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山县治贵港说质疑（转）

前言：布山县，已经有众多古籍史料记载和确认，是秦始皇统一九州之后，设置岭南三郡之一桂林郡的治所之地，布山县就在桂平市西南蒙圩一带，而最近几年却有贵港市（贵县）辖区以汉代出土一些个别文物，认定布山县就在其境内。而还是有对历史尊重的专家和学者，其以严谨的论据，提出质疑，其中最具有说服力的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副研究员陈小波的《布山县治贵港说质疑》，特以此转发，以供更多有识之士阅读分享和交流。

布山县治贵港说质疑

陈小波

【提要】本文根据文献记载、考古材料以及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就布山县治贵港说的观点，提出了八个方面的质疑，并提出了贵港不是郡治所在地，而是带有“屯垦”性质的驻军机构的新观点。

【关键词】布山贵港质疑驻军屯垦

【作者】陈小波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南宁 530022

布山县治问题的争议由来已久，长期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争议至今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归纳起来，学术界对布山县治所在地的意见有五说：一说在今桂平市(原桂平县)[①]；一说在今贵港市（原贵县）[②]；一说先在桂平后移贵港[③]；一说在今贵港市和桂平市交界处颜[④]；一说在今百色市东北[⑤]，有的则直接指明在今凤山、东兰一带[⑥]。长期争议的结果，意见主要集中在桂平和贵港两地，但近年却出现较多倾向贵港说的看法。本文拟就布山县治贵港说的观点，提出一些疑难问题，以引起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做更深入的讨论。

持贵港说观点的学者所依据的理由主要有三：一是贵港城南有汉代城址；二是城区附近有大量的汉墓，与长期设立郡治相称；三是出土有烙印“布山”铭文的漆器，为布山在贵港的说法更增加了一个证据。他们认为，这些发现也算解决了一个历史上有争议的地理沿革问题。乍看起来，贵港说的理由是充分且严谨的，观点似乎也是成立的。但仔细推敲起来却发现不少疑点，还有值得商榷之处。疑点主要有以下八个方面：

一、结论之疑

这里所说的结论，指的是布山县治争议的“结论”。近年来，随着史学研究的深入，对布山县治所的意见，学术界出现较多倾向“贵港说”的看法后，据说有些人就认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就这样定了，甚至常常当面叫人不要再争论了。其意思是“贵港说”就是布山县治的“最终结论”了，不用再讨论了。笔者以为，从目前的情况看，“最终结论”的提出为时尚早。因为，布山县治这个问题，是历史上长期有争议的问题,学术界也存在桂平和贵港两地说的意见。尤其是“桂平一说”历代文献都有记载,并非无史可稽之瞎说。所以,桂平之说不应忽视。

当然,贵港自上世纪50年代起至今,配合基本建设的田野考古工作做得较多,发现的墓葬在数量上具有优势,学术界对贵港一方带有倾向性的看法也是可以理解的。相对桂平而言,由于田野工作做得少，墓葬的数量偏少,自然不为人们所关注。但桂平的墓葬目前只是数量上少,并不是没有。既然有,数量问题就有待机遇和时间及一定的人力、物力耒解决。近年,在桂平城区附近的大塘城村旁郁江河岸边沿作抢救性的局部发掘，揭露的面积虽然只有1600平方米,但却发现了8座西汉墓,加上早年这里因河岸崩塌而发掘的1座和位于江口对岸木圭大廊村龟岭上发现的1座,已有10座西汉墓。过去未挖掘之前,人们总以为桂平没有汉墓,现在刚刚动点土，墓葬露面了又觉数量少。数量虽少，但从无到有本身就是一大突破,其数量也令人振奋,在如此窄的面积和如此短的时间里,桂平发现的西汉墓数量,就几乎相当于贵港50多年来发掘西汉墓总数的十分之一,表明桂平墓葬的分布密度和数量前景是可观的。特别是就在大塘城村的附近,还残存有20多个以“堆”命名的大型土堆,从汉墓成片分布的规律看,如果在这里多做工作,应该还有墓葬发现。另外,在大塘城村旁的郁江岸边,还发现有多座汉代烧制绳纹瓦的马蹄形窑；在疑为“古城址”的今桂平城区三角嘴处,还发现有大量汉代绳纹瓦和汉人日常生活用的陶器残片,据说还有人在此发现了“秦半両”铜钱等。这些“城址”(建筑遗物)、墓葬、窑址等系列性的发现,可以说是目前贵港无法比拟的。除此之外,桂平市境内还发现有5处汉代冶铁遗址,并出土了一批汉代铜饼、釜、甑、洗、灯盘等铜器和35面汉代铜鼓；在桂平浔、郁两江沿岸及其他调查所及地区,还发现20多处汉代陶片散布点等。

以上桂平发现的这些遗址遗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是桂平汉文化繁荣丰厚和历史悠久的反映,与自秦起在此设置郡县治所的时空轨迹和文化积淀是否有联系？这些情况,在作布山县治的结论时,就应把这些因素纳入其中考虑,全面比较桂平和贵港两地的情况，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并从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等方面作缜密的对比研究后，才能作出客观科学的结论。但现在的情况是，埋藏在桂平地下的这本“历史书”尚未翻开之前，就依据贵港一方的墓葬考古材料来下结论，这个结论只能是现阶段考古学上一方的初步结论，而不是从历史文献、地理位置、水路交通、选城规律、地名起源以及两地的考古材料比较研究后作出的结论，显然不是全面、客观的结论，更不可能是最终结论。如果把现阶段仅凭一方的墓葬材料得出的初步结论当作这个问题的最终结论，就必然令人对这个结论的准确性产生怀疑。既然有怀疑，就有发表意见和继续讨论的必要。其实，学术上有不同意见并非坏事，对活跃学术研究，解决历史问题十分有利。“百家争鸣”，愈争愈明，无疑是件弊少利多的好事；若无争鸣对历史问题的解决反而无益。

