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六朝时期，人们对诗歌情景关系的认识较之先秦两汉又有了一次新的飞跃，体现在对景物与情感间关系的认识走向稳定与成熟，不仅停留在对其感性的认识及与之相对应的诗歌创作中，而且开始上升到理论高度。
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对诗歌情景关系均有或浅或深的论述。其中，刘勰论述诗歌情景关系最为详尽深刻。《文赋》受到体裁的限制，不可能详尽地讨论写景，没有对情与景之间的关系详细叙述。《诗品》只是指出景物感动人并行之于歌咏，没有对景物和作者的关系作进一步说明，其用意没有超过陆机所说的景物引起作者悲或喜的感情。陆机和钟嵘只看到景物能感动人并形之于歌咏。他们没有看到“物有恒姿而思无定检”，两人所看到同一时令的同一景物，但引起两人的感触却可以不同。提出“物色尽而情有馀”，这是一个新的看法，由刘勰最早提出，远远超过陆机，并超过他以后的钟嵘。刘勰提出“诗人感物，联类不穷”，强调“感物”，即从“情有馀”着眼，感物虽然是从景物引起的感触，是跟景物有联系的，但“联类不穷”，即引起的感触是不穷的，这个“不穷”，正是从“情有馀”里而来。从创作方面说，这里含有感触更重于景物的意思。正由于感物的联类不穷，所以要“流连万象”、“沉吟视听”。
建安之后，由于经学衰微，士人思想得到解放，文学自觉的帷幕已经拉开，自然景物进入诗人的视野，开始大量地涌入诗篇，也随之成为诗人情感的启迪者和寄托之处。社会的相对安定，时代精神的萎靡，诗人对苦难现实具体切实的忧悯便更加内化为一种深细、迷惘的生命悲剧意识。士人的心灵情怀越来越敏感、细腻、脆弱，举目所见的物态人事常常引发他们对生命短暂易逝的感喟，以及与此相关的感离伤别、怀今追昔等无端惆怅。即使任诞旷达的竹林名士，在他们放浪形骸、玩世不恭的外表之下，也隐藏着浓烈的人生悲剧之感。阮籍的哭歧路、哭邻女，登山临水竟日忘归，王衍的伤痛“怀抱中物”，谢鲲的纵意山水，谢安的“中年伤于哀乐”，无一不折射着长久的历史苦难的内化沉积。
萧统的《文选》是中国文学史上现存编选最早的一部古代诗文总集，共收录130位作家的作品700多篇，其中诗歌444首。这些诗歌生动反映了从战国末年到梁代700多年间的社会生活，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宋代便有“若学诗而不知有《选》诗是大车无輗，小车无辄”（曾季狸《艇斋诗话》）的说法。
《文选》游览诗共收录11位诗人的23篇作品，是魏至萧梁前期游览类诗作的代表，其所游之景有：园林景物，如魏文帝《芙蓉池作》、谢叔源《游西池》；山水景物，如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作》、谢灵运《从游京口北固应诏》；游名胜古迹，如沈约《游沈道士馆》；一般性景物，如鲍照《行药至城东桥》。这23篇游览诗的情景关系模式主要为借景抒情与情景交融两大类。
借景抒情模式在《文选》游览类中数量最多，而且最能反映游览类“游”这一特点。以魏文帝的《芙蓉池作》为例，开篇点明行游时间和地点，一个“夜”字，既突出了诗人的浓厚游兴，也是后文写景的基点。“双渠相溉灌，嘉木绕通川……上天垂光采，五色一何鲜”，中间十句承接上文，就紧扣“夜行”与“逍遥”，着力描绘芙蓉池光怪陆离、五彩缤纷的夜景。诗人从所见双渠、嘉木、卑枝、修条、惊风、飞鸟、丹露、华星的出现，视线由下至上，空间逐渐扩大，诗人渺小的个体被置于阔大的“西园”空间里，眼前美景使诗人留恋于此，嘉景可长留，而人何以堪？诗人顿感人生短暂，联想起现实世界中并没有人能真正地成为神仙的事实，表示了要在这如画的景色之中，适性游乐，使身心愉悦，以求长寿。“遨游快心意，保己终百年”，态度平实而乐观，既进一步反衬了使诗人沉醉以至流连忘返的芙蓉池景色的优美和游园的无穷乐趣，也抒发了诗人对生命短暂的忧患及对现实生活与生命本体的执着追求之情。
