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传统中，金器的地位比不上玉器，从文物发掘情况来看，我国出土的最早的金器在甘肃省玉门市，时代相当于夏代。然而在中原文化中，金器的发现却并不多，在甲骨文中，“金”字一开始指的都是青铜器，直到战国时期，才指的是“黄金”。
金：重要的祭祀礼器
与中原地区不一样的是，在西南地区的巴蜀地区，生活着一个崇尚金器的群体——古蜀先民。在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金器。在三星堆，出土了金杖、金面具和金箔饰；在金沙，出土的金器有著名的“太阳神鸟”金饰，喇叭形的金器，金面具、金冠带等等。
金沙遗址博物馆的三号、四号展厅里，展出有这些出土的金器，那些小巧的圆形金箔、构思精巧的蛙形器、制作精良的金面具、冠带，无一不显示出古蜀先民们对于金这种贵金属的看重。
金沙遗址博物馆馆长朱章义介绍，金沙遗址目前出土了200余件金器，这是三星堆出土金器数目的三倍，三角形金器、几字形金器、喇叭形金器、太阳神鸟金饰、鱼纹金带等都是首次出土，也不见于其他考古学文化，是金器类型中的新品种。
金沙的金器出土于祭祀区，和宫殿区相去不远。综合考虑种种因素发现，金沙的金器在古蜀先民的生活中，是一种礼仪用品，起装饰作用。比如那些圆圆的金箔和鱼形的金箔应该是贴在或者是挂在某种器物上的。太阳神鸟金饰也是一样，可能是当时某件器物的装饰。
面罩、冠带并非真人所戴
金沙出土的黄金面具历经千年，光泽依旧，也不禁让观众想象，这些面具在锻造之初是怎样夺目，是不是被人戴在脸上，在祭祀中使用。
不过，这里有一点需要澄清说明，“这些金面具并不是戴在人脸上的。”朱章义解释。“这些金面具的外部很是光滑，但是内部却有些粗糙，如果直接戴在人脸上，戴的人一定不会感觉舒服。”据此推测，这些金面具很可能是附着在木质或者青铜器的人像上。
在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像中，有一件就是面上覆着金面罩，很有可能，这才是古蜀人使用金面罩的正确方式。有的内芯保存下来了，而有的没有。
比如三星堆出土的金杖，考古学者在发掘清理时，认为这是一条金带，上面刻有鱼、鸟和箭组合的图腾。等到物品完全出土以后，考古人员才发现，“金腰带”里面有一些已经炭化的木头，并最终确认这是一根金杖，金箔覆盖在木杆外面，上千年的时间过去，木杆已经炭化了。
朱章义推测金沙的金冠带也是附着在其他物体的表面上，因金冠带质地较软，不适宜直接戴在头顶。漫长的岁月里，许多金器附着的物体大多数已经荡然无存，也留给后人许多谜团。
古蜀国金文化 有外来文化的影子？
在古蜀文化中，金器是权力体系中的重要材质，权杖也是昭示身份、象征权力的特殊器具……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耀眼的金器被认为缺乏温润玉器的内涵，也没有那么受到文人的尊崇。三星堆和金沙的金器之所以受到世人瞩目，也是因为它体现了在古蜀文明中金器的重要地位。
南方金器以“四川产”为主
在这里需要澄清的一个概念是，在三星堆和金沙发现的大数量的精美金器，并不是中国疆域范围内出土的唯一金器，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段渝介绍，中国北方也出土有不少商代时期的黄金制品。从分布上来讲，华北平原，燕山地区和太行山地区都有金器出土。从这些出土金器的形制上来说，这些地方出土的金器可以分为4个体系，相互独立，各有特点。
南方发现的金器就是以四川为主。如果把南北两个地域范围内的金器做一个比较，会发现很有意思的地方：北方的金器基本都出土于墓葬中，是作为装饰品存在的。比如在北京平谷县出土的金臂钏、昌平出土的金耳环，在河北、辽宁地区，也有金臂钏、金耳环等装饰品出土。从使用上讲，北方地区的民族更多把金器看做装饰品，体现的是一种审美观；而在南方的巴蜀地区，金器则主要被用在与宗教和祭祀相关的场合上，与政治、经济和精神世界上的垄断权力及其意识息息相关。这种使用用途上的区别，体现了南北文化的价值取向不同。