二、城址之疑

持贵港说观点的学者，基本上都是以今贵港市城南的南江村为汉代郁林郡城址。该城的确认，大概来自《贵县志》的“相传”说。据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重修的《贵县志·布山续考》载：“郁林郡故城，在县东南三里，郁江当前，南山后峙，与《水经注》'郁水东迳布山县北，郁林郡治也’之语若合符契。故城，相传为吴太守陆绩所筑。”对这段《续考》所载，我们姑且不说“相传”的可靠程度如何，仅就把一个“传说”建于三国时期的城，因其地理位置符合《水经注》“郁水东迳布山县北”之语而将它作为汉代郁林郡的城本身就是一大质疑。当然，有人可能会说：这里传说的虽然只有三国吴时期的城而没有汉城，但是说不定这个城是在汉城的旧址上兴建的。要是这样的话，这个三国城不是也包含有汉城在内了吗？这个想当然的假设虽然很美，但事实上这里是否真的有城还不清楚。就城址材料而言，目前不要说汉城，就连三国时期的城至今还未见有考古资料发表，考古工作者也说该城址目前还未找到。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李珍、覃玉东在《广西汉代城址初探》一文中曾说：“一些重要的城址如郁林、合浦等郡县治所目前尚没有找到”[⑦]。明确指出了郁林郡的治所没有找到，也就是说贵港说学者所依据的南江村郁林郡城址还没有找到。可见，其“城址”之说还停留在“相传”的猜测阶段。到底南江村是不是城址，是什么性质的城址还不清楚，以之为依据的结论，自然令人产生怀疑了。

为了解这个“城址”的情况，笔者曾两次前往南江村调查。所见的“城址”坐落在南江村的东侧，其北临郁江，南濒不规则的低洼水泽地。“城址”地势低洼且开阔，地面不甚平坦，北高南低，自北面的郁江河堤处向南倾斜至低洼的水边。上世纪80年代这里还是一片人迹罕至的荒芜之地，但近年已垦为耕地，并新建有不少民宅。环顾四周，既没有明显的城墙和护城河痕迹，也找不到城址的堆积物，地表散布的只有极少量墓葬中常见的汉代陶器残片。一般说来，凡是古代城址的地方都有瓦片等建筑遗物的发现，比如广西全州和平村的建安城、灌阳湘溪村的观阳城、兴安七里圩的“王城”、界首的城子山古城、贺州铺门的高寨古城、贺街的临贺故城、武宣三里的勒马故城、宾阳古城村的领方故城等汉代城址，城址内都有大量陶制的绳纹板、筒瓦残片等建筑遗物发现[⑧]。但贵港市南江村的“城址”内，至今却连一小块绳纹瓦片都找不到。这里如果要确认为城址的话，恐怕还要进一步做工作。从地形看，其北高南低，地势倾斜且凹下，低洼开阔，加上郁江一侧河岸上有多个约20米直径的大圆坑分布。这样的地形，与其说是城址，倒不如说是聚兵驻守郁江的江防要冲之地。总之，从目前“城址”的现状看，不要说这里是否有城址尚难确认，就算有城址，是否就是布山县的城还很难说。可见，以这样的“城址”材料作依据的结论，其可靠性就不言自疑了。

三、墓葬之疑

不可否认，贵港市自上世纪50年代修筑黎湛铁路时起至今，确实发掘了不少墓葬。据不完全统计，已发表的墓葬发掘报告计371座。其中属西汉时期的52座，东汉的203座，三国至唐宋时期的116座。那么，西汉时期的墓葬占墓葬总数的14%，东汉至唐宋时期的墓葬占墓葬总数的86%，可见其墓葬多主要多在较晚的东汉及以后的墓。从各个历史时段看，自公元前214年秦建立桂林郡治始至公元220年的东汉末年止，在秦及两汉时期长达416年的时间里，贵港只有255座两汉墓，年均不到1座，只有0.6座墓。其中，西汉时期214年，加上秦统治的7年共221年之久，但贵港只有52座西汉墓葬，平均4年多才有1座墓。尤其这52座墓中，属西汉早期的2座，西汉中期的14座，晚期的28座，未分期的8座。依此计算，西汉早期（加上秦统治的7年）平均39年1座，西汉中期平均5年1座，最多的西汉晚期平均也长达两年半才有1座墓。由此可见，西汉时期贵港的居民并不多，一般都在几年甚至几十年才有1座墓，不像是人口密集的城市，说明西汉时期尤其是西汉早期在贵港建郡县治所的可能性不大。就是从墓葬数量较多的东汉时期看，在东汉长达195年的时间里，贵港只有203座墓，平均每年才1.04座墓，也同样看不出是郡治所在地人口集中的地方。当然，这里统计的数字只局限于已发表的考古发掘材料，除此之外，应该还有一部分未发掘、未发表的、或实际有存在而未被发现的墓葬。我想，就是加上这一部分墓葬在内，估计其总量及比例出入也不会太大。总之，贵港的墓葬总量虽多,但与历史年代相比墓的年均数量却偏少,各个年代、各个时期的墓葬数量前后相差悬殊,其人口的稳定性差,密度也不大,与人口密集且稳定的郡县治所是否相称？确实令人怀疑。

