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论《列子-杨朱》之“为名”

《管锥编-列子张湛注》札记第八则之三

钱钟书论《列子-杨朱》之“为名”

                               文/周敏 

   《管锥编-列子张湛注》第八则《列子-杨朱》，共论述了七个问题，此为第三个问题——“为名”。

        钱钟书此节的标题是“为名”。

“为名”，为了“名”。（小名叫名誉，大名叫名声）

      “按此篇以身与名对待”，是《列子-杨朱》第一节《贵身而贱物》的开篇语，移在此节正合适。

       此节启示我们，求“名“要适当，求“名”过度甚至以身“殉“名就本末倒置，适得其反了。（殉：为了某种目的而牺牲生命）

《孟子·滕文公》曰：“杨氏为我”；

      《淮南子·俶真训》曰：“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

      上文所称杨氏、杨子指杨朱，道家杨朱学派的创始人。  

      “为我”是杨朱哲学的核心观点，主张“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 提倡生命至上。

通观此节，谈了两个问题，第一，什么是“我”；第二，“身”和“名”的关系。

【什么是“我”呢？】

       钱钟书说：

      身体为“我”之质（thematerial self），形骸为“性”之本，然而“我”不限于身体，“性”不尽为形骸。

      ——身体即是形骸。身体（形骸）是“我”的本质和根本。“性”是身体（形骸）的自然表现。

“‘我’不限于身体，‘性’不尽为形骸”是什么意思呢？钱钟书援引释典来阐述这个问题。

释典曰“我、我所”（参观《维摩诘所说经·方便品》第二“离我我所”句肇注）；凡可以成我相、起我执、生我障者，虽为外物，不与生来，莫非“我”也、“性”也。

——在身体之内又不限于身体的东西，释典列了三点即“成我相、起我执、生我障者”。“成我相”是他人的印象、看法和评价，形成我的形象，“起我执”是对已获得东西的挚爱和向往之物的追求，“生我障”是得而复失和求而不得产生的苦恼。这三点是后天形成的，虽然不是与生俱来的，但在人的脑海中，所以，也属于“我”。

钱钟书接着说：

为我”而仅止于身，“全性”而祇囿于形，人当病痛之时，处困絶之境，势所必然，初非常态。

——人在身患重病、深陷绝境的时候，“我”才仅止于身，“性”才只囿于形，但这是特殊情况，并非是人的常态。

苟疾苦而不至危殆，贫乏而未及冻馁，险急而尚非朝不虑夕，乃至出息不保还息，则所“全”之“性”、所“为”之“我”，必超溢形骸身体，而“名”其首务也。

——如果疾苦而不至于危及性命，贫穷而不至于饥寒交迫，处于危难之中而不至于朝不保夕，说得极端一点，人只要没有到命悬一线、上气不接下气的境地，所谓“我”和“性”总是超出于身体之外，包含诸多的期望和需求，能引起人的执念而放不下的。在所有这些执念中，首当其冲放不下的就是“名”。

概括地说，钱钟书援引释典说明，人们后天获得的那些执念（“成我相、起我执、生我障者”）也属于“我”。

钱钟书认为，应依据人生的常态来看问题。“我”既包括先天的身体（含人脑机能），也包括后天形成的执念 （即“成我相、起我执、生我障者”）。

按照这个思路和逻辑，“名”作为后天形成的一种，就和“我”（人身）混而为一了，就不存在“名”和“身”相互对待的问题了。

因此，对钱钟书关于“我”的界定，不敢苟同。

我的看法与此相反。我以为，只有把“我”界定为仅止于身，只囿于形，和后天形成的东西区分开来，才便于将“身”与“名”分别开来，把“身”与“名”作为不同的东西相对待，才便于认清生命的真相。

如果“身”、“名”不分，“身”和“名”同属于“我”，后面以身“殉”名的话题就无从谈起。只有回归常识，把“名”看作身外之物，排除在“我”之外，讨论“身”和“名”的关系才有意义。