段渝强调，这种价值取向上的不同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并不表示两者文明发展水平的高低。
权杖 与两河文化有渊源
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时代，中原地区的文化中，礼乐制度中扮演最重要角色的材料莫过于青铜和玉，青铜鼎是国之重器。在古蜀文化中，金器是权力体系中的重要材质，权杖也是昭示身份、象征权力的特殊器具。段渝说，这一点，与商周之际成都平原古蜀人金器的使用十分相似，意味着金器的使用功能有相似之处。
这种特点，在古代的近东文明中出现得比较多。以金器为例，“在古代近东文明中，金器大多是用作国王或国家权力的象征，而且还用于制作重要的祭祀器物，比如在近东和克里特发现的黄金面罩，都是覆盖在王者面部的。”段渝介绍。
从现有的世界考古资料中可以了解到，使用黄金面罩的习俗早已出现在古埃及和古希腊等文明古国。这当中最为人熟知的是古埃及的黄金面罩。其中知名的就有公元前14世纪古埃及第十八王朝国王图坦哈蒙陵墓中出土的黄金面罩，它栩栩如生地展示了国王生前的样貌。在图坦哈蒙的陵墓中，还出土了超过1700件黄金制品，除了黄金面罩，还有一件用纯金打造的人形棺。
在古希腊迈锡尼墓葬中，也曾出土了大量黄金制品，黄金面罩就是其中很具有代表性的金器。学者发现，迈锡尼文化以崇尚黄金而闻名，凡有君王逝世，人们都要模拟他的面貌制作罩在他脸上的黄金面具。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发掘的乌尔王陵中，出土的牛头竖琴和公牛雕像都有金箔包卷装饰，还出土了不少金戒指、金发圈和金耳环等金饰。黄金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权杖是近东文明的另一个特点。在距今6500年至距今5500年前，埃及前王朝时期开始出现了权杖。权杖也成为了埃及文明各时期的石刻中大量出现的图案。
在两河流域，权杖也是苏美尔文明时期大量使用的权力象征。有学者考证，世界上出现的最早的一具权杖是在距今6000年的西亚欧贝德文化中，埃利都神庙地面下一层墓中出土的一件男子雕像手中所握的杖。学术界普遍认为，这种男性氏族长或部落长手里的短杖，显然是后世权杖或权标的起源。
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石碑上，有一幅浮雕。浮雕上，一人站立着，双手打拱，好像是在朝拜，另一位则坐着，右手持着一枚短杖。有人认为，站着的那人正是汉谟拉比王，坐着的是代表太阳和正义之神的沙马什。沙马什手中的权杖，还是神权的象征。
古蜀文明和外界交流的证据
其实，在中国西北地区的新疆、甘肃、陕西地区，也出土有一些权杖头，与近东地区的十分相似。那么三星堆、金沙地区的权杖和埃及、两河流域之间的权杖有何关联？
许多人认为，这是古蜀文明和外界文明交流的证据。在三星堆出土的海贝产自印度洋深海地区，学者想象这些海贝是以交易的方式，从印度到了成都平原。
学者们相信，古蜀先民一直通过各种途径与外界相联系，这些路途后来演变成为蜀道、身（yuan）毒道，继续在历史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古蜀先民为何对金器和权杖如此推崇，究竟怎样与外界沟通，还是个谜团，等待学者们进一步去发现。
古蜀国金器的N种猜想
从目前金沙和三星堆出土的金器来看，当时古蜀先民制作金器的工艺已经相当成熟。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段渝介绍，三星堆和金沙的金器制作采用了捶制、剪切、包卷、粘贴、模压、雕刻、镂空、表面砑光等深加工工艺和技术。
金沙遗址博物馆的朱章义馆长介绍，从这些工艺来看，在三星堆和金沙时期，有专门的一批手工艺人作为金匠，加工制作金器。
猜想一 这些金子从哪里来？