四、漆器之疑

1976年11月，贵港罗泊湾1号墓出土了两件带有“布山”铭文印记的漆耳杯[⑨]后，就成为持贵港说学者重要的物证而加以肯定。出土的这两件漆耳杯，都在杯底的外部烙印有“布山”二字的地名戳记（图一）。对于漆耳杯上“布山”这个地名应属于哪种性质地名的问题，笔者还是赞同蒋廷瑜先生“'布山’应是漆器制造地的地名”[⑩]的看法，因为这个看法符合秦汉时期漆器烙印戳记的惯例。但要区别清楚的是，这里所肯定的只是“漆器的制造地”是布山，而不是“漆器的出土地”是布山。一般来说，器物的出土地（即停留地）多为器物的使用地，只有极少数的器物停留在制造地。如果将器物的出土地点也看作是制造地的话，其结论显然就值得怀疑了。从出土器物的情况看，漆耳杯本身并非不可移动的重物，而是轻巧易携之器。随着交换和使用的需要，其位置的变换和移动往往是频繁且广泛的，亦即具有流动性。既然有流动性，其停留的地点就带有“多元”的不确定性。一件器物的最终停留地点虽然只有1处，但一批同一类器物分散后的停留地点就多了，有的可能停留在制造地，有的可能停留在制造地以外的甲地或乙地，有的则可能停留在更远的丙地或丁地等等。有时几百件相同的器物分散后，其停留的地点也可能出现几十处甚至上百处之多。既然同一种器物分散后其使用的停留地点有多处，那么以其中一器的停留地点作为几率甚低的“制造地”的物证，其结论的准确性显然就相当低，甚至往往是错误的。正如今天成千上万个印有烧制地名“景德镇”三字的青花茶杯，广泛流传各地，除极少数可能停留在制造地景德镇外，绝大部分分散后也许流传到景德镇以外的北京、上海、广州以至国外等地，就是南宁也停留有不少。如果百年或千年以后，我们的子孙在地下挖出这件器物来，恐怕不能说以前的景德镇就在今天的南宁市嘛。如果他们真的将昔日青花茶杯的制造地“景德镇”作为在今天南宁市的物证的话，这个结论肯定是错误的。其实，考古方面也不乏出土带有外地地名器物的材料。比如，1974年平乐县银山岭出土了一件刻有“孱陵”地名的铜矛[11]。“孱陵”不是铜矛出土地平乐县的地名，而是汉代孱陵县的地名，地点在今湖北省公安县南。又如1971年10月，在合浦县望牛岭的西汉墓中，出土了一件朱书隶体“九真府”三字的陶提筩[12]。“九真”是公元前三世纪末南越国设在今越南清化、河静及义安等地的郡，是九真郡的府名，也是外地的地名而不是陶提筩出土地合浦的地名。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罗泊湾1号墓不仅出土有“布山”铭文的漆器，还出土有刻以“布”字、“析”字和“蕃”字的铜器。如标本M1：32号鼎，盖面上一侧刻“析”字，一侧刻“布”字，在腹外壁口沿至凸棱之间一侧刻“蕃，二斗二升”“析，二斗大半升”等字，另一侧刻“一斗九升”，腹下部又刻“布”字[13]。可见，在同一个鼎上既刻有“布”字，也刻有“析”字和“蕃”字三个地名（图二）。其中“布”字是“布山”的省文，地点在今桂平市；

“析”字是“析县”的省文，地点在今河南西郏县；“蕃”字是“蕃（番）禺”的省文，地点在今广州市，都是铜鼎出土地以外的地名。如果其中的“布山”所在地指的是铜鼎出土地贵港的话，那么同时刻在这个鼎上的“析”（今河南西郏）和“蕃”（今广州市）这两地是否也在今贵港？显然不是嘛。如果后两者不成立，那么前者的“布山”在贵港是否也值得怀疑？

五、地名之疑

这里所说的地名，仅就“桂林”和“布山”这两个地名起源地的问题而论。之所以特别提出这两个地名的起源问题，是由于布山县是桂林郡的郡治所在地，也就是说“桂林”和“布山”这两个地名是在同一地的。既然这两个地名同在一地，那么它们最初命名的起源地也应该同在一地。众所周知，地名的起源地是考证古代基层行政机构最初设置的地点最原始、最直接、最可靠的史料。所以，要考证桂林郡和布山县最初设置的地方，只要考证并确认“桂林”和“布山”这两个地名最初命名起源的地方，就必然是这两级行政机构最初设置的地方。如果地名的起源地不在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就肯定不是郡县治所最初设置的地方。

关于“桂林”和“布山”这两个地名的起源地问题，笔者在《桂林、布山地名起源考》[14]一文已作专题论述。文中根据文献史料、壮语语音以及地形地物的特点，对“桂林”和“布山”两地名的起源地进行了考证，提出了秦汉时期的“桂林郡”和“布山县”两级行政机构的地名，其最初命名的起源地点是在今桂平市而非贵港市的新观点。其中，桂林郡的地名，是根据浔江河源（史称：“江源”张昭远、贾纬等：《旧唐书·地理志》。）上盛产“肉桂”这一地方特产命名的。由于这带地区的“江源多桂”，肉桂成林，故秦时在此置郡时，便以这一地区的特产作为郡名，称之为“桂林郡”。桂平正是地处“多桂”的浔江河源上的一个市，是昔日“桂林郡”命名的地方。而贵港远在浔江以外的郁江上游，并不在浔江河段内，距多桂的浔江河源六、七十公里，市境内历史上确实无法找到桂树（木樨）或肉桂的踪影，表明贵港并非“多桂”之地，其物产与“桂林”这个地名起源毫无关系。另外，“布山县”的地名与桂林郡的地名一样，其命名的起源之地也在今桂平，是依据有“泉水”的名山（今桂平市西山）直接命名的。因壮语称“泉”为“布”，故名“布山”。而贵港市却缺乏有古泉的名山存在，显然也不是“布山”命名的源起之地。

