界。同时，这次最新的超级泄密事件提醒我们，情报和秘密活动——如前中情局局长迈克尔·海登所说的“前卫的东西”——对于好人和坏人来说都是重要的事情。另一方在这方面一直在变得更好。我们也需要这样做，即使一些讨厌的部分让我们感到恶心。
（本文原载于4月30日彭博社网站，由微信号“欧亚新观察”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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