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自网络）
朋友建了一个研习佛法的群，邀我参加，我爽快地答应了。然而，当他提出进一步的倡议时，我却犹豫了。因为涉及信仰，这是我最谨慎的领域。
对于信仰，可以说包括所有的信仰，我基本上都是警惕和抗拒的。
第一次遇到信仰的问题，是17岁，刚上大学不久。在清华宿舍楼前，人流最密集的路口，我和班主任“对峙”了一个多小时，就是不肯答应他写份入党申请书。我说，哪怕写好的签个名字也不行。
其实班主任是好意，我是他最偏心的学生之一。他想赶在我18岁生日之前，完成这件在他看来非常必要、并且在未来将会大有获益的要紧事。
老实说，我那时候的拒绝更出于一份懵懂的本能，并非深思熟虑后的选择。不过这件事对我意义很大，因为它使我看清了自己的底色：对于体制、对于信仰的抗拒，绝不肯放弃自由和独立的意志，这份坚持一直保留到今天。
在国外生活期间，因为我不喜在国人的圈子里面，因此结交的朋友族裔众多，信仰也是林林总总。有的皈依正统的主流宗教，也有的属于小的教派或支流，我连他们各自的神祗和差异都搞不清楚。
记得有位苏格兰裔的小姑娘，是西人少见的小巧纤细的身材。还有隔壁的一位意大利的老人、工作中遇到的印度裔翻译、祖上来自北非的黑人同事。我和每个人认真地讨论他们祖先的历史、宗教的意义，甚至探访他们的亲戚教友，一同到教堂参加讲经，把他们送给我的经书反复研读……但是，一旦涉及信仰，我就果断地刹车，不肯迈出这一步。
再后来我开始写作。起初也没有什么目的，写完随手一扔，往往自己是唯一的读者。就这样“扔”了一年，偶然看到朋友加入一个博客网站，我也跟着凑热闹。那时候不知该写什么，早晨打开新闻，看到感兴趣的事件就评说一番，因此体裁多半属于时评。
写得多了，可能是文风或者观点的缘故，又或许文章被“和谐”过几回，就有朋友将我归为“自由派”、“民主派”之类。老实说我也不是分得很清楚，爱什么就什么罢。我兴趣广泛，思想放达，我笔写我心，不肯接受任何束缚，到最后连“自由派”的大本营也看不下去了，我又被他们斥为了异类。
最严重的时候，原来最喜欢我文章的读者，恰恰是最激烈的反对者。打开后台、邮箱，一天几十条“妓女”、“臭婊子”的留言也是醉了。有一位我帮助过多次的老者，竟然在我的邮箱里“日骂一封”（我那时候是公布邮箱的）。
朋友们安慰的安慰，绝交的绝交，声援的声援，造谣的造谣，吵架的吵翻天……从来没见过这么热闹，唯独我仿佛置身事外。在友情和自由的思想之间，我当然选择后者。写过这么一篇“声明”之后，我想该是做做整理运动，厘清自己的思想和追求的时候了。
我写了六年，停了六年。第一个六年，几百篇文字，该网站第一届“十佳博客”中唯一的女性。第二个六年，一个字没写，连一个介词、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
我有太多的事情想不清楚。这么多的文化文明、这么庞杂的知识、这么多的国家民族，这么尖锐和针锋相对的各种思想流派……当我自觉地想要将它们厘清，反而陷入了头疼欲裂的困扰和矛盾中。我想那是我唯一一次败下阵来，我在人类至今积累的各种恢弘而又错杂的思想面前败下阵来。我承认，它们大概不属于我这种愚笨资质的人，能够奢望搞通的了。
即便如此，我拒绝任何善意或者无意的提醒，拒绝将自己“定型”的诱惑。其实，“定型”，也即是服从于某种思想、流派或者倾向性，在我看来，说的好听点是一种懒惰，说的不好听就是投降。
不是投降于某个人、某种思想、某种势力，是投降于舆论的压力，投降于友情和爱的需要，投降于随大流的冲动，投降于思维的懒惰、固化，投降于社会大众对于自由思想、独立灵魂的那一份虚情假意。
