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锥编-毛诗正义》札记之五十四
钱钟书论“语法程度”
文/周敏
《管锥编-毛诗正义》第五十四则《雨无正》,副标题为《语法程度》。
钱钟书此则谈中国古代散文、格律诗、词、曲这几种文体的语法程度问题。这个问题在钱钟书之前没有人讨论,是创见。
“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诸侯,莫肯朝夕。”
这是《雨无正》中的一句诗。大意是:(在大周宗室破灭的情况下,)那些司徒公卿中下大夫们,不肯早起晚睡为国事奔忙。各邦国君王和列位诸侯啊,不肯朝夕陪王伴驾在身旁。
钱钟书此则从“莫肯夙夜”、“莫肯朝夕”这句诗谈起,讨论语法程度问题。
【诗文“语法程度”之比较】
按明叶秉敬《书肆说铃》卷上:“此歇后语也。若论文字之本,则当云:‘夙夜在公’、‘朝夕从事’矣。
——叶秉敬说“莫肯夙夜”、“莫肯朝夕”这两句话是歇后语,即“夙夜”、“朝夕”后面的话承前省略了,“文字之本”即原本完整的话应该是“夙夜在公”、“朝夕从事”。
钱钟书赞同叶氏的见解。
“文字之本”就是通常的语法或散文的句法,但诗、词、曲等韵文因为字数和声律的限制,常常出现承前省略(歇后语)、倒置等不合“文字之本”的情况。
为了理解这里所说的意思,我先举两个大家较熟悉的例子:
其一:杜甫诗《秋兴-其八》:“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
此句的“文字之本”是:“鹦鹉啄余香稻粒,凤凰栖老碧梧枝”。
其二:苏轼词《赤壁怀古》句:“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这句词中的“多情应笑我”不是通常语法,其“文字之本”是:“应笑我多情”。
诗词中之所以出现这种不合通常语法的句子,是由于作者表达特定情意的需要或格律、声韵的限制而不得已为之。这样做的结果是语言不通畅、费解,造成语法程度下降。
我以为,钱钟书所谓“语法程度”是以通常语法或散文之句法为基准,来衡量其它文体的语法水准,和基准靠近的文体则语法程度较高,反之,则较低。
钱钟书说散文是“解放语”,诗词是“束缚语”:
“散文则无此等禁限,……犹西方古称文为‘解放语’,以别于诗之为‘束缚语’。……诗家亦惯以足加镣、手戴铐而翩翩佳步、仙仙善舞,自喻惨淡经营。”
散文没有那么多限制,可以自由组织词句,韵文则不同,必须合乎平仄、声韵、字数的要求,犹如戴着镣铐跳舞。但韵文特别是诗词曲又特别精炼,写得好尤其隽永、优雅,古代文人往往特别爱好这一口,以显示自己的才学,孜孜以求,废寝忘食,惨淡经营,乐此不疲,谓之“因难见巧”。
关于诗律,钱钟书说:
“韵语既困羁绊而难纵放,苦绳检而乏回旋,命笔时每恨意溢于句,字出乎韵,即非同狱囚之锒铛,亦类旅人收拾行幐,物多箧小,安纳孔艰。无已,“上字而抑下,中词而出外”(《文心雕龙·定势》,譬诸置履加冠,削足适履。”
钱钟书写格律诗有《槐聚诗存》存世,其原序曰:“余童时从先伯父与先君读书,经、史、“古文”而外,有《唐诗三百首》,心焉好之。独索冥行,渐解声律对偶,又发家藏清代各家诗集泛览焉。及毕业中学,居然自信成章。实则如鹦鹉猩猩之学人语,所谓“不离鸟兽”者也。本寡交游,而牵率酬应,仍所不免。且多俳谐嘲戏之篇,几于谑虐。代人捉刀,亦复时有。此类先后篇什,概从削弃。自录一本,绛恐遭劫火,手写三册,分别藏隐,幸免灰烬。”
可见,钱钟书是深知旧体诗的个中三昧的。所谓“困羁绊而难纵放,苦绳检而乏回旋”是说旧体诗的条条框框太束缚人,犹练武之人因场地小施展不开拳脚,常常诗句不能涵盖思想,用字精当却不合韵脚,此类苦恼即使不便比作囚徒戴镣铐,也好像出行因旅行箱狭小装不下必带物品。无奈何,为了迁就平仄、声韵,只好把前面的用字移到后面,本句的意思挪到下句,腾挪倒置,不一而足,好比带帽穿鞋,削足适履。
关于词律,钱钟书说:
“词之视诗,语法程度更降,声律愈严,则文律不得不愈宽,此又屈伸倚伏之理。”
为了更好地理解钱钟书的见解,可以参看张中行《诗词读写丛话》:
“诗是照格律(或宽或严)作,词是照谱填。谱是更严的格律(字句、声音方面的要求更为复杂)。更严,也就会更难吧?大体说是这样。细说呢,难有各方面的。”
“诗律细,只细到,一般是分辨平仄,特殊是有些古诗押入声韵;词就花样繁多,如早期,可唱的时候还要分辨清浊,分辨五音,现在不能唱了,有的地方还要分辨上去,有的地方却容许以入代平,等等。”
“总而言之,是讲词的格律,要比讲诗的格律麻烦得多。”
世事很难两全其美,因为词律更细、更严,所以,在表达上词比诗疏离“文字之本”更厉害,换言之,词的“语法程度”比诗更低。
关于曲律,钱钟书说:
