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论“语法程度 ”

《管锥编-毛诗正义》札记之五十四

钱钟书论“语法程度”

文/周敏

《管锥编-毛诗正义》第五十四则《雨无正》，副标题为《语法程度》。

钱钟书此则谈中国古代散文、格律诗、词、曲这几种文体的语法程度问题。这个问题在钱钟书之前没有人讨论，是创见。

“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诸侯，莫肯朝夕。”

这是《雨无正》中的一句诗。大意是：（在大周宗室破灭的情况下，）那些司徒公卿中下大夫们，不肯早起晚睡为国事奔忙。各邦国君王和列位诸侯啊，不肯朝夕陪王伴驾在身旁。

     钱钟书此则从“莫肯夙夜”、“莫肯朝夕”这句诗谈起，讨论语法程度问题。

【诗文“语法程度”之比较】

按明叶秉敬《书肆说铃》卷上：“此歇后语也。若论文字之本，则当云：‘夙夜在公’、‘朝夕从事’矣。

    ——叶秉敬说“莫肯夙夜”、“莫肯朝夕”这两句话是歇后语，即“夙夜”、“朝夕”后面的话承前省略了，“文字之本”即原本完整的话应该是“夙夜在公”、“朝夕从事”。

钱钟书赞同叶氏的见解。

“文字之本”就是通常的语法或散文的句法，但诗、词、曲等韵文因为字数和声律的限制，常常出现承前省略（歇后语）、倒置等不合“文字之本”的情况。

为了理解这里所说的意思，我先举两个大家较熟悉的例子：

其一：杜甫诗《秋兴-其八》：“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

此句的“文字之本”是：“鹦鹉啄余香稻粒，凤凰栖老碧梧枝”。

其二：苏轼词《赤壁怀古》句：“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这句词中的“多情应笑我”不是通常语法，其“文字之本”是：“应笑我多情”。

诗词中之所以出现这种不合通常语法的句子，是由于作者表达特定情意的需要或格律、声韵的限制而不得已为之。这样做的结果是语言不通畅、费解，造成语法程度下降。

我以为，钱钟书所谓“语法程度”是以通常语法或散文之句法为基准，来衡量其它文体的语法水准，和基准靠近的文体则语法程度较高，反之，则较低。

钱钟书说散文是“解放语”，诗词是“束缚语”：

“散文则无此等禁限，……犹西方古称文为‘解放语’，以别于诗之为‘束缚语’。……诗家亦惯以足加镣、手戴铐而翩翩佳步、仙仙善舞，自喻惨淡经营。”

散文没有那么多限制，可以自由组织词句，韵文则不同，必须合乎平仄、声韵、字数的要求，犹如戴着镣铐跳舞。但韵文特别是诗词曲又特别精炼，写得好尤其隽永、优雅，古代文人往往特别爱好这一口，以显示自己的才学，孜孜以求，废寝忘食，惨淡经营，乐此不疲，谓之“因难见巧”。

    关于诗律，钱钟书说：

“韵语既困羁绊而难纵放，苦绳检而乏回旋，命笔时每恨意溢于句，字出乎韵，即非同狱囚之锒铛，亦类旅人收拾行幐，物多箧小，安纳孔艰。无已，“上字而抑下，中词而出外”（《文心雕龙·定势》，譬诸置履加冠，削足适履。”

    钱钟书写格律诗有《槐聚诗存》存世，其原序曰：“余童时从先伯父与先君读书，经、史、“古文”而外，有《唐诗三百首》，心焉好之。独索冥行，渐解声律对偶，又发家藏清代各家诗集泛览焉。及毕业中学，居然自信成章。实则如鹦鹉猩猩之学人语，所谓“不离鸟兽”者也。本寡交游，而牵率酬应，仍所不免。且多俳谐嘲戏之篇，几于谑虐。代人捉刀，亦复时有。此类先后篇什，概从削弃。自录一本，绛恐遭劫火，手写三册，分别藏隐，幸免灰烬。”