除魏文帝《芙蓉池作》外，借景抒情模式的诗歌还有诸如谢惠连《泛湖归出楼中玩月》，谢灵运《登池上楼》、《石壁精舍还湖中作》，沈休文《宿东园》等篇。无疑，从题目中可直接察觉到游览之景点及景物，而且都属借景抒情式抒情。景物描写直接而明晰，诗人情感的生发与景致对应。以谢灵运《登池上楼》为例，此诗作于景平元年初春，外放的忧郁和旅途的劳顿使谢灵运在到达永嘉后不久便生了一场大病，直到春回大地，才痊愈起身，登楼赏景，写下了这一千古传颂的名篇。诗人一开始化用《周易》“潜龙勿用”、“鸿渐奋飞”、“进德”及《尸子》“退耕”句意，和盘托出他时时纠缠在心的进退失据的矛盾心理和复杂情感以及对谪迁海滨的不满情绪。接着四句写实，说远仕僻地便卧病不起，直到气候变化才登楼远眺。新春驱走了严冬，也给病后的诗人带来了久违的美好心情。耳边传来阵阵波涛声，眼前是历历在目的秀丽山色，诗人的襟怀豁然开朗，在自然景物的新旧交替中感受着一种难以言表的愉悦。这种人生快感既因山海远景而起，又由池园近景而聚。最后卒章显志，表示自己也能和古人一样，坚持隐逸的高尚情操。
应诏诗，顾名思义为接受皇帝的诏命而作。诗人叙述景物的作用是为了歌颂皇朝恩德，其诗中的景物描写并非纯粹客观自然、具体真切，而是带有某种象征性、概念化的意味。以谢灵运《从游京口北固应诏》为例，这首诗描写了北固山一带的秀丽景色，先叙述随从宋文帝出游，然后写“张组眺倒景，列筵瞩归潮”，最后落实到“皇心美阳泽，万象咸光昭”，因是应诏之作，也免不了对宋文帝颂扬一番，最后说明自己拙于为官，透露出再隐故乡的想法。诗中的景物描摹具有强烈的政治象征意味。
情景交融模式是借景抒情模式的特殊形式。情景交融抒情模式是建立在情景交替出现，每处景的描写都不仅仅起渲染、点缀作用，而是一处景生一处情，此类情感不是顿生，而是由景引起的感知、体悟，是渐生的过程，创作主体的安排是边描写边体悟，笔到之处必有感而发。
谢灵运的游览诗抒情模式多样，如《登石门最高顶》开篇“晨策寻绝壁，夕息在山栖。疏峰抗高馆，对岭临回溪。长林罗户穴，积石拥基阶”，游览景物之辞仍占主导，下文曰“连岩觉路塞，密竹使径迷。来人忘新术，去子惑故蹊”。前半部分对登峰所见描写是纯客观的，下文渐渐有主观的移入，如“觉”是人的感官赋予的，同时，“来人忘新术，去子惑故蹊”纯属人的主观感受与体悟，对绝壁、疏峰、回溪、户穴所营造的环绕、压抑的空间的慨叹，以及对“路塞、径迷”所造成的迷惑的体悟。紧接“活活夕流驶，噭噭夜猿啼”，由“静”的客观事物的叙说转向大自然“动”的意象描摹。诗人用“动”的事物的声像打破前文压抑的氛围，看似基调与色彩转入暖和，但猿啼之声可谓凄凉与寂寞。紧承下文，诗人于此的感悟是即使环境压抑，氛围悲凉，久幽不改其操又何乐而不为呢！全诗无论是客观“静象”描写，还是“动象”展现，诗人都平淡地接受这种能守住节操的安时处顺之境，于士人而言，此是佳境、佳期，但没有“同游”的互相倾诉与共赏。
其余篇什，用同样方法类推，在文本形式上皆为情、景交替出现，诗人的情感停留时间比较短，每见一两处景就有主观体验移入，最后对交替呈现的体悟有总的提升与感悟。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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