“曲尚容衬字,李元玉《人天乐》冠以《制曲枝语》,谓“曲有三易”,以“可用衬字、衬语”为“第一易”;诗、词无此方便,必于窘迫中矫揉料理。故歇后、倒装,科以“文字之本”,不通欠顺,而在诗词中熟见习闻,安焉若素。”
曲与词从体裁形式到音韵格律上都是十分相似的,即它门都是长短句子错杂的、讲究平仄、对仗和用韵的,都是格律诗的一种变体。
在曲律中还较普遍地出现平、上两声相通的现象,即应当用上声的地方,往往可以代之以平声。
曲在句式上与诗词很不相同的地方是可以用衬字,衬字是在曲律规定的字句之外增添进去的,在歌唱的时候轻轻带过,不占重要的乐拍,也不必讲究平仄,这对作者来说,是语意表达上的一种方便。
在讲述了诗、词、曲各自的声律特点之后,钱钟书总结说:
此无他,笔、舌、韵、散之“语法程度”(degrees of grammaticalness),各自不同,韵文视散文得以宽限减等尔。”
据钱钟书陈述和分析,我以为,历史上出现的几种主要文体,散文是基准,当然语法程度最高;其次是曲,语法程度较高;再次是诗,语法程度较低;最次是词,语法程度最低。
(曲的平仄格律某些方面比词更严,为何把曲的语法程度排在诗、词之前?因为曲允许使用衬字,使得它的语句非常通畅。)
【《三百篇》语法优缺点及其影响】
钱钟书说:
后世诗词险仄尖新之句,《三百篇》每为之先。
钱钟书把疏离“文字之本”的句子称为“险仄尖新之句”,指出《三百篇》首开先河,后世之作是其余波。
《诗》《七月》已导夫先路:“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此句“蟋蟀”是主语,“文字之本”应该为“蟋蟀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入我床下”;《七月》将主语“蟋蟀”移在“十月”之后,可谓标新立异。“险仄尖新”,此首开风气。
后世“险仄尖新”之诗句如:
1、李颀《送魏万之京》:“朝闻游子唱骊歌,昨夜微霜初渡河。”
按“文字之本”应是:昨夜微霜,[今]朝闻游子唱骊歌初渡河;
2、白居易《长安闲居》:“无人不怪长安住,何独朝朝暮暮闲。”
按“文字之本”应是:无人不怪何[以我]住长安[而]独[能]朝朝暮暮闲;
3、黄庭坚《竹下把酒》:“不知临水语,能得几回来。”
按“文字之本”应是:临水语:“不知能得几回来”。
这些诗句不仅是本句倒装,而且竟是跨句倒装,“语法程度”较低,往往时序、事理颠倒,是很费解的。唯有按“文字之本”理顺后才能通畅。
疏离“文字之本”的句子,《诗经-七月》是源,李颀、白居易等诗是流,它们遥遥相承,如出一辙,不谋而合,并非刻意模仿,而是情势使然,因诗句都要讲究声律,古今一致。
钱钟书说:经儒论《诗》,因为他们对词章缺乏真知实学,喜欢墨守“文字之本”,看到《诗》有不符“文字之本”的地方,便训诂之,纠正之,往往曲解了诗文的原意;看到经史的毛病,即用墨为药用笔为针加以诊治,其解也往往不能尽情达意。
钱钟书这里实际上是提醒,将古人诗文不合常轨的句子还原为“文字之本”时,一定要吃透文本原意,一定要懂得诗词曲等韵文的声韵规则。这需要极高的文化素养和仔细的推敲。
往下,钱钟书对《三百篇》及其它诗文中不合通常语法的句子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并还原于“文字之本”,指出其中有些句子约省太甚,不能达意,不可取。
钱钟书举例说:如《诗经-小宛》:“壹醉日富。” 《笺》注:“饮酒一醉,自谓日益富。”倘若不加衬字注解,则“壹醉日富”约省过度而不通。
后世省约而不通的句子如:
唐权龙褒之“檐前飞七百,雪白后园强”,宋宗室子之“日暖看三织,风高斗两厢”,字约而词不申,苦海中物,历代贻笑
钱钟书指出,《三百篇》优多劣少,白璧微瑕,不能全盘肯定;《三百篇》既为风雅之宗,亦是恶词之祖。
——“《三百篇》清词丽句,无愧风雅之宗,而其芜词累句,又不啻恶诗之祖矣。”
最后,钱钟书写道:
《朱子语类》卷一二二论吕祖谦说《诗》云:“人言何休为‘公羊忠臣’,某尝戏伯恭为‘毛、郑佞臣’。”其语殊隽。韩愈口角大似《三百篇》之“佞臣”,而王世贞则不失为《三百篇》之诤臣。《诗经》以下,凡文章巨子如李、杜、韩、柳、苏、陆、汤显祖、曹雪芹等,各有大小“佞臣”百十辈,吹嘘上天,绝倒于地,尊玞如璧,见肿谓肥。不独谈艺为尔,论学亦有之。”
钱钟书指出,对《三百篇》以来的文章巨子,不宜学佞臣之献媚君主,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吹捧,以至认鱼目为珍珠,;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光大优秀,针砭瑕疵。
这些都充分体现了钱钟书先生治学上实事求是的独立批判精神,为后来学子之垂范!