【以身“殉”名是本末倒置的行为】

对于人而言，“名”的重要性仅次于身体和性命。

“名”非必令闻广誉、口碑笔钺也，即“人将谓我何”而已。塞天破而震耳聋之大名无不以“人谓我何”托始，如雄风起于萍末焉。名属我相；我相排他，而名又依他，以人之毁誉，成己之声称，我慢有待乎人言。爱身惜生之外而复好“名”，此人之大异乎禽兽者也。

  ——“名”有大小之分，尽人皆知，名扬四海是名，叫名声；别人对我们的看法也是名，叫名誉。声名显赫，家喻户晓的名声无不从人们的交口称赞开始，正如雄风无不萌生于池塘浮萍的微动。人的名是人的形象（“我相”），这形象区别于他人，但依赖于他人的看法，以他人的称赞或非议为转移。人在爱惜身体和性命之外，还注重自己的名，是人区别于禽兽的重要标志。    

      名属我相；我相排他，而名又依他，以人之毁誉，成己之声称，我慢有待乎人言。爱身惜生之外而复好“名”，此人之大异乎禽兽者也。

 ——名声属于“我相”（我的形象），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我相”，并区别于他人的“我相”，所以说“我相排他”，但人的名又依赖于他人的看法，它随人们的赞扬或非议而形成好名或恶名，所以人们做事都期待别人有一个好看法。人在珍惜身体和生命之外，还期望博得好名，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重要特征。

 古人倡“名教”，正以“名”为“教”，知人之好名仅亚于爱身命，因势而善诱利导，俾就范供使令（别详《全晋文》卷论戴逵《放达为非道论》）。

 ——古人倡导“名教”，正是利用名来实施教化。“名教”抓住人们注重名仅次于爱惜自己的身体和性命这一点，因势利导，促人向善。

      刘熙载《昨非集》卷二《书〈列子·杨朱〉篇后》：“名与善相维者也，去名是去善也。……名不足以尽善，而足以策善，杨朱则用以抑名者抑善也”；以“名”为“教”即以“名策善”也。

——刘熙载说，名与善是相互依存的，否定名声无异于废除善举……人顾念名声不能保证他做的全是善事，但一定会鞭策鼓励他多多行善，杨朱提倡贬低名实际上是贬低善也；用名来从事教化，就是用人的名来鞭策行善。

《列子》非“名”，盖有见于好名之心每足与爱身命之心争强而且陵加焉耳。夫得财以发身，而舍身为财者有之，求名以荣身，而杀身成名者有之，行乐以娱身，而丧身作乐者有之，均所谓“殉”也。

——《列子》之所以对“名誉”提出疑义，是因为他看到过分爱好名誉的弊病，即爱名者往往超过爱惜自己的身体和性命。得财本来可以更好地供养身体，但有人反过来舍身求财；得名本来可以荣身，但有人反过来杀身以成名；行乐本来可以娱身，但有人反过来丧身以作乐，凡此种种都是本末倒置的行为，也就是所谓“殉”。

综上所述，“为名”实际上是好事，它促使人们行善向上，但为了求名不惜牺牲生命就本末倒置，适得其反了。

最后，钱钟书梳理文脉，指出《列子》反对以身“殉名”的观点来源于老子，《老子》第五0章、七五章及《文子·符言》已“早发斯理”。

钱钟书还援引《商君书· 算地》、《通鉴·唐纪》、苏轼《东坡题跋》的言论，指出：

“发身、荣身、娱身而反忘身或且亡身，此又人情世事之常”。

本来是追求人身的发达、荣华、娱乐，结果却忘记了自身性命甚至自取灭亡，这也是人情世事经常会出现的情况。

“以身殉名”正如黑格尔论史所说“愿遂事成而适违愿败事”，发生了手段与目的之错位和颠倒，玩猴反被猴耍，适得其反，事与愿违。

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和警醒！

                                               二〇二〇年十月七日

（注：篇中红体字引自《管锥编-列子张湛注》第八则）

附录：《管锥编-列子张湛注》第八则之三

“为名”

