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文章论及古代毛笔的著述，从形制流变、材料、工序、制笔流派、笔工辑录与研究、毛笔与书风六个方面对学术界关于魏晋以来古代毛笔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展现了当代毛笔研究的总体面目和可能的研究空间。
关键词：古代毛笔 制笔史
作者简介：朱友舟，生于1973年，湖南岳阳人。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副教授，美术学博士。研究方向：书法史。
一 古代的著述
书不借笔，犹如行不由径。在古代中国，上至天子，下至庶人，无不由笔来表达文思。故《杨子法言》有言：“孰有书不由笔？”至于下笔如有神的著名文士，更是与笔结下了不解之缘，留下了垂范后世的传说故事。江淹梦神人赠以五色之笔，而文才陡进；柳公权曾以笔谏唐穆宗说：“用笔在心正，心正则书正”，皇上为之变容。笔，上可以谏国君，下可以增才思，这不能不说明古人有多么重视笔、爱惜笔。
相对于中国漫长的制笔史，对于毛笔进行著作却相对滞后，基本上是宋代以后才开始的。如今现存的文献也不在少数，专著有梁同书《笔史》、胡韫玉《笔志》等。清梁同书《笔史》是历史上第一本专著，在毛笔的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该书主要探讨了笔史、笔料、制笔、笔工四方面的内容。由于历史的局限，梁同书的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有待于进一步充实与完善。胡韫玉《笔志》对《笔史》的研究有所补充。
此外，还有不少有关毛笔的文献，虽非专著，仍值得我们关注。如虞和《论书表》称：“笔则一二简毫专用白兔，大管丰毛，胶漆坚密。草书笔悉使长毫，以利纵舍之便。”宋苏易简《文房四谱》中的《笔谱》主要叙述了毛笔的历史、制作、用笔、笔工等；同时还收集历代文人记述毛笔的载记、辞赋。
明高濂《遵生八笺》卷十五《论笔》记录了毛笔的制法、毫管、笔式、笔工、藏笔、洗笔等方面的知识。明屠隆《纸墨笔砚谱》、唐秉钧《文房四考图说》各包括《笔说》一节，均简单记述了制笔、藏笔的方法。宋林洪《文房图赞》记载十八种文房器物并封以官职名号，用图像作赞。在此书基础上，元人罗先登《续文房图赞》又续录了十八种器物，体例与林书相同。谢崧梁《今文房四谱》中《笔》探讨了不同种类新笔的开笔深浅的问题，颇有新意。此外，散见于各种文集、诗集中的文献资料也很丰富。一般而言，笔工文化水平相对较低，少有作品问世，而问世者由于不重视又未能传世。而文人囿于重道轻器的观念，很少记述具体的工艺流程及制作方法，缺少直观的图示；记述形式则多为随笔札记，缺乏系统性。这些都是古代著述的局限。
二 学术界关于魏晋以来古代毛笔的研究现状综述
(一)形制流变
毛笔的发展以形制变化为主，形制的流变一直为学者们所关注。
启功将毛笔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殷商甲骨文到战国时期，做笔的工艺比较简单；秦到汉朝是第二阶段，工具有了进步；六朝到唐是第三阶段，比汉朝人的笔又进了一步；第四阶段是到了宋元明以后，这一段毛笔叫做“散卓笔”。启功的分段法，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为毛笔形制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照标准。
张光宾在《笔性与书家好尚》一文中指出魏晋以后书家依照自己的习性择笔。唐时举子应试多用鸡距笔；宋代诸葛笔仍沿唐制毫健心圆；元明以后，学者渐尚羊毫。这种分析言简意赅地概述了毛笔的历史。还指出“毫的本性强弱之外，而锋颖短长又各具刚柔。即强毫锋短，有柱、有被，其性更健，如唐、宋旧制的鸡距笔；若强毫锋长而细，其性则强中带柔，如近代发现两汉以前的古笔与宋代黄庭坚爱用的紫毫无心枣核笔。反之弱毫锋短则较健，锋长则更柔。”
