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前面讲过，有子的孔子弟子中非常有成就的一位，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的贡献在整个礼乐文化传承的过程中被提及的不多，远远不如他的贡献，这一章又是他讲的话。 涉及三点: 1、“礼之用，和为贵”之和尚什么意思？张艺谋在奥运会开幕式打出了一个大大的和字，这个字是和谐不是？ 2、先王之道指什么？ 3、为什么说“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这一章有四个问题需要解决：1、 和是什么意思。2、礼是什么意思。3、先王之道是什么意思。4、为什么“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和，今天有人把它理解为和谐，奥运会开模式上，张艺谋摆出了一个大大的和字，我一直没有参谋透那个“和”字在设计人的眼里究竟是什么意思，有人说它翻译成现在的意思就是和谐。 杨伯峻先生认为它是恰到好处的意思。《礼记中庸》有这样的话：“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这句话是一个比喻，用来形容中庸之道的。人们的常态是安静平和的，没有事情的时候不喜不怒，谁也不会好好地就高兴或者生气。当我们有了开心的事情就会高兴，买彩票中了二十元，很多人会莞尔一笑；中了一万元会高兴的告诉朋友，让大家一起来分享自己的快乐，快乐都从心里漾出来了；如果中了五个亿会狂喜，甚至会哭泣，但你可能再也不肯告诉朋友了。这些表现都是很正常的，随着外界触动我们心灵的事务的不同，心情会随着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与外物之间是相应的。 这个比喻就是告诉大家，中庸之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该着开心的时候你要开心，该着狂喜的时候你会狂喜，这是人性，掩饰不住的。如果强制去掩饰它，就违背了人性了，会伤害到自己。如果有人中了五个亿仍然不喜不怒，表现宛若平常，如果他不是比尔盖茨这个级别的富翁，那么大概就是圣人了。 “礼之用，和为贵”就是说礼的应用存乎一心，最妙的地方就是在于一个和字上，它是做事最恰到的分寸，礼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我们可以把握到最好的时候，就是和。 那么，礼是什么？礼在这里代指礼乐制度所有的社会规范，从法律到道德等等。古人常说的先王之道通常指此。因为礼乐制度是先王留下的，后人法先王的产物，它有一个不断积累发展丰富的过程，比如第一个人定了一个规章，对整个社会上是有益的，就会被史官记录下来，被接受到制度里面去了，留给后人做执政的参考，或者直接就成为其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如果他做的某件事失败了，也会被记录下来，告诫后人不可以这么做，此路不通。 这在古代有个专门的名词，叫“故”，故就是先人执行过、证明是有益的可以被后人接纳推广的一些行为准则，它们往往会化成后世的制度。 《论语》中有一章叫做“温故而知新”，许多人都把它解读成温习曾经学过的知识，就可以掌握新的知识了，这是错的。我们的老师，数学物理化学，天天温，年年温，没有几个成为科学家的；有些研究儒家文化的，四书五经天天捣鼓，许多事情没有搞明白。 如果故只是指曾经学过的东西，你无论如何温都很难知道新的，特别是孔子时期，要掌握的技能是礼乐射御书数，射御是需要经常练习的，孔子说“温故”不会专指射御，剩下的礼乐书数无论你怎么问旧的功课，也很难知道新的，你把夏书温得倒背如流，商书的内容你该是不知道还是不知道。 鲁庄公娶了齐国哀姜为妻，第一次来到鲁国的时候，鲁庄公让鲁国贵族的夫人们带着玉帛去拜见哀姜，这种做法是违礼的，按照立法女人见面携带的礼物应该是枣、栗子等物品，玉帛是男人会见时才能携带的礼物，而且按照品级的不同有不同的规格要求。 有的大臣就据此出来反对，说了三个字：非故也。鲁庄公听了之后，也说了一句话，也只有三个字：君作故。 