既然“桂林”和“布山”这两个地名的起源地都不在现在的贵港市，那么这两级行政机构最初设置的地点就不可能在贵港市。如果这两级行政机构真的设置在贵港市的话，难道当时由于贵港缺乏这两个地名，古人要从桂平起源的地名拿到贵港去建这两级行政机构？这种“移花接木”、“张冠李戴”建郡县的做法，不要说在我国，就是在世界上或许也是史无前例的，其可能性是否也值得怀疑？

六、地位之疑

这里所说的“地位”，是指“地理位置”简称的地位。贵港地处西江支流的郁江河段，上可通南宁、宁明、越南、百色、云南，下可达桂平而接浔、黔两江，交通也算便利，军事地位亦相当重要，但较之桂平却大为逊色。桂平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地处西江主干河段的浔江以及黔江、郁江两大支流的三江汇合处，位居广西水路的中心点。这里江河纵横交错，水路四通八达，有一城傍三江、汇二十八、交四十三江河、通四省一国的地位优势，是广西古代水路交通的中心枢纽（图三）。向北沿黔江、柳江、融江可达湖南、贵州；沿柳江的支流洛清江可达永福、临桂；沿黔江还可经红水河到达桂西以至云南、贵州。向西南沿郁江、邕江、左江、右江、驮娘江，可通桂西、桂西南以至到达云南、越南。向东顺流而下为浔江，沿浔江经西江可达广州出海；沿浔江还可逆流而上桂江和漓江，到达桂林、兴安、全州而出湖南。这一地理位置，在以水路交通为主的古代，堪称交通和经济发达的黄金水道。尤其黔、郁两大支流汇合后的浔江，是西江流域广西境内最大的主干河段，江面最宽，水量最大，是古代桂林郡内陆途经广州出海越洋的“高速公路”和经济大动脉。其实，一个城市的地位重要与否，主要取决于城市的腹地和连接腹地的交通线深广与否。一般来说，城市拥有的腹地越深越广，地位就越高越重要；连接腹地的交通线越深越广，经济就越发达，活力就越强。桂平不仅拥有横跨今广西、广东两省区地域宽阔的腹地，而且有三条大河与腹地内几十条河流相通，其地位的重要及交通的优势十分明显。从古人选择郡县治所的规律看，都是选择在地位重要、水系发达的地方。尤其视水路交通为生命线的秦始皇，在进军岭南的初期，宁愿停止进军三年，也抽调大批士兵“以卒凿渠”，修通南北水运“以通粮道”的灵渠[15]。如此重视水路交通的秦政权，对城址的选择必然注重交通和军事方面的考虑，以满足军需运输、战略攻守、水源保障、交通便利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秦代统治者在选择桂林郡和布山县的治所时，难道他们真的会违背选城的规律和重视交通的一贯做法，放弃有三大河流相交的、地位重要的、交通优势明显的桂平，而偏偏选择在只有一条河流、战略地位和水路交通优势明显偏弱的贵港，这种可能性的几率高吗？

七、转移之疑

在《布山县治考》[16]一文中，笔者曾提出“布山县治转移说”的观点，认为布山县治是先置桂平后移贵港的初步看法。文中依据地名的起源说，论证了布山县治最早设置的地点在桂平后，进而以桂林郡地名的转移为例，推测布山县治在朝代更替、政区变动和辖境缩小的情况下也可能转移到贵港的看法。现经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分析后，认为这种无直接因果关系的推断难以成立。因为关于布山县治转移的问题，文献没有明确的记载，转移的原因多为臆测，转移的时间也难以确定，考古材料亦无法证实。总之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转移的理由都不够充分，转移之说都不可能成立。这样推测出来的结论，不要说别人无法接受，就是作者本人也觉得过于牵强，亦难以自圆其说。这个自我推翻的“转移”说，在此姑且也作为贵港说的一疑吧。

八、郡治之疑

有鉴上述种种所疑，贵港是郡县治所的可能性就十分可疑。笔者认为贵港不是郡治的所在地，而是秦汉时期岭南地区重要的驻军之地，亦即军事城堡的所在地。主要依据如下：

（一）文献记载秦在岭南驻军

关于秦军在岭南驻军问题，可从文献记载中得到准确的信息。据西汉初淮南王刘安等著的《淮南子·人间训》载：秦始皇进军岭南时“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嶷之寨，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驰弩，使监禄无以转响。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几十万，乃发适戍以备之”。

这段史料，详细记述了秦军在进军岭南时从遭抵抗到驻军的全过程。从中得知，兼并岭南之战的秦军因遭遇到实力强大的西瓯部族的顽强抵抗而“伏尸流血几十万”，使主帅屠睢也被杀死，损失惨重的秦军被迫在此“乃发适戍以备之”，派遣被贬职、被流放的将士在此戍边，设立了军事据点，重兵驻守，以防备再遭袭击。这段文字，成为秦进军岭南之初最明确、最权威的驻军记录。