以鸡距笔的研究来说，先是马衡结合考古挖掘的实物以及正仓院的藏品论述了汉唐时期毛笔，指出汉代居延笔为散卓笔的初级阶段，而有心笔是晋唐时期的新产物，未必是古制。傅芸子《正仓院考古记》记录了鸡距笔的制作方法以及特点。庄伯和详细记载了天平缠纸笔的制作法，这大概与鸡距笔的制作方法相似。南京市博物馆《江苏江宁县下坊村东晋墓的清理》记述了东晋缠纸笔的特点与规格，并配有出土毛笔的图片。王学雷对于东晋束帛制作法作了分析与考证。这些研究为鸡距笔的个案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而散卓笔的兴盛大约在宋代以后。沈尹默说：“唐末五代时，易水祖氏、奚氏，相继造作了烟墨，就和现在所用的差不多。因此，散卓笔、无心散卓笔来适应这种墨汁。散卓笔与现在通用的相同。这是写字工具的一大进步。” 这种分析启发我们：毛笔研究只有结合纸、墨等材料的发展史，才能得到更加立体的认识。赵权利指出无心散卓笔省去加柱心的工序，直接选用一种或两种毫料，散立扎成较长的笔。张伯元认为在笔心中大多要加上一个枣核似的小桩子，即为有心笔，又称无心散卓笔，为唐时宣城著名笔工诸葛氏创制。李兆志认为散卓笔指用一种兽毛制成，近世称为纯毫。何炎泉认为散卓与笔头的外形有关，指一种特定的外形笔。陈大川等认为散卓笔是怀素、张旭狂草书家的书写利器。关于散卓笔出现的时间，学界也有探讨。多数学者认为在宋代由席地据几而变为高桌案，所以导致散卓笔的出现。有人却说唐代便出现了散卓笔。可见，如何界定散卓笔，学界存在一些分歧。本文试图结合文献厘清散卓笔的概念以及发展历史。
枣心笔属于散卓笔的范畴。翁志飞《从制毫工艺及用笔姿势的转变看宋四家书风》、黄剑《名作的中国书法史》均有所涉及。陈志平对于宋代的笔制作了较为有益的探索，纠正了以前关于枣心笔内有枣核一样笔心的错误认识。
关于鼠须笔，胡问遂称：“兔一名曰鼠，鼠须笔实乃兔毫所成也。” 初国卿误称鼠须笔是老鼠须所制。有人称应该是黄鼠狼的须毛。李兆志称不管是老鼠胡子，还是黄鼠狼胡子，目前全国各毛笔厂都不采用。他认为这两种动物的胡须都不适宜制作毛笔。市场上偶尔见到的所谓“鼠须笔”，也不是真品，而是以兔胡或其它黑色尾毛为主料制作的。郑朝、蓝铁指出魏晋时代，出现了一种鼠须笔，为黄鼠狼的尾毛做的。王羲之《兰亭序》用狼毫笔书写成的。上述研究各执一词，未有定论，因此鼠须笔的材料问题有待进一步论证。
羊毫笔的研究一直为人们所关注。刘恒论述了生宣纸、长锋羊毫为碑派书法风格提供了工具材料基础。华人德论述了长锋羊毫的发展历史以及使用长锋羊毫的利弊。但是，羊毫笔的来龙去脉及不同时期的特点尚待进一步的梳理与厘清。
由上可知，关于毛笔形制以及名称的研究，个案分析较少，有些问题尚待继续探索。一些学者对于古代毛笔的形制不甚了解，人云亦云。本文拟通过个案分析的方法，力求对历史上主要的毛笔形制进行重构，并试图在历史原境中探讨形制演变的过程。
(二)材料
毛笔的制作材料种类丰富，性能多样。对此，有经验的笔工自然非常熟悉，如数家珍；学者们则大多不感兴趣或者不屑于研究。因此，相关的研究比较少见。潘天寿在《笔史》一文中对材料作了补充，并表明了自己对于当时毛笔行业材料种类单调的担忧。毛笔种类的贫乏，无疑会制约艺术创作的发展。潘天寿的研究方法对于本文的研究具有较大的启迪作用。李兆志在《中国毛笔》中根据多年的制笔选料经验，对材料作了翔实的分析，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材料的研究亟需更多的学者以及艺术家加以关注，以便形成良性的艺术生态循环，为艺术的研究以及创作提供良好的工具材料基础。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他学科的研究可资借鉴的成果也不少。潘锡贵等《笔料毛与笔料毛山羊》一文描述了笔料毛的结构以及分类等。杨圭章阐释了黄鼠狼季节性换毛的规律。《养兔户应掌握家兔换毛规律与取皮时间》阐述了家兔换毛的规律，对于野兔毛的采集具有参考价值。黄建亮论述了季节对兔毛长速与产毛量的影响，王勇简述了黄鼬皮的季节特征等等。上述成果为材料研究提供科学的依据，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三)工序
历来学者对于毛笔的制作工序记载不多，现代的相关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尤其以李兆志所著的《中国毛笔》较为出色，其中，毛笔的制作部分的记述最为翔实，关于制作过程的描述详尽可靠，体现了齐笔的制作风格，具有较强的操作性与参考价值。此外，潘天寿《毛笔常识》、马青云《湖笔与中国文化》对制作工序均有一定的研究。程建中《湖笔制作技艺》作为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对湖笔的制作工序作了详细的记载，并配合有大量的图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上述研究比古代著作无疑推进了一大步。但是，在具体步骤的记录与描述时，尚有待进一步的文献参证以及学理探讨。
(四)制笔流派