非故也，就是说制度中没有这样的规定，过去也没有这样的成例，你这是属于创新。 君不是单纯地指自己，而是指国君，故在此代指制度，因为制度本身就是由前人留下的好的法则一点点积累起来的，所以有时候人们也用它代指制度。 鲁庄公的意思就是我这样做了，后来的人跟着效仿，就有故了，它就会变成制度。 对方一听，毫不客气地给予了反击：国君的创新如果合乎礼法的精神，就会被后人立为制度（君作而顺则故之），如果违背了礼法的精神，就会被当成违礼事件记录下来，变成反面教材（逆则亦书其逆也）。 鲁庄公不听，结果真的成了反面教材（我们仍然可以通过这个故事领悟前面“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含义）。 所以“温故而知新”的真正意思就是：通过学习先人留下的历史典故，领悟礼乐制度的精神，学习掌握政策的分寸要领。 “温故而知新”是通过学习前人的经验丰富自己完善自己的过程，就像律师与法官通过研究过去经典案例研究学习法律的方式完全一样。 先王之道是一代代积累起来的到周成王时期基本完善起来了周朝的制度。 先王之道，斯为美：就先王的治国之道来讲，这是最可宝贵的地方。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有行不通的地方，单纯地为了追求和，不用礼来作为标尺衡量它，也是不行的。 这句话翻译是非常容易的，但是究竟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单纯地追求和？为了方便理解，我们从几个不同的侧面，举几个例子来作为参考。 丧礼是古人表达对失去亲人的哀思，并按照死者的级别给予一定规格安葬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开始的时候应该是比较简略，所谓丧以寄哀。 但到了后来丧礼演变得就变了味道，对孝子提出了许多具体的要求，在表达哀伤上增加了许多条款。比如，要求孝子的面容憔悴，甚至形销骨立，哭要哭到什么程度等等。 甚至在当时出现了孝礼观摩团，听说那个懂礼仪的人家里有丧事，大家都跑去参观学习，并将心得发扬光大。 这给后来的孝子们增加了很大的压力。失去亲人之后，心里难过，吃不下饭是正常的事情，可是总不能不吃吧？饿了想吃就吃一点，这不也是正常的事情吗？结果许多人为了让自己达到孝子的效果，不但故意做出许多戚容来，而且还故意地不吃饭，能饿得自己打晃为最好。 丧礼有最初的表达哀思的方式、丧葬的规格逐渐开始变味儿，成了一种表演。曾子的弟子乐正子春就干过这么一回事情，他在服丧期间，故意五天不吃饭。 无论什么事情做过了头就会由正确地变成悖逆地，喜怒哀乐发而中节就是这个意思。庄子反对礼乐制度所倡导的一些东西，不是说它们不好，而是说如果人们不能真正地从本性出发，尊重人性地去践行这些东西，最后必将会导致人们做伪。 乐正子春的故事就是这样，最后他自己也后悔，五天不吃不喝的滋味儿估计是不大好受。 在战国之前流传着一个关于孝子的笑话。有一个人看到邻居的儿子在父亲的丧礼上哭得不够哀伤，回来对父母大发感慨，说：哭得那样不认真，也太不像话了。你们死吧，你们死了我哭得绝对让大家都满意。 鲁国有一个制度，如果谁发现本国人在别国沦为了奴隶，不管什么原因都可以预先赎回，赎人的费用回国之后到国库支领。 这无疑是一项非常好的制度，什么叫以人为本？这就是！对比一下现在的以色列如何换回自己被俘的士兵就知道了。 子贡在一次出使的过程中赎回了几个鲁国人。回国之后，他没有按照要求去国库领赎金。这很可以理解，子贡是孔子的得意弟子，道德非常高尚，而且他还是春秋时期非常有名的财主，家里有的是钱，所以那点钱领不领都无所谓，他也不在乎。 孔子知道之后却非常担心，说：子贡这样做，恐怕以后再有鲁国人在国外做了奴隶，就没人肯往回赎了。 事情就是如此，子贡可以不在乎这笔赎金，别人呢？领，有子路的榜样在那里树立着呢；不领，各人的情况又不尽相同，有的经济条件差些，有的人吝啬些，让大家都做子贡，有他那样的思想境界、财力显然也不现实。最后的结果，有些人以后见了本国人在国外做了奴隶只好假装看不见。 本来挺高尚的一件事情，最好导致的结果却是事与愿违的。这就是孔子为什么在谈到制度的时候一再地讲的人性。制度必须充分考虑人性，执行制度的时候必须留有余地，高尚的不要摒弃那些不高尚的，要拉着大家一起向前走。 同样是高尚，子路比子贡做得就好多了。