（二）贵港是重要的军事驻地

另外，从相关的文献记载中也得知，秦汉时期不仅在郡治、边关和重点民族地区驻军，还将大批中原汉人南迁到岭南地区，开始实行移民戍边政策。所迁的移民大体有四方面的人：一是战后的50万征南官兵大部分“复员”留下“与越杂处”[17]或“将卒以戍越”；二是征调中原无夫家的妇女“万五千人”到岭南随军“以为士卒衣补”[18]；三是把商贾当罪人发配戍边“略取陆梁地（岭南）”[19]；四是将有罪的官吏、汉人流放到岭南“谪戍边疆”，其“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20]。他们利用这些中原汉人在岭南地区大规模开展军屯、民屯或商屯。其中军屯方面，利用这些驻军的兵士就地开垦，大量种植农作物，以解决军队的给养或税粮，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上述《淮南子·人间训》的记载表明，秦军在进军岭南的过程中确实设立了军事据点，驻扎了军队。但是，这个军事据点的驻军地点具体在岭南地区什么地方？要弄清这个问题，只要找出秦越之间这场惨烈之战的地点就清楚了。

对秦越之战的地点问题，曾昭璇先生认为在桂江流域[21]；陶维英认为在西江流域[22]；有人认为顽强抵抗秦军的地点在古时“西瓯地”的贵港[23]；余天炽等则认为在今越南北部地区[24]。笔者倾向于前三者的说法，但秦军杀西呕君译吁宋和越人杀秦军首领屠睢是两场不同地点的战争，不能混为一谈。前者在今桂江流域的平乐一带，后者在今西江流域的贵港。

因为秦军进入岭南遇到的抵抗主要是西瓯和骆越这两国的主力。古籍上出现的西呕（瓯）、东瓯、骆越或瓯骆、杨越、百越、南越、外越、越人等不同的称谓，其实主要就是指瓯、骆这两个国家。正如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院曾昭璇教授考证，先秦时期的岭南小国甚多，其中西瓯国较大，文化也较发达，社会已进入奴隶制阶段。上述的记载已证实有君长译吁宋，其政制是个多民族组合的国家。西瓯国的国土范围大致以西江中游为中心，南至广东茂名与骆越相错分布，北至平乐，东至广东西部，西及柳州。同时存在的骆越也是由许多小国（部族）组成，其地在西瓯的南方和西方，大致西江正干以南，东面左江流域，环北部湾而居，以红河三角洲为核心地带。骆越的小县一般称骆将，全骆则称骆王。所以《勾践世家》有并称“瓯骆相攻，南越动摇”之说。他认为，这次战争的发生地应在桂江地区，亦即苍梧之野南面，秦军当时已沿桂江南下深入至今梧州之地。此时在越已建立有“苍梧郡”，其守名杜，其尉即屠睢亦有记载于他书。赵佗则属南越一军，当龙川令，采用和辑越人并设法巩固中国人地位，上书求秦皇输三万女子为兵率缝衣之举，而“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见《史记·淮南王列传》）。由此可见，当时的移民是安定的[25]。

以上曾教授的研究证明，当时入越的西路军由屠睢亲自挂帅，在桂江地区即西瓯国北界边缘的平乐县与西瓯的主力相遇而受阻。由于地形不熟，粮道不通，后勤吸养无以为继而不敢冒进，只好停止进军，以至“三年不解甲驰弩”，直至“以卒凿渠而通粮道”后才与越人作战。这一仗，西瓯国只凭借其地理环境和民族团结的优势与秦军作战，而军事组织和武器水平却与秦军相差悬殊，最终被秦所灭，并杀死西瓯国的国君译吁宋。1974年，在平乐县银山岭出土的秦军兵器“铜矛”[26]就是在此作战的一个旁证。

东路的南越一军由后来任龙川令的赵佗率领，一路上没有遇到太大的抵抗，交通上也无粮道之忧，所以顺利抵达“无君小国”的“番禺之都”，并逆西江而上在封开、贺州、梧州、岑溪一带配合西路军与西瓯军作战，歼灭了西瓯国，然后两军主力沿浔江、郁江、黔江西进，向平南、桂平、贵港、武宣等地进军，追剿西逃的西瓯残余势力。沿途的这些地方，今天都留有不少战国或汉代的墓葬。

秦军进至贵港后，遭到西瓯、骆越联军的顽强抵抗。对此，曾有学者明确指出：“贵港地区古时是'西瓯地’，西瓯部族曾顽强抵抗过秦军”[27]。其实，古代贵港的居民不仅有西瓯，还有骆越民族。据《旧唐书·地理志》载，贵州郁平县“古西瓯、骆越所居”。“贵州”是唐改南尹州所置，治今贵港西南；“郁平县”（宋时治今贵港东津）亦今贵港地。表明古代的贵港是西瓯、骆越两个民族的杂居地带，其地理位置已接近骆越的分布中心，是当年西瓯和骆越部族人口集中、实力强大、抵抗秦军最猛烈的地方，显然是秦越激战的发生地和主战场之一。在桂江一带失去国君、蒙受巨大牺牲、性格强悍的西瓯人民并不屈服，当他们逃到贵港惊魂稍定后，又迅速与当地的西瓯人和骆越人聚集起来，“相置桀骏以为将”，推举骆越部族的桀骏为他们的首领，继续投入残酷的抗秦战斗，决心为译吁宋报仇雪恨。在桀骏的统领下，利用他们熟悉地理环境、善于爬山越岭、击水荡舟的长处，乘着黑夜向秦军展开了规模空前的突然袭击，打得疏于防范、正在睡眠中的秦军措手不及，惨遭失败。越人在这场夜间反击战中表现得十分勇猛出色，不仅使秦军“伏尸流血几十万”，而且连统领五十万大军的“总司令”屠睢也被越人杀死，损兵折将，元气大伤，损失极为惨重。在血的教训面前，秦政权不得不派遣被贬职、被流放的将士在此（今贵港市）戍边，重兵驻守，设置了军事据点，以防备再遭袭击，成为民族边州地区重要的军事据点。

