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土 │ 谈宽容

 顾文君 摄

宽容在人类的进步中功不可没。人类在进化过程中逐步体会到宽容的重要性，而宽容反过来又促进了人类的进步。房龙著《宽容》以彰显之，胡适之师反复叮嘱宽容比自由更重要。然宽容说说容易，理解并付诸实践却难。

我好打乒乓，请以此喻之。对于乒乓爱好者来讲，旗鼓相当之对手至为重要，盖对手太弱，胜之无劲；对手太强，则会严重挫伤自己打球之积极性。且这两者，尚未开始比赛，结果就已出来，无任何悬念与刺激可言，而这才是一切体育竞技之灵魂！

唯有旗鼓相当之对手，甫开局而不知结果，其间一切皆有可能，即便以2:8落后，也有可能追而胜之。比赛的整个过程，充满了挑战与变数，面对挑战，一个人可以激发出巨大的潜力来，打出或救起平时想都不敢想的球来，也就是说，一名业余选手，完全有可能在激烈的比赛中，间或打出个别丝毫不亚于国家队球员的球来。

然球技相当之对手，其他方面未必也相近甚或相同，即便是同胞兄弟姐妹也不行。

比如其年龄或长或幼，其性别或男或女，其知识或丰富或欠缺，其教养或良好或很差，其性格或外向或内敛，其待人接物或宽容或刻薄，其视金钱或为粪土或吝啬无比，其已婚或未婚……总之，如必觅志同道合之对手方才肯上场比赛，世间恐怕无球可打矣，且吾沉迷其中凡四十年，迄今一个也没遇到！

而实际情况是，我之打球，但求对手旗鼓相当，而不究其年龄、性别、职业、收入、文化程度、信仰、教养、性格、爱好等因素，只要其能遵守比赛规则，则一切OK。

于是乎我悟宽容之本质矣：求同存异。

同者人性也，其对人性之尊重也；异者其在尊重人性之前提下之各式各样之表现矣。因宽容，我得以与形形色色打法之对手相遇而大有所获。

乒乓末技也，然以小可以喻大也。这项英人所发明的体育项目，大大有助于人们对宽容之理解。人类也因宽容而致不同肤色、宗教信仰、民族、国家之人们求同存异、和谐相处，共同进步矣。

或有人问，“宽容”与“自由”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呢？

《国语辞典》谓“宽容”为宽大有容，宽假过失。与此相反的，便是气量狭小不容，不能宽假别人之过失。

而关于“自由”，在西方政治理论家眼中，存在着积极自由（“自由作为”或“自我主导”）与消极自由（“免于……的自由”或“不受阻碍”）两种。

而所谓“消极自由”，意味着“只要公民以一切不伤及其他公民也不能犯特殊法律的方式自由地行动，在这样的地方就存在着消极自由”，即“个人享有不可转让的权利，任何个人、集体、政府都不应当侵害这些权利。这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就是'自由’，也就是免于控制的权利”（【英】肯尼迪·麦克利什《人类思想的主要观点——形成世界的观念》）。

而个人如要享受到免于控制的自由，或不受阻碍的自由，舍宽容之前提恐怕无以做到。

也就是说，宽容为消极自由之前提，宽容为自由拓展更大空间，舍宽容，则一切无从谈起也，故而胡适之师才说宽容比自由更重要。

那么，“宽容”与孔子所提倡之“恕”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

《论语·卫灵公》：“子贡问曰：'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里的恕，便是用自己的心去推想别人的心，或者站在对方的立场去考虑问题。

这不正是宽容所需要的前提吗？如不具备“恕”，又谈何宽容呢？

如此，东西方智者在追求人类进步的过程中，相会于宽容这一基点之上。凡人类历史上一切的残暴非人之行径，如秦始皇之焚书坑儒，唐武宗之会昌灭佛（842年～845年），西班牙之宗教裁判所，希特勒之迫害犹太人，斯大林之大清洗等等，莫不与宽容相左！

宽容其实是人类苦难血泪凝结升华之结晶，是人类一切非理性行为之解药，是人类文明大厦之基石。舍宽容，地球村恐怕永无宁日矣，人类文明之大厦恐难有建成的一天！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六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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