《孟子·滕文公》曰：“杨氏为我”；《淮南子·俶真训》曰：“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身体为“我”之质（the material self），形骸为“性”之本，然而“我”不限于身体，“性”不尽为形骸。释典曰“我、我所”（参观《维摩诘所说经·方便品》第二“离我我所”句肇注）；凡可以成我相、起我执、生我障者，虽为外物，不与生来，莫非“我”也、“性”也（A man’s self is the sum total of all that he can call his）。故“我”与“性”皆随遇损益；“为我”而仅止于身，“全性”而祇囿于形，人当病痛之时，处困絶之境，势所必然，初非常态。苟疾苦而不至危殆，贫乏而未及冻馁，险急而尚非朝不虑夕，乃至出息不保还息，则所“全”之“性”、所“为”之“我”，必超溢形骸身体，而“名”其首务也。“名”非必令闻广誉、口碑笔钺也，即“人将谓我何”而已（che si discorrerà di lui；was die Andern von uns denken）。塞天破而震耳聋之大名无不以“人谓我何”托始，如雄风起于萍末焉。名属我相；我相排他，而名又依他，以人之毁誉，成己之声称，我慢有待乎人言。爱身惜生之外而复好“名”（approbativeness），此人之大异乎禽兽者也（the differentia of man par excellence）。古人倡“名教”，正以“名”为“教”，知人之好名仅亚于爱身命，因势而善诱利导，俾就范供使令（别详《全晋文》卷论戴逵《放达为非道论》）。刘熙载《昨非集》卷二《书〈列子·杨朱〉篇后》：“名与善相维者也，去名是去善也。……名不足以尽善，而足以策善，杨朱则用以抑名者抑善也”；以“名”为“教”即以“名策善”也。《列子》非“名”，盖有见于好名之心每足与爱身命之心争强而且陵加焉耳。夫得财以发身，而舍身为财者有之，求名以荣身，而杀身成名者有之，行乐以娱身，而丧身作乐者有之，均所谓“殉”也。《老子》第五○章、七五章反复言：“人之生，动至死地，以其生生之厚”，“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文子·符言》：“欲尸名者，必生事。……人生事，还自贼”；早发斯理。《商君书· 算地》篇以为盗贼“身危犹不止者，利也”，“上世之士”饥寒劳苦“而为之者，名也”，因欲以名、利为治国驭民之善巧方便。《通鉴·唐纪》八贞观元年“上谓侍臣曰：‘吾闻西域贾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人皆知彼之爱珠而不爱其身也。吏受赇抵法与帝王徇欲而亡国者，何以异于彼胡之可笑耶！’魏征曰：‘昔鲁哀公谓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纣乃忘其身。亦犹是也’”；又《唐纪》一○贞观九年“上谓魏征曰：‘齐后主、周天元皆重敛百姓，厚自奉养，力竭而亡。譬如馋人自噉其肉，肉尽而毙，何其愚耶？’”；苏轼《东坡题跋》卷一《偶书》：“刘聪闻当为须遮国王，则不复惧死；人之爱富贵，有甚于生者。月犯少微，吴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好名，有甚于生者。”发身、荣身、娱身而反忘身或且亡身，此又人情世事之常。谭峭《化书·德化》喻之于人制木偶而木偶能祸福人，“张机者用于机”，亦即黑格尔论史所谓“愿遂事成而适违愿败事”（die Handlung sich umkehrt gegen den，der sie vollbracht）。有谓心行常经之第四条为“手段僭夺目的”（das Prinzip der Heterogonie der Zwecke）；以身殉名，是其一例。反客为主，出主入奴，正如磨墨墨磨、弄猴猴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