（三）驻军首领是被贬的官员

从西江流域内现存汉墓较多的贵港来看，亦为秦汉时期在此驻军提供了重要的依据。特别是有些墓葬的墓主身份也透露出一些与驻军相关的信息。比如贵港数百座汉墓中时代最早之一的罗泊湾1号墓，“从椁室被盗剩的器物中清理出大量铜镞、武器木柄和殉葬5号人身边佩带两柄长剑的情况看，墓主生前是一员武将”[28]。既然是武将，就有可能是当时贵港这座军事城堡的最高首领。可见，这座墓墓主身份的确认，为秦汉时期在此驻军提供了可资印证的依据。

又如1979年4月，时代与罗泊湾１号墓相当的罗泊湾2号墓,除出土有“夫人”玉印和“家啬夫印”封泥显示其地位相当高外，还出土了一件口径达66厘米的大陶盆。该盆是坚硬的泥质灰陶，腹部靠上有两周绳索状附加堆纹，靠下有细密方格纹和几何形戳印纹。器内底留有一条用黑色胶剂粘补过的大裂缝，裂缝旁有一方小篆文印戳（图四）。这方印戳的文字，以前的考古报告没有释读,有人误释为“圭禾后”三字。将近10年之后,广州南越王博物馆吴凌云先生才释读为“秦后”二字。蒋廷瑜、彭书琳两位师长也同意这一说法,并进而考证后认为，这个“秦后”是南越国分封桂东北西瓯部族苍梧候国的苍梧秦王之“后”,陶盆应是苍梧秦王宫中之物，为秦王后所专用[29]。这件大陶盆的出土，说明墓主是来自苍梧候国宫中“王后”的贵妇。从1号和2号这两座墓的情况看，两者同在一地相距不远，两墓的规模相当，而且都有人殉，规格一样高，年代一样早，防腐措施相同，部分器物相似，墓主的地位都相当高，性别又是一男一女，两者显然是夫妻关系。

既然是夫妻关系，2号墓墓主又明确是“秦后”和“夫人”身份，那么1号墓墓主就应该是苍梧候国的“秦王”。从１号墓墓葬规模之大，动用木材之多，双重漆棺、十二椁箱的规制之高，“五鼎”葬品组合之显赫以及殉葬七人之众等情况看，与秦汉时期王、侯一级的葬制和地位也相一致。尤其出土的3面铜鼓(包括改制成烤火炭盆的一面)，从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得鼓二、三，便可僭号称王”(《云南纪游》)的王者权力与地位看，与西瓯民族地区苍梧侯国的国王身份亦相符。再从他敢于无视“止死”废人殉的秦汉王朝律令看,也只有曾称雄一方的边陲侯国君主、现为地方驻军首领的人才能办到,一般在职的郡尉长官是不敢如此妄为的。这些情况表明，１号墓的墓主并非郡尉一级的地方长官，而是苍梧侯国的“秦王”，与２号墓“秦后”的葬制无疑是匹配的一对夫妻。他们俩人既然不是郡首和郡首夫人，也不是贵港本地人，而是苍梧侯国的“秦王”和“秦后”。但是，这对夫妇为什么会埋葬在距其王国如此遥远的异乡，他们生前是因何来到贵港的？这个问题发人深思。