    可见，钱钟书是深知旧体诗的个中三昧的。所谓“困羁绊而难纵放，苦绳检而乏回旋”是说旧体诗的条条框框太束缚人，犹练武之人因场地小施展不开拳脚，常常诗句不能涵盖思想，用字精当却不合韵脚，此类苦恼即使不便比作囚徒戴镣铐，也好像出行因旅行箱狭小装不下必带物品。无奈何，为了迁就平仄、声韵，只好把前面的用字移到后面，本句的意思挪到下句，腾挪倒置，不一而足，好比带帽穿鞋，削足适履。

关于词律，钱钟书说：

“词之视诗，语法程度更降，声律愈严，则文律不得不愈宽，此又屈伸倚伏之理。”

为了更好地理解钱钟书的见解，可以参看张中行《诗词读写丛话》：

“诗是照格律（或宽或严）作，词是照谱填。谱是更严的格律（字句、声音方面的要求更为复杂）。更严，也就会更难吧？大体说是这样。细说呢，难有各方面的。”

“诗律细，只细到，一般是分辨平仄，特殊是有些古诗押入声韵；词就花样繁多，如早期，可唱的时候还要分辨清浊，分辨五音，现在不能唱了，有的地方还要分辨上去，有的地方却容许以入代平，等等。”

“总而言之，是讲词的格律，要比讲诗的格律麻烦得多。”

世事很难两全其美，因为词律更细、更严，所以，在表达上词比诗疏离“文字之本”更厉害，换言之，词的“语法程度”比诗更低。

关于曲律，钱钟书说：

“曲尚容衬字，李元玉《人天乐》冠以《制曲枝语》，谓“曲有三易”，以“可用衬字、衬语”为“第一易”；诗、词无此方便，必于窘迫中矫揉料理。故歇后、倒装，科以“文字之本”，不通欠顺，而在诗词中熟见习闻，安焉若素。”

曲与词从体裁形式到音韵格律上都是十分相似的，即它门都是长短句子错杂的、讲究平仄、对仗和用韵的，都是格律诗的一种变体。

在曲律中还较普遍地出现平、上两声相通的现象，即应当用上声的地方，往往可以代之以平声。

曲在句式上与诗词很不相同的地方是可以用衬字，衬字是在曲律规定的字句之外增添进去的，在歌唱的时候轻轻带过，不占重要的乐拍，也不必讲究平仄，这对作者来说，是语意表达上的一种方便。

    在讲述了诗、词、曲各自的声律特点之后，钱钟书总结说：

此无他，笔、舌、韵、散之“语法程度”（degrees of grammaticalness），各自不同，韵文视散文得以宽限减等尔。”

据钱钟书陈述和分析，我以为，历史上出现的几种主要文体，散文是基准，当然语法程度最高；其次是曲，语法程度较高；再次是诗，语法程度较低；最次是词，语法程度最低。

（曲的平仄格律某些方面比词更严，为何把曲的语法程度排在诗、词之前？因为曲允许使用衬字，使得它的语句非常通畅。）

   

    【《三百篇》语法优缺点及其影响】

钱钟书说：

后世诗词险仄尖新之句，《三百篇》每为之先。

    钱钟书把疏离“文字之本”的句子称为“险仄尖新之句”，指出《三百篇》首开先河，后世之作是其余波。

《诗》《七月》已导夫先路：“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此句“蟋蟀”是主语，“文字之本”应该为“蟋蟀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入我床下”；《七月》将主语“蟋蟀”移在“十月”之后，可谓标新立异。“险仄尖新”，此首开风气。

后世“险仄尖新”之诗句如：

1、李颀《送魏万之京》：“朝闻游子唱骊歌，昨夜微霜初渡河。”