要制作金器，首先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这些金器的制作原料，是从哪里来的？学者们倾向认为，这些金器的原材料，是就地取材，从四川盆地和周边获得的。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孙华教授在《神秘的王国——对三星堆文明的初步理解和解释》一书中提到，四川盆地西北部和盆地边缘，分布着不少砂金矿：在大江、大河及其支流的河谷地带，河流由宽变窄、或者转弯、或者支流交汇处，往往砂金富集。岷江、大渡河、雅砻江上也有不少砂金分布。
朱章义也说，从现有资料分析，岷江、青衣江的河水里、彭州等地的山脉里都有砂金。古蜀先民们淘金就跟十七世纪的淘金方法差不了多少，站在河边，手里端着一个竹篓或者木质的淘金盘。他们把含砂金的河沙放在淘金盘上，在水中漂浮、淘洗，利用河水一点点淘去泥沙，剩下的砂金被收集起来，就成为古蜀先民做金器的原料。
猜想二 金器在哪里加工？
朱章义说，从古蜀先民对金器的使用途径和加工精细程度来看，古蜀国先民的金器加工水平不低，应该是有一批专门的工匠从事金器的加工和制作。
淘金人在河水中筛选出足够的砂金后，他们把这些砂金运回至都城，交给专门的金匠。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在商代，砂金会先拿来熔炼，熔炼后再进行铸造或者捶打，加工成其他的器型。在段渝看来，古蜀先民们也是这样加工金器的。
朱章义推测，可能在金沙古城中，距离宫殿区域不远，有一个专门的区域，里面就专门加工这些在祭祀中使用的金器。然而这个只是推测，因为从目前的考古发掘情况来看，并没有发掘出金器加工的器具。有可能是因为古蜀人加工金器的工具并不复杂，比如把金块捶打成金皮或者更薄的金箔使用的是一把普通的锤子，下面垫的普通的木头，并不容易在数千年的岁月里保存下来。
猜想三 揭开了鱼箭鸟的秘密？
在学者们对古蜀国的各种想象中，“古蜀王”是很让人着迷的一个方面，神话传说里的“鱼凫”“望帝”“丛帝”固然有很多故事，但是从考古学者们的角度，他们并不能直接判断谁是望帝、谁是丛帝。所以，当三星堆出土的金杖上发现有鱼、弓箭和鸟组成的图腾后，有学者认为，这是当时古蜀王的图腾，并且根据图腾内容，解读为“鱼凫王”。考古文化就这样跟传说搭上了钩。
同样的图腾在金沙也有发现，在博物馆展出的金冠带上，也有一支箭穿过鸟射中鱼的图案。和三星堆金杖上图案不同的是，金沙这件冠带上的图案为一组，这组图案进一步揭示了金沙和三星堆两者之间的传承关系，也留给后人无尽的想象空间。
在四川，由鱼、箭、鸟组成的“射鱼纹”其实还出现在另一件器物上。朱章义说那是一件青铜的锥形器，类似于矛戟柄下端的平底金属套，叫“镦”（dui），学者们认为是权杖的最下端，放置在地上的。而射鱼纹也是表明这件青铜器跟古蜀王紧密相关。
孙华先生有个观点，从三星堆金杖上的两组图案，到金沙金冠带上的一组图案，可能是因为三星堆文化到金沙文化期间，统治者阶层内部发生了分化造成的。孙华根据三星堆和金沙出土的青铜人像的发型，推测三星堆时期，统治阶层由两个群体组成，而到了金沙时期，就只剩下一个群体了。
不过对于这个问题，学界有不同的观点。朱章义就认为，从三星堆和金沙时期，古蜀王国的疆域范围来看，统治阶层应是一个政教合一的集团，一个集团能更有力地掌控整个古蜀国的疆域范围。
金沙遗址所在地和三星堆遗址所在地，相当于当时古蜀王国的都城，也是权力的中心。古蜀王国的管辖范围并不局限在这个地方，比如往北到陕西的汉中地区，也一度在古蜀王国的统治范围以内，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宝鸡一带相当于古蜀国和商文化的边界地区。
这里出土的“弓鱼国”遗址，出土器物上有“弓鱼”这个并不存在在字典上的字样，有学者推测，这与古蜀国的“射鱼纹”有一定关联。间接表明，这里可能也曾是古蜀国的疆域。
王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