从级别看，南越国中央分封的侯国和建立的郡，两者应属同一级地方政权，比地方驻军要高一级。他们俩从苍梧侯国到驻军之地的贵港，显然不是“同级干部”交流的正常调动，应是从“秦王”一级贬谪而来的驻军首领(武将)。其实，关于苍梧侯国“秦王”和“秦后”被贬的信息，在其各自的墓内出土的文物中也有所反映。比如，1号墓出土一批表面磨损严重、经过反复修补的铜容器中就有这方面的信息。这批破烂的铜器，计有鼎、案、盘、钵、鋗、匜等10多件。每件铜器上都留有大小不等、数量不一的补丁，少的有一两个，多的有五六个，有的甚至多达20余个。修补的方法不尽相同，有的用长方形薄铜片作补疤，周边用铜钉铆定，或用铜丝直接穿透裂缝两侧固定，再加焊接；有的则在破损处焊补，或直接在破洞内补入铜钉。器物的磨损程度及补丁的多寡，反映出铜器使用时间的长短。这些残破的铜器和斑驳的补丁，不仅告诉我们这批铜器的使用时间已相当长，而且还告诉我们这位地位显赫的墓主并不是死在“秦王”的任上，而是从“秦王”的高位被贬为地方驻军武将(首领)后，过着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贬职生活之后才去世的。因为如果是死在任上的话，身居“秦王”高位的他必然要什么有什么，不可能长时间使用这些经多次反复修补的残破器物，历史上也难以找到一位如此俭朴的诸侯王，显然是被贬后失去优厚物质待遇的节俭生活写照。他的节俭竟连一个破烂的铜鼎盖也舍不得丢弃，而是修补好后翻转过来作三足盘用，甚至连一个普通的烤火盆也要用一面闲置的、对他来说已失去王权象征意义的铜鼓改制来代替。特别是上述罗泊湾2号墓出土的质地低档的泥质灰陶“秦后”大陶盆，虽然破裂也不丢弃，仍用胶剂粘补继续留用[30]。如果这位“贵妇”是死在“秦后”任上的话,哪会连一只质地如此低劣的破烂陶盆也要粘补留用？这种情况，一方面反映了墓主被贬后的生活俭朴；另一方面也反映她留恋和怀念昔日的地位和曾经有过的辉煌。因为陶盆内戳印有当时苍梧秦王宫中秦王后专用的标志“秦后”二字，表明她的身份曾经贵为苍梧秦王之“后”。被南越国贬谪“适戍”后，她随夫流放才到了贵港这个军事据点戍守。由于怀念昔日曾经拥有的“后”的崇高地位，所以对这件不可再得的陶盆倍加珍爱，既不会以之作赏赐品，也不会作赠品送人，就是破了也不丢弃，仍粘补保存或使用，死后也要以之陪葬，以证明其地位的高贵。由此可见，贵港地区时代最早的这两座墓葬，其墓主并非郡守一级的行政长官或郡守夫人，而是从“秦王”和“秦后”或“夫人”的高位贬职而来的地方驻军的军屯首领及其家属。这些器物的出土，成为南越国分封“苍梧王”和谪戍犯罪官员充军戍边的物证，印证了史籍的记载。从而也说明，那些带有“布”、“析”、“蕃”地名的铜器和烙印有“布山”铭文的漆器，并非贵港本地制造的器物，而是“秦王”昔日在王宫中享用的高品位日用器，是被贬职之后从苍梧侯国带到谪戍地贵港来的。

（四）驻军机构带有屯垦性质

关于军屯这个问题，在贵港罗泊湾1号墓的随葬品中也有所反映。首先，从出土的农具看。该墓除了出土盗剩的农业工具铁锸外，还出土了两件开列有大量农具清单的《从器志》（M1：162）和《东阳田器志》（M1：163）木牍。其中，《从器志》的正面书：“插（锸）廿廿（四十）八具一郧，鉏（锄）一百廿具，鈂十五具，囗囗囗囗具”；背面书：“囗具一十二，囗囗囗鈂一百二十木臽，插五十三，鉏一百一十六。”《东阳田器志》上书：“入插（锸）卅·正月甲申中侍囗囗，囗囗十八其九在中”[31]。这两件清单开列的农具总计达533件，比出土武器的总数还多，可见其农业地位的重要。这些数以几百计的农具数目不管其随葬实物的虚与实，至少说明死者生前拥有众多的铁制用具。这些用具显然不是作战武器，而是用于农业劳动的生产工具，说明死者生前并非单纯的军事将领，也参加或领导农业生产，从事种植劳动。如果是单纯的军事首领或郡守一级的行政长官，估计不会开列如此众多的农具数字陪葬。这两件木牍的出土，表明墓主生前领导的驻军机构是具有屯垦性质的军事机构。

其次，从出土的植物种实看。该墓出土的种实计有“稻、芋、粟、大麻、黄瓜、香瓜、冬瓜、番木瓜、葫芦、橘子、李、梅、青杨梅、橄榄、仁面、罗浮栲、广东含笑、金银花、花椒、姜、木棉”等20多种[32]，都是粮食、果蔬、调味、衣着及药用等产品，显然是墓主生前所领导的驻军士卒生产的部分产品，以解决驻军日常生活之需，或交纳稅粮之用，是个自给自足型的驻军机构。

再次，从出土的纺织工具看。值得注意的是，一般在女性墓中才有出土的纺织工具，在1号墓这座男性的武将墓中居然有达90件之多的纺织工具出土。从一般规律看，中国人的传统是“男耕女织”，作为男性武将的墓主本人显然不会从事女性干的纺织工作。它的出土，只能说明他所领导的垦殖机构中也包含有女性从事的手工纺织生产，是一个比较全面的、自给自足型的军事耕织机构。

以上这些随葬实物足以证明：贵港这里的驻军明显带有“军屯”的性质，即边打仗边就地垦种，是亦军亦农亦工的驻军机构；墓主的身份不是郡首一级的行政长官，也不是仅仅带兵打仗的驻军武将，还兼有耕垦自给的、被贬职而来的地方驻军首领身份，与前述《淮南子·人间训》记载的“适戍”相吻合。