而我是真爱！最自由的思想，最独立的灵魂，在我看来，这就是我的追求，就是我的信仰本身。我没有超出这一厘的思想，我也没有少于这分毫的信仰。不多不少，我就要这么一点点东西。
世人不肯给我的，我要为自己珍藏，为自己争取，为自己拥有。
在这段最难捱的岁月，我没有跟一位朋友诉苦过，哪怕是安慰我的。上海的一位老学者，感动于我的一组文章，几次发邮件给我，希望举办一个上百人的聚会，参加者多是各界有所成就的人士，也都传阅过我这组文章。我反复考虑还是拒绝了，一个是我小人物，当不起那么大的阵仗。另外就是参加者的背景，我可以推断他们大多数的倾向，而我又最尊敬长辈，难免留下思维的羁绊和顾忌，还是简单一些的好。
记得当时在这个博客网站，朋友们给我起了几个诨名。因为我当时的文字锋利尖锐，有位博友叫我“小黎飞刀”，还有的唤作“上海小辣椒”。前一阵子，有位老博友说我的风格像侠客，而且是独来独往的那种。我实在搞不懂为什么他会有侠客的印象，不过他送我的“匪号”——淞沪独行侠，倒也贴切。
其实我岂止不是侠客，倒常常有柔肠百结的情怀，只是轻易不肯示人罢了。
尽管家人非常反对我的诸多选择，但是从17岁第一次离家求学到现在，二十多年来，除了出国那几年，每年的公共假期，我无一例外都在父母家里度过。无论是相隔一千多公里，还是苏州、上海之间的咫尺。
十多年前，正是我在外企工作最繁忙的阶段，我把姥姥接到北京的家里。工作的异常忙碌，以及为了她的健康而忧虑的牵挂，几乎将我摧垮。姥姥离世之后，至今我在北京家里的墙上，贴的还是她最后住的那一年的日历。她的房间，她所有的衣物、用品还是原样保留。我不愿再装修，也不肯租借给任何人。
即便老朋友，也有无法接受我某些想法的时候。哪怕再珍视的朋友，我也没有为此主动联络或者解释我的立场，因为我不愿将友情作为压力，也不愿别人将友情作为压力来对我——再好的朋友也不行。不过的确有一回，只有一回，我在午夜给朋友发了一个“哭泣”的表情，一个字没有多写，这是我表现最脆弱的一回。
记得当时在那个博客网站，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内容是我迷恋一位朋友的文字，还附有一张深夜坐在台阶上等待的配图。朋友们纷纷猜测是哪位风云人物让我如此迷恋，还有的以为要有什么绯闻艳遇了，结果只有极少的人猜对。我迷恋的不是那些大咖们的激越飞扬，也不是文艺中青年的柔情缠绵，甚至不是深邃厚重的历史和思想。
其实我最迷恋的是那种深厚大爱的文字，那种爱不是小情小意，不是你侬我侬，不是甜歌蜜语。那是一种对于土地的厚爱，对于土地上生存的人民之爱，对于历史的敬畏之爱，对于人类苦难的同情，以及对于真理的求索之爱。
我自认自己对于母校，从来不是一个合格的学生。毕业的时候，同学们大都选择在那些著名的建筑前面留影。有的选择清华学堂，有的选择老图书馆，还有的选择大礼堂、水利馆。只有我选择了不起眼、位于水木清华东侧的闻一多雕像。
我偎依在雕像旁。在这尊红色花岗岩石雕坐像的背后，是一面黑色石壁，上面竖刻着的是先生的名言：“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
我不是诗人，甚至愧对母校的养育，但是二十年来，无论是在祖国还是异国他乡，无论是顺遂还是逆境，无论是写作还是沉默，我不敢有一天忘记这句话。不曾有一天忘记这句话。
无论是自由的思想，还是独立的精神，它们必定只能有一个归依和基点。那就是爱，深挚的爱。
最自由的思想，最独立的灵魂，产生于，以及为了——最深挚的那份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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