子路有一次从河里救了一个人，被救的人可能家里非常富有，拿出一头牛来作为谢礼感谢子路，子路欣然接受。 孔子知道了之后，高兴地说：鲁国以后再有人落难，就有救了。 公元前638年，楚国为了救援自己的盟国开始攻打宋国。 宋襄公率领军队在泓水迎击楚军。 当时的情况是楚强宋弱，宋军已经在河的这边摆好了阵势等待楚军，楚军开始渡河。 宋襄公的哥哥子鱼对宋襄公说：现在的时机对咱们比较有利，趁他们还没有完全过河，咱们出击，一定可以击败他们。 宋襄公说：不行！ 等楚军过了河，还没有摆成阵势的时候，子鱼又对宋襄公建议说：是机会了，该出击了。 宋襄公还是说不行。 终于，楚军摆好了阵列，把宋国军队打得大败，宋襄公自己也在这次战斗中负了伤。回去之后，国人都责难宋襄公。宋襄公解释说：君子不攻击受过伤的人，不擒捉年纪大了的人，不凭借有利的地形欺侮对方，我虽然是亡国之裔（宋国是纣王的哥哥微子的封国），也不能向还没有摆好阵势的军队发动进攻。 宋襄公是知和而和的典型例子，一个国君首要的职责是为自己的国民服务，保障他们的安全，为他们提供好的社会环境，背弃了自己最基本的职责去践行仁义，又从哪里能有仁义呢？ 古人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这才是礼的根本。 按照以上之解读，这一章可以采用杨伯峻先生的翻译： 有子说：“礼的作用，以遇事都做得恰当为可贵。过去圣明君王的治理国家，可宝贵的地方就在这里；他们小事大事都做得恰当。但是，如有行不通的地方，便为恰当而求恰当，不用一定的规矩制度来加以节制，也是不可行的。” 不过，这却不是这一章唯一的解。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篇） 对于这一章杨伯峻先生的意见是，君子用自己正确的意见去纠正别人错误的意见，使一切都做到恰到好处，却不肯盲从附和；小人则只是盲从附和，不肯表达自己不同的意见。 对于“和”的解读杨先生延续了中庸的含义，同则解释成为了盲从附和。 这一章无疑是指人们针对不同意见应该采取的态度而言的。问题是君子怎么就能确定自己的意见就是正确的呢？万一自己的意见错了，而对方的意见是对的，岂不是变成用自己错误的意见去纠正别人别人正确的意见了吗？ 也有人根据字面的意思，直接古语今译，将这句话翻译为“君子之间是和谐而不是苟同，小人之间是苟同而不是和谐。” 和在本章里无论是解读为中庸还是解读为和谐，都不怎么合适。《左传》中记载了晏子对于和与同的看法，可以让我们看到了和在古文化中的另外一种含义。 齐景公打猎回来，在遄台休息，晏婴在旁边陪同。这时候齐景公的宠臣梁丘据飞奔而来。看到梁丘据跑来，齐景公高兴地对晏婴说：只有梁丘据才能跟我算得上是和阿。 晏婴说：梁丘据只能跟你算得上是同，怎么能算得上是和呢？ 齐景公问晏婴：和与同的差别在哪里？ 晏婴告诉齐景公：和与同的差别就好像人们做汤，和就是通过加水、加佐料，将一锅汤调剂成美味，而同就像是往水里加水，你无论加多少都是水。这跟君臣之间的道理是一样的，国君认为可行的方案，臣下认为其中有不合理的部分，就该指出来，这样综合大家的意见，使得方案更加完美；反之，国君认为不可行的方案，臣下认为其中有可行的部分，就要综合大家都意见，剔除其中不合理的部分，使它变得可行。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政治清平不违反制度，老百姓的利益才能确保，执政者能确保老百姓的利益，老百姓就没有竞争之心。现在你说可行的，梁丘据也说可行，你说不行的，他也说不行，你对的时候他跟着你对，你错的时候，他跟着你错，这样怎么治理国家？你要这样的臣子做什么？这不就像单纯地用水做汤，用一个音弹琴？ 和与同是古人对待不同意见的两种态度。 君子作为执政者，倾听不同的意见，不但可以让自己少犯错误，纠正自己施政过程的失误，还因为不同的声音可能代表不同的利益，代表不同的诉求，执政者只有了解所有人都呼声才能找到最佳的执政方案。 而普通人则没有这方面的职责与义务，所以作为普通人来讲，愿意附和别人的意见也好，愿意努力迫使别人接受自己的意见也好，影响都不大。 对于普通人来讲，同不仅是可以附和别人，也可以要求别人来附和自己。 