按“文字之本”应是：昨夜微霜，[今]朝闻游子唱骊歌初渡河；

2、白居易《长安闲居》：“无人不怪长安住，何独朝朝暮暮闲。”

按“文字之本”应是：无人不怪何[以我]住长安[而]独[能]朝朝暮暮闲；

3、黄庭坚《竹下把酒》：“不知临水语，能得几回来。”

按“文字之本”应是：临水语：“不知能得几回来”。

这些诗句不仅是本句倒装，而且竟是跨句倒装，“语法程度”较低，往往时序、事理颠倒，是很费解的。唯有按“文字之本”理顺后才能通畅。

疏离“文字之本”的句子，《诗经-七月》是源，李颀、白居易等诗是流，它们遥遥相承，如出一辙，不谋而合，并非刻意模仿，而是情势使然，因诗句都要讲究声律，古今一致。

钱钟书说：经儒论《诗》，因为他们对词章缺乏真知实学，喜欢墨守“文字之本”，看到《诗》有不符“文字之本”的地方，便训诂之，纠正之，往往曲解了诗文的原意；看到经史的毛病，即用墨为药用笔为针加以诊治，其解也往往不能尽情达意。

钱钟书这里实际上是提醒，将古人诗文不合常轨的句子还原为“文字之本”时，一定要吃透文本原意，一定要懂得诗词曲等韵文的声韵规则。这需要极高的文化素养和仔细的推敲。

往下，钱钟书对《三百篇》及其它诗文中不合通常语法的句子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并还原于“文字之本”，指出其中有些句子约省太甚，不能达意，不可取。

钱钟书举例说：如《诗经-小宛》：“壹醉日富。” 《笺》注：“饮酒一醉，自谓日益富。”倘若不加衬字注解，则“壹醉日富”约省过度而不通。

后世省约而不通的句子如：

唐权龙褒之“檐前飞七百，雪白后园强”，宋宗室子之“日暖看三织，风高斗两厢”，字约而词不申，苦海中物，历代贻笑

钱钟书指出，《三百篇》优多劣少，白璧微瑕，不能全盘肯定；《三百篇》既为风雅之宗，亦是恶词之祖。

——“《三百篇》清词丽句，无愧风雅之宗，而其芜词累句，又不啻恶诗之祖矣。”

最后，钱钟书写道：

《朱子语类》卷一二二论吕祖谦说《诗》云：“人言何休为‘公羊忠臣’，某尝戏伯恭为‘毛、郑佞臣’。”其语殊隽。韩愈口角大似《三百篇》之“佞臣”，而王世贞则不失为《三百篇》之诤臣。《诗经》以下，凡文章巨子如李、杜、韩、柳、苏、陆、汤显祖、曹雪芹等，各有大小“佞臣”百十辈，吹嘘上天，绝倒于地，尊玞如璧，见肿谓肥。不独谈艺为尔，论学亦有之。”

钱钟书指出，对《三百篇》以来的文章巨子，不宜学佞臣之献媚君主，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吹捧，以至认鱼目为珍珠，；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光大优秀，针砭瑕疵。

这些都充分体现了钱钟书先生治学上实事求是的独立批判精神，为后来学子之垂范！

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注：篇中斜体字引自《管锥编-毛诗正义》第五十四则）

附录：《管锥编-毛诗正义》第五十四则

五四雨无正·语法程度

《雨无正》通首不道雨，与题羌无系属。《关雎》篇《正义》谓：“名篇之例，义无定准。……或都遗见文，假外理以定称。”亦似不足以慨此篇。《困学纪闻》卷三谓《韩诗》此篇首尚有两句：“雨无其极，伤我稼穑。”则函盖相称矣。

