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头墟巡检司遗址：缘起都灵桥
民国《贵县志》罗列了贵县四大圩市，东是大圩，西有覃塘圩，北端为山东石龙（今东龙圩），南岸则是桥圩，为贵港南端一大圩市，并且是四大圩之首。桥圩的行政建置之最早源头似已无考，有确切文献记载的是《明史·地理志》：“贵县南有桥头墟，设有桥头墟巡检司，西有瓦塘渡。”
巡检司始于元代，为县级衙门的基层组织机构，以军事功能为主，明清两代均沿袭，设置地点一般在“关隘冲要之处”，即选址多在“关津要道”之地。古时贵港境内即有数处明清两代的巡检司，桥头墟巡检司即是其一。
这处地处贵港东南端的明代巡检司命名为“桥头墟巡检司”，是以贵境东南端的桥头墟而命名，而“桥头墟”之名的来源，则源自都灵桥，有桥是因有江河，都灵桥横跨的江河则是猪奀江，这条小河源出郁江一级支流黎村江（瓦塘江）。“奀”意指不大、细小，白话方言口音称为“儿”，“猪奀江”在桥圩本地通称为“猪儿江”。猪儿江源出大容山北端余脉，注入黎村江前流经桥圩，将桥圩街一分为二。古代的桥头圩是明代贵州通向南边郁林州的必经之地，成为贵郁两州陆路上的中间节点。同时，在每年长达数月之久的郁江主汛期内，枯水期时水位低、流速慢的猪儿江均会泛滥成丰水河段，通过黎村江水系直接联通郁江干流。古代凭一叶扁舟，或者一排竹筏，顺流而下，有载货之便利。
猪儿江将桥圩分成南北两岸，商旅往来靠过渡，因此猪儿江成为贵郁古道上的一处瓶颈。遇河架桥，成为了现实的问题，当这处明代军事哨所性质的巡检司渐成周边地区各类货物的集散地时尤为突出。最后，一座石拱桥横跨猪儿江，这座石拱桥名为“都灵桥”，都灵桥始建何时，现已无法考据。紧临都灵桥的附近曾有一座都灵古庙，到底是先有桥还是先有庙，或者两者同时建成，目前是众说纷云，各执一词。在民国《贵县志》有记载：“都灵桥，光绪十七年重修。”因此，桥圩之桥字，跟都灵桥、都灵庙都是密切相关。另外，桥圩一地尚有“都灵圩”、“都陵圩”的民间旧称（未见于官方地方志书记载），因此，这座都灵古桥，对桥圩而言有多重的意义。
到了明末，桥头墟巡检司被裁撤，清代沿袭明制，在桥圩另设有辛安巡检司，后来，浔州府撤消辛安巡检司，另立浔州通判署于桥圩，后迁往木格，最终又南迁到贵县最南端的木梓圩，由此导致贵县对其东南端桥圩的管辖力度大大削弱，以至到了“县界渐淆”之地步，到了乾隆年间，兴业县侵占桥圩街市并酿成“械斗巨案”，使得原来本是全属贵县的桥圩，演化成延绵二百多年之久的贵（县）兴（业）桥圩划界纠纷。从清代中叶到民国时代，贵县城到至东南点与兴业县交界处距离由八十里，变成了六十里，贵县东南端界线往北退缩了整整二十里。
民国三十三年（1934年）贵县重新编修《贵县志》，对这一段一而再三、步步蚕食的区划纠纷历史悬案，主纂人龚政先生无法顾及修志人员不偏不倚的记史立场，他出离愤怒地写道：“按县属桥圩市，明曰桥头圩，设有巡检司。清曰桥圩，又曰石桥圩，设有辛安司巡检，并置守兵见于明史地理志及旧府县各志。……桥圩市明清设有巡检又置守兵既无与兴业分治之言，更无与兴业分防之制，而府志疆里表云，州府西南至贵县桥圩接郁林兴业县界，是桥圩全市实属贵县，与兴业无涉，嗣县界渐淆变为二县兼辖，人侵我让，时生觉隙。”1953年，随着兴业县湛江圩全境划入贵县，桥圩终于完璧归贵，这是后话。
龚政在民国《贵县志》这样陈述桥圩：“桥圩在县南六十里，南岸最著名圩市，为四大圩之首。主要商业为当押、药材、谷米、糖油、牲畜、杂货等贸易向称繁盛。民国十五年，贵兴郁汽车路开辟后，货物集散于本圩日渐稀少，商业寂衰。”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随着港南区政府迁驻桥圩镇，桥圩一度成为县级区政府的驻地，这可以算是明代桥头墟巡检司、清代辛安巡检司的一个行政建置历史的沿袭，进入21世纪之初，港南区政府最终回迁贵港江南城区。如今，桥圩又重新定位为“打造广西特色名镇、贵港市副中心”。
悠悠岁月，桥头墟几度沉浮，不曾改变的只有那座古石桥和那湾猪儿江水。
桥圩人每天往返多次的普通石桥，背后却是一座与桥圩历史源头息息相关的都灵桥。
都灵古桥被隐藏于现在的桥圩石桥之中，桥孔内旧桥的条形巨石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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