就像熊十力与冯文炳二位先生，为了意见分歧可以拔拳相向，二位老先生虽然是学者高人，但是仍然是普通人，这样做就算是小人的同；如果有一位是领导，想通过自己手中的权力来压使对方放弃自己的观点，这就是君子的不和了，他追求的仍然是小人的同。 小人同而不和可以，君子和而不同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唐朝李隆基想做什么，李林甫就帮他做什么，从不提不同意见，结果大唐辉煌终结于李隆基之手。 近代的这种例子更是枚不胜举。 如果按照上述理解，“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的内涵则完全发生了变化，它指的是在执政者在行使政治的时候，也集思广益，“知和而和”实际就是追求同，这样做是不行的，必须用礼法来节制。 礼法是衡量事务的标准，人们在考虑不同意见的时候不能违背它，所以才有“刑不上大夫”这样的讲法。 “刑不上大夫”并不是大夫想干啥就干啥，犯了罪也不受惩罚，真那样就乱套了。它的真实作用类似今天民主国家赋予议员的一些特权。 以上两种解释，究竟哪一种才是有子的本意，现在很难断定，因为只有一句话，没有任何语境，我们不知道有子当时跟人们在探讨什么的时候讲起了这句话，所以也没法判断它到底是何指。 如果能找到当时的语境，确切知道有子这句话的含义当然非常好，找不到也不要遗憾，我们研究《论语》不是为了寻章摘句，做教书先生，而是为了了解那个时代的制度与文化，了解那个时代人们的思想与思维方式。 明白了这一点，就会懂得，只要我们的解读附和礼乐制度与礼乐文化，与当时的历史环境不相悖，就好了，其余的都是浮云。 现在的问题是，在浮云下面这一章还有另外的一解。 礼乐制度为解决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个准则，它的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不在争，大家按照制度的约定来取得自己的利益，如果有了冲突也应该按照制度解决。 所以，孔子才说“君子无所争”。无所争并不是不争，而是以制度为准绳来解决问题。在基本原则确立下来之后，对于细微的地方古人希望大家能用让的态度来解决。所以在用礼来解决问题的时候，它有时也与让结合在一起，让是持守礼的又一个准则，它的前提是不违背礼之大宗。 孔子与子路、冉有、子皙、公西华一起闲聊天，孔子让大家谈谈大家的志向，如果有人想任用自己的时候，究竟能做到些什么。 子路说：如果有千乘规模（指一次作战可以出动一千辆战车的国家，按照制度，一个国家里每有多少人家可以供给出动一辆战车上固定的，通过出动战车的数量既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规模，又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势力）的这么一个国家，交给我治理，只要三年，我就可以让人们打起仗来都勇猛非常，而且整个社会还会井然有序。 孔子听了子路的话微微地笑了。 后来子皙问孔子为什么笑，孔子说：为国以礼，其言不让。 可能会有人觉得奇怪，你讲孔子和子路的故事，只看到了让，哪里有一个和字？其实和是在的，让的目的就是为了和。 过去讲天子和合诸侯。所谓和合诸侯，不是指诸侯之间没有利益冲突或者与王室之间没有纠纷，而是要以礼乐制度为准绳，来协调解决王室与诸侯之间、诸侯和诸侯之间的问题，保证天下处于和的状态。 在大的原则确立下之后，就需要大家用让的态度来解决问题了。 有一个与邻居争地的故事。说的是有户人家跟邻居争地，闹得不可开交，写信给在京城做大官的大官，让他找人修理一下自己这位不知好歹的邻居，儿子接到家信后，回了一封信，上面写道：千里来信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在春秋时期也有一个争地的故事。 范宣子是晋国执政的卿，他因为一块土地的事情与另一位大夫和有了纠纷，很久都没有解决，范宣子有些烦躁，决定用武力来解决这件事情。 他之所以选择这么做，当然是因为自己的势力远远大于和大夫。尽管如此，也不能说打就打，他还要做一些舆论上的准备工作，争取几个同盟，起码让大家不要对自己的这种做法反感。 他首先找到了羊舍赤商量，羊舍赤听完他的想法说：一个国家内有政事，外有军事，我是负责对外军事行动的，内政的事情不是我的职责。 