（五）社会不稳需长期驻军

秦军既然确在贵港处驻军，那么从当时的形势及“汉承秦制”的规律看，汉政权也必然继续在此驻军。因为从文献记载中得知，汉代的贵港是个既不平静又不安全的地方。比如：汉军破南越时，桂林郡辖境内“瓯骆（贵港处）四十余万口降”[33]；建宁中郁林郡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乌浒人（贵港）十万”；越人好仇杀，“越人之俗，好相攻击”[34]；“瓯骆相攻，南越动摇”[35]；“陆事寡而水事众”[36]以及《史记》、《汉书》所载赵佗给汉文帝书中提到的“其西瓯雒裸国亦称王”、“布山民夷杂居，号称难治”等等。这些记载表明，作为西瓯与骆越杂居的贵港地区，汉越之间因频繁战争而严重对立，民族间的伤痕和隔阂空前深刻，汉军在此经常遭到瓯骆的袭击和反抗，确实是个叛乱与反叛乱战争频繁的多事之区，其民族基础、安全环境以及社会的稳定性都很差。统治者不可能选择如此恶劣的环境建立郡县治所，只能派军队驻守。汉政权在此如果没有强大的驻军，不仅站不住脚，还危及设在今桂平市的郡县首府的安全。有鉴于此，汉代统治者必然沿袭秦制，继续在贵港处驻军，作为桂林郡首府的屏障，挡住西南方来势凶猛而强悍的瓯骆部族的反抗势力，成为秦汉时期岭南地区郡府以外最重要、规模最庞大的军事据点，承担着维持驻地安宁和拱卫郡县首府安全的重大责任。事实上，贵港自秦汉以来一直都是驻军和劳教的重地，直至今天仍有不少驻军和规模较大的劳教场所，从中亦可看出历史的传承与连续性，是军队必驻的重要民族杂居之地。

（六）贵港墓葬多与驻军相关

在此也许有人会问：贵港既然不是郡治而是亦军亦农亦工的驻军机构，为什么城区附近保存有那么多墓葬？这个问题可从两方面看：一是从驻军的规模看。汉代的军事据点也建有城，一般称为军事城堡，与今天的军事基地相当，都是作为军事上进攻、防守、驻扎军队、储备武器、弹药和给养的根据地，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工商业高度集中的郡城虽有所不同，但两者都是人口集中的地方，其驻地有墓葬无疑是正常现象。加上汉代的军事城堡有“小营”和“大营”之分，留下的墓葬也有多少之别。“小营”类的军事城堡一般都是规模小，驻军少，驻时短，流动性也大，往往留下的墓葬偏少。比如我区全州的建安城、兴安的通济城、北流的增劲塘城、宾阳的领方城等军事城堡[37]，即属此类小营的城堡。而贵港这座军事城堡的规模，无疑是属“大营”一类的军事建制。其所驻之军不仅数量多，而且随军的人员也多，驻军延续的时间亦长，所以留下的墓葬就多。从前文墓葬分析的情况看,其人口数量前后年代相差悬殊,分布的密度不大,稳定性也差,显示出人员调动进出这种驻军机构的流动性。二是从埋葬的人员结构看。贵港的墓葬大都是西汉后期至东汉时期的墓葬。这些墓葬的死者除被贬职的驻军头目和家属外，也不排除有流徙士卒的墓葬。因为前已述及，中原南迁的移民中除了征南官兵“复员”留下与越杂处和无夫家妇女随军衣补外，还有有罪的官吏、商贾及其他罪人。其中被流放的这部分罪人是不得随便回原籍、回京城或归葬故里的，只有经皇帝批准、得到皇上特赦或获得平反的人，在生前才能告老还乡，或死后也可“落叶归根”移柩原籍埋葬，即使已埋葬了的罪人，一旦获得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只要经济条件允许，他们也会立即迁灵柩或捡遗骨回原籍，就连战死的将士也都“迎尸千里之外，裹骸而归”[38]。除此之外，绝大部分落籍岭南戍守的罪人是终生不得返回原籍的。他们只能老死徙边地，埋骨异乡远域了。依此推测，作为秦汉时期岭南地区除郡府以外规模最大、其首领是被贬职的、具有耕战性质军事城堡的贵港，其开发面积也较宽，估计会有相当一部分耕战者来自中原被降职或被流放的有罪官吏充军戍边和被流徙的罪人，参与贵港一带郁江平原的开发。如果推断不误，这部分人的墓葬也应成为贵港汉墓多的原因之一。

九、结语

以上对“布山县治贵港说”的观点，提出了八个方面的疑难问题，多角度、多层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剖析，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主要指出了“贵港说”的结论，是现阶段一方的初步结论而不是“最终结论”，桂平系列性遗迹遗物的发现值得关注,布山县治问题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南江村的城址还停留在“相传”的推测阶段，考古工作者尚未找到，城址之说依据不足；城区的两汉墓葬总量虽多，但与历史年代相比墓的年均数量却偏少，各个年代、各个时期的墓葬数量前后相差也悬殊，不像是郡县治所人口密集且稳定的地方；漆器上烙印的“布山”地名与铜器上“析县”、“蕃禺”的地名一样，都是器物出土地以外的地名，而不是器物出土地贵港的地名，也不是出土地贵港本地制造的器物，而是墓主从苍梧侯国带到贵港来的日用器，不可能作为“布山在贵港”的物证；贵港不是“桂林”和“布山”两地名命名的起源地，不是这两级郡县治所设置的地方；贵港的地理位置和交通优势比不上相邻的桂平，秦政权不可能违背选址规律、弃优取次选择贵港为郡县治所；布山“先置桂平后移贵港”之说依据不足，观点难以成立。最后，对“贵港郡治说”也提出了质疑，认为贵港不是秦汉时期的郡县治所，而是当时岭南地区郡县治所以外地位最重要、规模最庞大、驻军时间最长、具有“屯垦”性质的驻军机构。

参考资料：

[①]唐·杜佑:《通典》；民国十九年（1930年）版《桂平县志》；中国历史地图集编辑组：《秦·淮汉以南诸郡》（地图），7～8页，《西汉·交趾刺史部》（地图），30～31页，《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中华地图学社，1975年第1版；《秦的统一》（地图），《中国历史》（初级中学课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