“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诸侯，莫肯朝夕。”按明叶秉敬《书肆说铃》卷上：“此歇后语也。若论文字之本，则当云：‘夙夜在公’、‘朝夕从事’矣。元人《清江引》曲云：‘五株门前柳，屈指重阳又’，歇后语也；《诗》云：‘天命不又’，‘室人入又’，‘矧敢多又’，已先之矣。”叶氏究心小学，著书满家，此则亦颇窥古今修词同条共贯之理；其言“文字之本”，即通常语法或散文之句法耳。盖韵文之制，局囿于字数，拘牵于声律，卢延让《苦吟》所谓：“不同文、赋易，为著‘者’、‘之’、‘乎’。”散文则无此等禁限，“散”即如陆龟蒙《江湖散人歌》或《丁香》绝句中“散诞”之“散”，犹西方古称文为“解放语”，以别于诗之为“束缚语”。尝有嘲法国作者谨守韵律云：“诗如必被桎梏而飞行，文却如大自在而步行。”诗家亦惯以足加镣、手戴铐而翩翩佳步、仙仙善舞，自喻惨淡经营。

[增订三]尼采论古希腊文艺，以系链舞蹈喻举重若轻、因难见巧，亦取韵律示例。谈者每称引之，而鲜知其本诸旧喻也。十九世纪一英国诗人不作“十四行”体，语人曰：“系链而舞，非吾所能。”（I never could dance in fetters.）《诗话总龟》前集卷一一引《王直方诗话》称张耒赞石延年大字云：“井水骇龙吟，蚁封观骥骤。”揣拟艺事于束缚局趣之中，有回旋肆放之观，用意正同镣铐之足资舞容矣。参观1882-1883页，又《宋诗选注·苏轼》注三、《杨万里》注二五。

韵语既困羁绊而难纵放，苦绳检而乏回旋，命笔时每恨意溢于句，字出乎韵，即非同狱囚之锒铛，亦类旅人收拾行幐，物多箧小，安纳孔艰。无已，“上字而抑下，中词而出外”（《文心雕龙·定势》，譬诸置履加冠，削足适屡。曲尚容衬字，李元玉《人天乐》冠以《制曲枝语》，谓“曲有三易”，以“可用衬字、衬语”为“第一易”；诗、词无此方便，必于窘迫中矫揉料理。故歇后、倒装，科以“文字之本”，不通欠顺，而在诗词中熟见习闻，安焉若素。此无他，笔、舌、韵、散之“语法程度”（degrees of grammaticalness），各自不同，韵文视散文得以宽限减等尔。后世诗词险仄尖新之句，《三百篇》每为之先。如李颀《送魏万之京》：“朝闻游子唱骊歌，昨夜微霜初渡河。”(“昨夜微霜，[今]朝闻游子唱骊歌初渡河”)白居易《长安闲居》：“无人不怪长安住，何独朝朝暮暮闲。”(“无人不怪何[以我]住长安[而]独[能]朝朝暮暮闲”)黄庭坚《竹下把酒》：“不知临水语，能得几回来。”(“临水语”：‘不知能得几回来’”)皆不止本句倒装，而竟跨句倒装。《诗》《七月》已导夫先路：“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蟋蟀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入我床下”)造车合辙，事势必然，初非刻意师仿。说《诗》经生，于词章之学，太半生疏，墨守“文字之本”，睹《诗》之铸语乖剌者，辄依托训诂，纳入常规；经疾史恙，墨炙笔针，如琢方竹以为圆杖，盖未达语法因文体而有等衰也。叶氏举例有《小雅·宾之初筵》：“三爵不识，矧敢多又”，“室人入又”，毛、郑皆释“又”为“复”，则歇后兼倒装，正勿须谓“又”通“侑”，俾二句得合乎“文字之本”耳。“屈指重阳又”，歇后省“到”字；顾其歇后，实由倒装，“屈指又重阳”固五言诗常格，浑不觉省字之迹。词之视诗，语法程度更降，声律愈严，则文律不得不愈宽，此又屈伸倚伏之理。如刘过《沁园春》：“拥七州都督，虽然陶侃，机明神鉴，未必能诗。”刘仙伦《贺新郎·赠建康郑玉脱籍》：“不念琐窗并绣户，妾从前，命薄甘荆布。”(不念从前琐窗并绣户，妾命薄，甘荆布)杨无咎《玉抱肚》：“把洋澜在，都卷尽与，杀不得这心头火。”元好问《鹧鸪天》：“新生黄雀君休笑，佔了春光却被他。”