言外之意，你与和大夫之间的事情属于内政，内政有内政的解决办法，怎么能凭武力解决呢？ 范宣子碰了一个很软的钉子之后，继承找同盟，他找到了孙林甫。孙林甫是卫国人，因为卫国内乱，流亡到了晋国。孙林甫对他说：我客居晋国，是专门侍奉您的，只负责您的事务。 意思是说：如果有人欺负您，这事我管，你去欺负别人，我不好插手。 非常有耐心的范宣子又找到了当时晋国另一位非常有名的人物，张老。张老对他说：我的职责是在军事方面协助你，不是军事方面的事情我一概不知。 问了三个人，就张老还直率点，算是直接拒绝了。 范宣子又找到了祁奚。祁奚说：我负责纪检工作，如果有人违法得不到惩办，这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现在你让我用国君授给我的权力帮你自己做事，这不大合适。说心里话，我就是现在帮你做了，你以后也会厌恶我的不正直。 祁奚就是历史上“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那位，这种人往往比较耿直，说起话来什么能噎死人说什么。这一次例外，祁奚拐了一个弯：我如果帮你了，你以后也会厌恶我。这不就是明着说范宣子这件事情做的不地道吗？还不如照直里说好听点。 范宣子又找到了籍偃，籍偃很客气：我是协助张老工作的，张老说啥，我就干啥。如果我直接听命于您的话，这不就乱套了吗？也违背了你执政的宗旨啊。 又找到了叔鱼，叔鱼说：你等着我给你杀了他。 找了一圈，总算找到组织了。但是，范宣子只是想要回在他眼里属于自己的那份土地，并不想把事情搞得太大。 范宣子到处找人咨询，一点也不知道保密，结果叔鱼的哥哥（异母）知道了这件事情，没等范宣子来找他，他主动找上门去了：听说你跟和大夫不大对付，问遍了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你怎么不问问你的家宰訾祏？他是你们家的老臣，而且知识渊博，又熟知你家的情况。 还不等范宣子去找訾祏，另一位大夫司马侯上门质问：听说你对和大夫有意见？我咋不相信有这回事？现在各诸侯国对晋国都不怎么服气，你不操心大事，怎么专门捣鼓些鸡毛蒜皮？ 范宣子实在没招了，赶紧去咨询訾祏，訾祏确实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他先是对范宣子痛说家史，告诉他范家之所以有今天全仗着先祖们积德行善，为晋国立下大功，得到了现在的这些封地。积德得来的东西，也要靠德基来保有它，怎么能跟为了一点事情就跟和大夫动刀动枪的？ 在大家连讽带刺、连劝说带教导下，范宣子终于明白了自己该怎么做了，他除掉原来有纠纷的土地不算，又多划给了和大夫一部分土地，算是彻底了解了这件事情。 范宣子曾经与他找过的这些人联合，一起赶走了晋国的另一个有权有势的家族——栾氏家族，这些人是他昔日的盟友，现在找大家帮忙对付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和大夫，帮来帮去，该要的土地没有要回来，却又倒贴了回去一些。 如果我们能读懂了这个故事，就能理解和在礼乐制度中的又一种含义。 对于晋国的大夫来讲，一个稳定的晋国更符合大家都利益，大家只有同心合力才能维持晋国的霸主地位，一个稳定强大的晋国，是大家利益的基础。对比起来，范宣子与和大夫之间的纷争并不是原则性的，既然不是原则性的，那么大家让一步就算了。 如果要让，只有范宣子让了，因为他地位高。 古人有一个与今人不同的观念，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越高，承担的责任越重，所以出了任何问题都要先从上面找原因。但凡涉及到纷争，正常的原理都是大让小，强让弱。 对于范宣子来讲，表面上看他多让出了一部分土地，实际他通过此举巩固了自己在晋国的地位，只要有能力，政绩卓著，封地随时可以得到。 不怕没有土地，只怕你没有得到土地的能力、没有保住封地的能力，这就是訾祏对范宣子讲的那番话的用意。 我们常说的“和平”，在古代是两个字，两种意思。“平”通常用于诸侯国之间的纠纷，两个国家如果达成和解，就说“平”；“和”主要指国家内部人们之间的关系，《左传》中有“师克在和”这样的话语，意思是说军队有战斗力在于人们的团结一心。 