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注:篇中斜体字引自《管锥编-毛诗正义》第五十四则)
附录:《管锥编-毛诗正义》第五十四则
五四雨无正·语法程度
《雨无正》通首不道雨,与题羌无系属。《关雎》篇《正义》谓:“名篇之例,义无定准。……或都遗见文,假外理以定称。”亦似不足以慨此篇。《困学纪闻》卷三谓《韩诗》此篇首尚有两句:“雨无其极,伤我稼穑。”则函盖相称矣。
“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诸侯,莫肯朝夕。”按明叶秉敬《书肆说铃》卷上:“此歇后语也。若论文字之本,则当云:‘夙夜在公’、‘朝夕从事’矣。元人《清江引》曲云:‘五株门前柳,屈指重阳又’,歇后语也;《诗》云:‘天命不又’,‘室人入又’,‘矧敢多又’,已先之矣。”叶氏究心小学,著书满家,此则亦颇窥古今修词同条共贯之理;其言“文字之本”,即通常语法或散文之句法耳。盖韵文之制,局囿于字数,拘牵于声律,卢延让《苦吟》所谓:“不同文、赋易,为著‘者’、‘之’、‘乎’。”散文则无此等禁限,“散”即如陆龟蒙《江湖散人歌》或《丁香》绝句中“散诞”之“散”,犹西方古称文为“解放语”,以别于诗之为“束缚语”。尝有嘲法国作者谨守韵律云:“诗如必被桎梏而飞行,文却如大自在而步行。”诗家亦惯以足加镣、手戴铐而翩翩佳步、仙仙善舞,自喻惨淡经营。
[增订三]尼采论古希腊文艺,以系链舞蹈喻举重若轻、因难见巧,亦取韵律示例。谈者每称引之,而鲜知其本诸旧喻也。十九世纪一英国诗人不作“十四行”体,语人曰:“系链而舞,非吾所能。”(I never could dance in fetters.)《诗话总龟》前集卷一一引《王直方诗话》称张耒赞石延年大字云:“井水骇龙吟,蚁封观骥骤。”揣拟艺事于束缚局趣之中,有回旋肆放之观,用意正同镣铐之足资舞容矣。参观1882-1883页,又《宋诗选注·苏轼》注三、《杨万里》注二五。
韵语既困羁绊而难纵放,苦绳检而乏回旋,命笔时每恨意溢于句,字出乎韵,即非同狱囚之锒铛,亦类旅人收拾行幐,物多箧小,安纳孔艰。无已,“上字而抑下,中词而出外”(《文心雕龙·定势》,譬诸置履加冠,削足适屡。曲尚容衬字,李元玉《人天乐》冠以《制曲枝语》,谓“曲有三易”,以“可用衬字、衬语”为“第一易”;诗、词无此方便,必于窘迫中矫揉料理。故歇后、倒装,科以“文字之本”,不通欠顺,而在诗词中熟见习闻,安焉若素。此无他,笔、舌、韵、散之“语法程度”(degrees of grammaticalness),各自不同,韵文视散文得以宽限减等尔。后世诗词险仄尖新之句,《三百篇》每为之先。如李颀《送魏万之京》:“朝闻游子唱骊歌,昨夜微霜初渡河。”(“昨夜微霜,[今]朝闻游子唱骊歌初渡河”)白居易《长安闲居》:“无人不怪长安住,何独朝朝暮暮闲。”(“无人不怪何[以我]住长安[而]独[能]朝朝暮暮闲”)黄庭坚《竹下把酒》:“不知临水语,能得几回来。”(“临水语”:‘不知能得几回来’”)皆不止本句倒装,而竟跨句倒装。《诗》《七月》已导夫先路:“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蟋蟀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入我床下”)造车合辙,事势必然,初非刻意师仿。说《诗》经生,于词章之学,太半生疏,墨守“文字之本”,睹《诗》之铸语乖剌者,辄依托训诂,纳入常规;经疾史恙,墨炙笔针,如琢方竹以为圆杖,盖未达语法因文体而有等衰也。