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伯利恒钢铁股票交易战中迅速恢复的李佛摩尔在之后的15年中叱诧华尔街的资本风云，说他执华尔街的牛熊之耳是毫不为过的。虽然他的投资能力越来越强，但他的有钱并不受社会和媒体的尊重。与他同时代的江恩说他贪婪地追逐金融资本的利润，一旦成功获取了巨额利润又忘乎所以大肆挥霍。虽然我不完全认同江恩的说法，资本市场的自由竞争和弱肉强食对于李佛摩尔是公平的交易，这和当今中国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不对等的行业与社会的基础上竞争是同理，李佛摩尔显然是比当年大多数上市公司大股东来的干净。金融资本市场的产业博弈最终的财富是相对合法地走向了能高度集中的少数人手中。因为参与市场的每个人均先理解其中的风险和博弈的关系。
如果说李佛摩尔有失败之处，那是在于作为富人，他只是较少地考虑了自己的社会责任（这与当今我们中国的某些社会问题也是完全吻合）。对于李佛摩尔的：“我亏钱是因为我错了，而不是因为我放荡不羁或是过度享乐”这句话，我个人的理解他是双面的。如果就职业性本能来说，他从事的是金融交易这个工作，这个工作的性质是利用投机博弈的机制赚取波动中的差价。但对于他这个人来说，这句显得他的生活被社会标准所指责。李佛摩尔缺乏对生活的自省和公众的义务，这点在当时的华尔街和美国这个资本主义金钱横流的超级强国的高速发展初期是可以理解的，犹如我今天看到中国在进入经济高速发展后，有一大批类似李佛摩尔的富人脱颖而出，他们同样缺乏社会的责任感，这是社会中快速过度进入经济超速与人文脱节发展后所必然要支付的人类道德代价。
我清楚地记得，2008年9月15日，风雨飘摇中的华尔街在那几天中的黑暗不亚于地震。那天下午3点我到了大半年没去的交易所大厅，我要亲身体会当天最后一小时大单交易的状况。那一小时里面，我再次体会到了8年前，2000年9月15日纳斯达克大股灾开始那天的情景，当天在纽约交易所再次出现了，只是金融股和地产股的大崩盘。很明显，记忆和经验告诉我中型恐慌已经初具展开骨牌效应了。当天道琼斯指数和标普500指数已经进入了明显的大空头前期市场的新低点。
收盘后，我回到公司看了空头单的交易纪录，感悟和体会着这位68年前的前辈在1929年9月的操作思路，我再一次明白了，股市不存在也不需要所谓的先知，与当前市场上随时都有号称自己是股神者比较，李佛摩尔始终自认为市场的学生，我对他自我定位的解读就是，既然你我不是仙，我们要做得恰恰就是比市场本身慢半拍，然后在确认的基础上紧跟市场一步。
今天们并不需要刻意模仿巴菲特和索罗斯，只要研究和理解他们过去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设计出对自己财富稳定增值的好方法就足够了。当几十年后退休的时候，只要我活着走出市场，那我已然就是股神了。至于我们是不是要通过和巴菲特共进午餐才能解开市场疑惑的困扰，我个人的看法是完全不需要的。反过来问，如果要巴菲特来思考，要他花费200万美元给某人做午餐费来提高自己的“投资水准”，他会认为有价值吗？大多数人成长的背景和所在国度与市场的情况，与巴菲特成长的基础是差之千里，我们是完全不需要在10年内成为众人注目的巴菲特模仿者或追随者。
在我收集的众多李佛摩尔的遗物和与其有关的物件中，摄于李佛摩尔第四次破产的照片是在过去75年中未曾被任何媒体发表过的，今天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华尔街巨擎那面对市场冷漠的面孔和紧拽小儿子小手那父爱的一面，依然仿佛在告诫儿子，看紧资金的口袋，因为自己的财富是要自己来捏紧的。
1934年，华尔街的父与子，一脉传承，相同的冷漠
这是57岁的李佛摩尔和小儿子保罗－李佛摩尔在1934年3月上旬宣布破产后所摄，我给它起名“华尔街的父与子”。坦率地说，李佛摩尔始终把自己定格在市场的弱势群体位置，因为他是一个人单独操作。而我也处在弱势群体中。因为你没有市场的定价权，你只有参与市场的交易权。
我个人认为我也是市场的弱势群体，所以我通常都认为自己的第一想法总是有错误的可能性，每一个即将要交易的品种被选出之后，必须要观察入微，在真正投入大仓位之前，我必然要先用小仓位来测试该品种在市场中的方向强度，然后确认大仓位交易的时间，时间永远是第一的，因为那是扣动板机走向盈利的信心。欧奈尔对我说过，在生活中，做一个无聊的人，在市场，中做一个敏锐者，你就会避免李佛摩尔的精神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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