刘光祖《鹊桥仙》：“如何不寄一行书，有万绪千端别后。”属词造句，一破“文字之本”，倘是散文，必遭勒帛。诗中句如贯休《题一上人经阁》：“师心多似我，所以访师重。”(“重”、平声，“重[来]访师”)王安石《众人》：“众人纷纷何足竞，是非吾喜非吾病 ”(“非非吾病”)

苏轼《试院煎茶》：“分无玉碗捧蛾眉”(“蛾眉捧玉碗”，“玉碗蛾眉捧”)陈与义《次韵周尹潜感怀》：“胡儿又看绕淮春，叹息犹为国有人。”(“犹为国有人乎？”)郭麐《灵芬馆诗》初集卷一《新葺所居三楹》：“成看三径将，醉许一斗亦。”郑珍《巢经巢诗集》卷五《得子佩讯寄答》：“如何即来尔，为吐所怅每。”可嗤点为纤诡或割裂，皆伤雅正，而斯类于词中，则如河东之白豕焉。

[增订四]《晋书·夏侯湛传》载湛《抵疑》：“吾子所以褒饰之太矣！”以“太”字作句尾，后世文中所罕，而诗词中频见，晋乐府《上声歌》之八：“春月暖何太，生裙迮罗袜”（《乐府诗何》卷四五），其古例也。杜甫《从事行》：“乌帽拂尘青骡粟，紫衣将炙绯衣走”，《入奏行》：“与奴白饭马青刍”，《狂歌行》：“身上须缯腹中实”；苟为散文，“粟”字前之“饲”字、“马”字前之“与”字、“实”字前之“须”字，均不可约省。

《诗》语每约省太甚，须似曲之衬字，始能达意。如《小宛》：“壹醉日富。”《笺》：“饮酒一醉，自谓日益富。”《何人斯》：“其心孔艰。”《笺》：“其持心甚难知。”《十月之交》：“艳妻煽方处。”《笺》：“于艳妻有宠方炽盛之时，并处于位。”《谷风》：“无草不死，无木不萎。”《正义》：“无能使草不有死者，无能木不有萎者。”《大东》：“小东大东。”《笺》：“小亦于东，大亦于东。”郑、孔此等注疏岂非只衬字耶？又岂不酷类李开先《词谑》所嘲“衬字太多，如吃蒙汗药，头重脚轻”耶？唐权龙褒之“檐前飞七百，雪白后园强”，宋宗室子之“日暖看三织，风高斗两厢”，字约而词不申，苦海中物，历代贻笑。其急如束湿，蜷类曲躬，《三百篇》中，不乏伦比，大可引以解嘲。韩愈《荐士》谓“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一四四则谓《诗》“旨别浅深，词有至未”，因一一摘其疵累，虽未尽允，而固非矮人观场者。《三百篇》清词丽句，无愧风雅之宗，而其芜词累句，又不啻恶诗之祖矣。

[增订一]《朱子语类》卷一二二论吕祖谦说《诗》云：“人言何休为‘公羊忠臣’，某尝戏伯恭为‘毛、郑佞臣’。”其语殊隽。韩愈口角大似《三百篇》之“佞臣”，而王世贞则不失为《三百篇》之诤臣。《诗经》以下，凡文章巨子如李、杜、韩、柳、苏、陆、汤显祖、曹雪芹等，各有大小“佞臣”百十辈，吹嘘上天，绝倒于地，尊玞如璧，见肿谓肥。不独谈艺为尔，论学亦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