为了证明春秋时期，“和”字有这一层含义，下面再看一个故事： 范宣子的家臣訾祏死了，当这个曾经帮他度过难关的人，范氏家族家老级的人物闭上眼睛的时候，范宣子心里非常难过，难过之余还有一种担忧，他对儿子范鞅说：鞅啊，过去我有訾祏协助我，有什么事情我早早晚晚地向他请教，凭着这个我辅佐国君治理晋国和打理咱们的家。现在訾祏死了，而你又没有独自做事的能力，你可咋办啊？ 范鞅说：我平时与人相处恭恭敬敬，做事绝不草率，努力学习以追求仁道，为政以和遵循制度（和于政而好其道），有事情跟大家商量而不去出风头，自己的想法再好也不自以为是，无论什么事情，一定得到长者的肯定再去做。 范宣子说：这样做你就能自保了。 范鞅说的“和于政而好其道”是“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的一种翻版。 正是古人有这样的思想，孔子才会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这样的话。 在这种思想背景下，和就是以礼乐制度为准绳，在不违背大的原则下的一种互相退让。这种让不但表现在单纯的利益面前，还表现在人们的交际之中。 同样是晋国范氏家族的故事。范文子是晋国大夫，他参与政治的时候，他父亲已经退休了，有一次他上朝回来晚了，父亲问他：咋回来这么晚？范文子很高兴地说：今天从秦国来了个使者，大家在朝上猜谜玩儿，使者出的谜语真难，大家都猜不出来，我猜出来三个。老爹一听，不但没有夸儿子聪明，反而抡起拐杖就打：大家不是猜不出来，而是在互相谦让，你一个小孩子，却三次抢别人的风头，你这是作死了。 其实这种情况今天也一样，大家相处都讨厌喜欢显摆的人，但是自己的孩子如果到处显摆，很多做 父母的却往往引以为骄傲，在这方面我们不如古人远了。 我们用举例子的方式来理解“和”在有子这句话里的含义，不是说“和”的含义只有这么多，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对古人思想的领悟就会越来越偏狭。关于这一章，再讲最后一个故事，让我们看看在古人眼里顺理成章地“和”，在我们眼里可能是多么地不可思议。 郑武公、郑庄公父子二人都曾经做过周平王的卿相，到了郑庄公这里，周平王想分掉郑庄公的一部分权力给虢国的国君，对此郑庄公非常不满意，去质问周平王，周平王说：没有这回事啊。为此，王室和郑国曾经盟誓，而且交换过人质。周平王死后，王室还是想重用虢公。对此，郑庄公非常恼火，麦收的时候，派人直接割了王室在温地的麦子，秋收的时候又派人割了王室的谷子。 就这样，王室和郑国之间就埋下了不和的种子，公元前707年，周桓王彻底夺去了郑庄公在王室的一切权力，郑庄公以拒绝朝见作为报复。 王室东迁之后虽然不如原来的势力大，但影响还是有的，所以周桓王虢、卫、蔡、陈国等诸侯国组成的联军讨伐郑国，准备给郑国一点眼色看看。 结果事与愿违，郑国不但把联军打得大败，郑国大夫祝聃还把周桓王给射伤了，祝聃建议乘胜追击，郑庄公说：我们怎么能对天子太过分呢？能够自保，国家能免于灭亡，这就够了。 在当天晚上，郑庄公派大臣到周桓王营垒慰问周桓王和众位诸侯。 据以上分析，“礼之用，和为贵”这一章就可能有三重意思，1、和指中庸之道。2、和指执政者对待不同意见的态度。3、和指为政处事之道。 三种意思，三种思想，各有侧重，有子讲的这番话不可能同时包含这三重思想，也就是说三种解读之中只有一种可能符合有子讲这番话的原意。 究竟是哪一种，因为我们不知道有子是针对什么讲得这番话，所以很难确定。这是一幢挺让人郁闷的事情。 不过，我认为也没有必要过于在意这些，能够准确地解读《论语》当然很好，如果由于条件所限，就是没法确定说话人想表达的原意是什么也无所谓，古人辑录《论语》的目的，是为了研究礼乐制度做参考，我们研究《论语》的目的是为了了解那个时代的思想与文化，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也该满意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以上三种解读都符合礼乐文化的精神，代表了和在古人思想中的三种境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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