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宗明义，正本清源，传统文化并不提倡隐士归隐的“小我”精神，而是“修齐治平”的“大我”追求，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终达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至高境界，这才是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和价值遵循。
假如有所谓的“隐士文化”，那也只是传统文化太阳下的一抹并不显眼的阴影。这种顾盼自怜的隐士神态只是传统文化角落里的一丝点缀，根本从来一直没有在传统文化的圣殿中登堂入室，充其量顶天也只是充当一个“苔花如米小”的角色。
从所谓“隐士文化”的起源来看。一般认为，隐士这种现象起源于道家的学说，崇尚清静无为与世无争的“无”的追求，这种泛泛而论、语焉不详的只字片语被隐士文化论者拿来奉为圭臬，还美其名曰“源远流长”。其实，这种追本溯源的论调不过是“乱认祖宗”，道家的学说讲究的天人合一追求绝对个体自由，并非就是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的所谓消极逃避世俗而是主动超越世俗的一种正向行为，与隐士论者的所持的陈词滥调大相径庭。如果真的有隐士文化的话，那么这种文化因其提倡“隐”的核心价值追求而烟消云散，甚至都不会有惊鸿一瞥。那么，“隐士文化”也好，“隐士精神”也好，不过是前宗教时代的一种本末倒置的水中捞月式的自欺欺人之说，在后来的各类宗教和哲学理论的夹击下，其含混不清的理论终溃不成军，只徒留一具孤零零的空壳。
从所谓“隐士文化”的巅峰来看。逻辑难以自洽是“隐士文化”的先天性缺陷，即使持这种论调者说得天花乱坠也无法自圆其说。所谓的“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照此推理那是众生皆“隐”，这种似是而非的“假大空”故作玄奥的“隐”，于是成了堂而皇之的借口并被别有用心的人借以招摇过市。我们看看被人认为“隐士文化”代表的“魏晋风流”中的竹林七贤、桃源陶令等，不可否认他们在文化上的意义，尤其是陶渊明，他写下的那些闲适的“田园诗歌”确实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被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更留下了“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千古佳话。但深思下去，这种“隐”更多地只是后人强加给他身上的标签而已，他的最终身份落脚于“诗人”而不是“隐士”，这也是隐士论者有意无意故意忽略的地方。传统文化中读书人以仕途为正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之目的还在于“学而优则仕”这条正途，所以对读书人来说“隐士”的身份过于泛化和扩大化，狭义地说除仕之外一切皆“隐”。真“隐”假“隐”的论争在历史上一直不绝于耳，也是传统文化的一个怪相，在我看来“终南捷径”这词才是对这种怪相最生动的概括。
从所谓“隐士文化”的现实来看。在现代社会，行行出状元，传统的“隐士”彻底到了无处可隐的毫无立锥之地的地步，它的逆向追求的“负价值观”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螳螂挡臂的结果不过是成为社会运行“齿轮”中偶尔掉落的一粒“沙子”，粉身碎骨之后化为齑粉。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大多数人在现实紧张生活的疲乏之余，远足散心、乡野寻趣等舒缓身心的行为，短暂的清修禅修等净化心灵的修行行为，与所谓的“隐士文化”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牵强点说也是“出了五服”的关系了，若是笨拙地碰瓷“隐士文化”无异于掩耳盗铃。在现实的语境下强词夺理故作风雅地标榜“隐士精神”，只是一种欺世盗名不成反而叫人贻笑大方的痴人说梦。
归根结底，“隐士精神”一直都不在江湖，但江湖上一直都有这个“奇葩”的传说。霸王硬上弓地强调“隐士文化”是传统文化所提倡的这一说法，应该看看鲁迅的那篇收录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中的《隐士》一文，先生说的犀利透彻，持这种论调者也该醒醒了，别整天无事生非拿着鸡毛当令箭而自鸣高人一等，那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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