叶氏举例有《小雅·宾之初筵》:“三爵不识,矧敢多又”,“室人入又”,毛、郑皆释“又”为“复”,则歇后兼倒装,正勿须谓“又”通“侑”,俾二句得合乎“文字之本”耳。“屈指重阳又”,歇后省“到”字;顾其歇后,实由倒装,“屈指又重阳”固五言诗常格,浑不觉省字之迹。词之视诗,语法程度更降,声律愈严,则文律不得不愈宽,此又屈伸倚伏之理。如刘过《沁园春》:“拥七州都督,虽然陶侃,机明神鉴,未必能诗。”刘仙伦《贺新郎·赠建康郑玉脱籍》:“不念琐窗并绣户,妾从前,命薄甘荆布。”(不念从前琐窗并绣户,妾命薄,甘荆布)杨无咎《玉抱肚》:“把洋澜在,都卷尽与,杀不得这心头火。”元好问《鹧鸪天》:“新生黄雀君休笑,佔了春光却被他。”
刘光祖《鹊桥仙》:“如何不寄一行书,有万绪千端别后。”属词造句,一破“文字之本”,倘是散文,必遭勒帛。诗中句如贯休《题一上人经阁》:“师心多似我,所以访师重。”(“重”、平声,“重[来]访师”)王安石《众人》:“众人纷纷何足竞,是非吾喜非吾病 ”(“非非吾病”)
苏轼《试院煎茶》:“分无玉碗捧蛾眉”(“蛾眉捧玉碗”,“玉碗蛾眉捧”)陈与义《次韵周尹潜感怀》:“胡儿又看绕淮春,叹息犹为国有人。”(“犹为国有人乎?”)郭麐《灵芬馆诗》初集卷一《新葺所居三楹》:“成看三径将,醉许一斗亦。”郑珍《巢经巢诗集》卷五《得子佩讯寄答》:“如何即来尔,为吐所怅每。”可嗤点为纤诡或割裂,皆伤雅正,而斯类于词中,则如河东之白豕焉。
[增订四]《晋书·夏侯湛传》载湛《抵疑》:“吾子所以褒饰之太矣!”以“太”字作句尾,后世文中所罕,而诗词中频见,晋乐府《上声歌》之八:“春月暖何太,生裙迮罗袜”(《乐府诗何》卷四五),其古例也。杜甫《从事行》:“乌帽拂尘青骡粟,紫衣将炙绯衣走”,《入奏行》:“与奴白饭马青刍”,《狂歌行》:“身上须缯腹中实”;苟为散文,“粟”字前之“饲”字、“马”字前之“与”字、“实”字前之“须”字,均不可约省。
《诗》语每约省太甚,须似曲之衬字,始能达意。如《小宛》:“壹醉日富。”《笺》:“饮酒一醉,自谓日益富。”《何人斯》:“其心孔艰。”《笺》:“其持心甚难知。”《十月之交》:“艳妻煽方处。”《笺》:“于艳妻有宠方炽盛之时,并处于位。”《谷风》:“无草不死,无木不萎。”《正义》:“无能使草不有死者,无能木不有萎者。”《大东》:“小东大东。”《笺》:“小亦于东,大亦于东。”郑、孔此等注疏岂非只衬字耶?又岂不酷类李开先《词谑》所嘲“衬字太多,如吃蒙汗药,头重脚轻”耶?唐权龙褒之“檐前飞七百,雪白后园强”,宋宗室子之“日暖看三织,风高斗两厢”,字约而词不申,苦海中物,历代贻笑。其急如束湿,蜷类曲躬,《三百篇》中,不乏伦比,大可引以解嘲。韩愈《荐士》谓“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一四四则谓《诗》“旨别浅深,词有至未”,因一一摘其疵累,虽未尽允,而固非矮人观场者。《三百篇》清词丽句,无愧风雅之宗,而其芜词累句,又不啻恶诗之祖矣。
[增订一]《朱子语类》卷一二二论吕祖谦说《诗》云:“人言何休为‘公羊忠臣’,某尝戏伯恭为‘毛、郑佞臣’。”其语殊隽。韩愈口角大似《三百篇》之“佞臣”,而王世贞则不失为《三百篇》之诤臣。《诗经》以下,凡文章巨子如李、杜、韩、柳、苏、陆、汤显祖、曹雪芹等,各有大小“佞臣”百十辈,吹嘘上天,绝倒于地,尊玞如璧,见肿谓肥。不独谈艺为尔,论学亦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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