古代毛笔流派纷呈，主要有宣笔、湖笔以及湘笔等。穆孝天论述了宣笔的起源、唐代繁盛、宋代发展、元代衰落的过程。该文资料较为充分，为研究宣笔的力作。其他研究大多没有超出穆孝天研究的范围。宣笔形成的原因以及宣笔在当时上层社会礼仪中扮演的角色也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与探究。
相比较而言，湖笔的研究则比宣笔深入得多。马青云《湖笔与中国文化》是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的重要成果，也是近期研究湖笔的力作。此书通过湖笔与中国文化的宏观研究，较为全面地给读者呈现出湖笔的历史面貌。由于本书立足角度过多，论述体例庞大，因此行文时似有力不从心之感。徐建新《湖笔笔名杂谈》以及吴文昕《传统湖笔代表性品种》都记载了古时湖笔以百支为一个单位，每百支所卖得银子的两数冠于湖笔之前的习俗。王稼句《笔舫》主要描述了湖州笔工销售毛笔的交通工具以及特点。张荣讨论了清代按年例进贡毛笔的惯例，指出湖笔为宫廷御用笔主要来源。沈文中《明代湖笔业鼎盛的社会历史原因探究》、张雪《湖笔制作主要工序》、杨松源《从批注法看湖颖之技甲天下》、何义《制作湖笔的笔工》、王宇主编《文玩收藏与投资》等从不同的角度对湖笔作了有益的探索。可见，湖笔的研究相对比较成熟。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一般研究湖笔时往往将元明清三代混在一起，如此则淡化了湖笔不同阶段的特征，事实上，湖笔的发展各个时期均有一定的差别与变化。
(五)笔工辑录与研究
由于笔工的资料缺乏或者散见于各类文献中，对于笔工的研究尚不够重视，研究层面简单。现代学者的研究多建立在梁同书《笔史》的基础之上。马明达在《笔史》基础上增补元代笔工近三十人，并对元代笔工作了地域分类以及相应的论述。李遇春增补明代笔工十二人，清代笔工二十四人，并补充了相关的文献。嵇发根对湖州一些著名笔工作了比较详细的考证。王稼句《笔舫》对部分湖州笔工的生卒等相关史实作了考订。马承源介绍了部分著名制笔家的相关资料。以上关于笔工的校补工作有待补充完善。此外，相关的文章缺少对于笔工的制作能力研究，且笔工与文人之间的互动也有待相应的探索。
(六)毛笔与书风
毛笔与书法创作以及风格的关系为历代学者以及书家所关注，在创作中毛笔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能书不择笔”的命题一直为学者们所热议，但是，学界对此却缺少透彻深入的论证。关于毛笔的形制对书法创作的影响，学者常有零散的涉及，尚待系统的论述。不同材料的毛笔就会产生不同的书写效果。吴湖帆提出“羊毫盛行而书学亡”的观点似乎过于偏激，羊毫笔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对于碑学书风的形成不可或缺。植物纤维与动物毛料差距甚大，陈献章利用茅笔创造出拙大的书风，影响颇大。相关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如单国强《茅龙飞出右军窝—明代陈献章的茅草笔草书“大头虾说”》，陈志平《峭削槎枒，自成一家——论明代陈献章的茅笔书法》，应爱萍《心画与心学—论陈献章的茅笔书及其心学思想》等。不过，研究者往往大多局限在陈献章一人，作为一个流派尚需进一步的挖掘。由于形制的不断演变，通过烧毫或束毫的手段来模仿古法写小篆，遭到了许多学者的批评，其中的来龙去脉有待进一步厘清。
日本学者藤枝晃著将毛笔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一古笔；二秦笔即鹿毫笔；三今笔即兔毫竹管笔。最后指出篆书、隶书以及楷书这三种书体上的变化实际上是与“古笔一秦笔一今笔”这种毛笔的发展进化相对应的。这揭示工具的变化与书体发展的研究方法，无疑具有较大的启发性。他对于魏晋时期的毛笔提出的“北鹿南兔”之说，也有很高的概括性。
综上所述，毛笔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还存在许多继续探索的空间。本文将从毛笔形制、笔料、制作工序、流派、笔工、形制与书风的关系等方面，以个案研究法为手段，结合文献实物图片以及实地考察等对毛笔作以全面研究，以便对魏晋以来的毛笔作一综合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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