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咱们国人有一个认识的误区，只要提及学习书法，便和唐楷联系一起。不过这也难怪，千百年来不是一直都说“学书先学‘颜’”吗？
唐楷在中国历史上扮演的实际是“实用”和“写字”的角色。
纵览中国书法史不难发现，我国历史上始终贯穿着以实用为目的的“写字教学”一条线。这条线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汉元帝时期黄门令史游所写的《急就章》就是典型的“识字课本”。全文共一千三百九十四字，洋洋大观，无一复字，为童蒙识字、练字的“规范”范本，可惜由于历史原因未能流传下来；之后成系统的有资可查的“写字”范本为南朝的《千字文》。这是由南北朝时期梁朝皇帝命散骑侍郎周兴嗣编纂的，由一千个汉字组成的韵文。（最初不押韵、不对仗，称为“笔”，而非“文”）。后梁武帝又命从王羲之书法作品中选取1千个不重复汉字重新编排，全文为四字句，对仗工整，条理清晰，成为正式的《千字文》；唐初“写字”主要学《石经三体》，即篆、隶、章草。（注：《石经三体》不是《熹平石经》）；唐代中后期和宋代“写字教学”主要以唐楷为主；明、清“写字”主要写由唐楷发展而来的《台阁体》、《馆阁体》。《馆阁体》被清代规定为科举考场的“专用字体”。
历史上的“写字教学”从孩童三、五岁发蒙起就手拿毛笔进行严格训练，使用字体基本以唐楷（颜、柳）为主，被称为“童子功”。也是书写要求最严格、最精密、束缚性最强、制约性最大的字体。其最大特征就是只求“共性”，不求“个性”，也不准许有“个性”。时至今日，我们现今的所谓“书法教学”大多承袭的还是这条路子。
应当说，唐楷是唐代政治、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产物，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也必须对文字进行规范，是社会的一大进步，可谓功不可没。但从艺术角度看，任何一门艺术一旦规范划一，严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就背离了艺术轨道而不能成其为艺术了。由此可知，唐楷在中国历史上充当的实际是“写字”角色，同我们今天用钢笔写字的作用是一样的，目的是为了“实用”而不是进行“艺术教育”。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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