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斯贝尔斯称古希腊、先秦中国、印度、耶路撒冷为人类轴心文明时代，在公元前五百年左右，这些地方都爆发出了人类文明之光，而苏格拉底、孔子、佛陀、耶稣为轴心时代的核心人物，他们是奠定世界主要文明精神底蕴的伟大思想者。其他不论，对比中华文明与自古希腊而下之西方文明，我越来越感觉到，当其早期，均呈流动激荡状态。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华文明，便譬如是众多内陆河流汇聚而成，孔子之周游列国，墨子在列国间奔波，老子之出函谷关，孟子也跑了不少国家。墨家、道家、儒家、法家等思想流派之间，更是相互驳难与交锋，最典型的当属齐国的稷下学宫，那么多的学者聚集在一起讲学、交流，这不同的河流汇聚到一起，相互激荡，充满勃勃生机。而古希腊文明更不用讲了，它属于地中海文明，本身便吸收了古埃及、波斯等地中海沿岸之文明因素而成，当其繁盛之时，雅典更是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学者，从而诞生了人类第一个建立在个人自由与民主基础上之文明。如果说古希腊文明属于以商业为主的海洋文明的话，则中华文明属于以农耕为主的大陆文明。但无论如何，其共同特色，便是文明之内部，各式异质分子处于相互激荡之状态，充满活力。秦始皇一统中国，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条中华文明之长河，便渐渐失却其源头活水，至南宋后而蜕变成一沟死水，其泉眼渐枯，水质恶化，水位也不断下降。周有光先生曾说，文化是条长河，总是自高处流向低处，至汉明帝时，而有佛教之传入。在此异质文化水流之冲击下，儒家、道家也不得不起而应战，否则便存在不下去了。于是而有宋明理学之发生，可以断言，假若无外来佛教之冲击，宋明理学根本不会发生!然自此之后，中华文明再无外来活水之注入，到了后来，儒、释、道三教合一，这沟死水就彻底陷入死寂状态，王阳明之心学，不过是试图在此中将淤泥挖出，令水质净化耳，总之，是缺乏源头活水!其后虽有基督教之传入，然终究不成气候，无法对这一沟死水形成冲击。等到1840年在英国的坚船利炮之冲击下，方发现我们远远落后于人家，才又重新打开国门，派出人员，赴欧西考察、学习，派出赴美留学生。再后来，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覆亡，民国诞生，至五四运动，要打倒孔家店，迎接德先生与赛先生，西方文化之水大量涌入，再次激荡着中华文明这沟死水，令其去死肌，换新颜。闻一多先生曾发出“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它造出个什么世界”，这是他对当年军阀统治下黑暗腐败社会之抨击，又何尝不是我们这个古老文明之真实写照呢？南宋的朱熹在《观书有感》中感慨“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君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我觉得，这话用来形容西方文明，倒是再合适不过了。当亚历山大降服希腊诸国，征服世界之时，希腊文化便随着大军的步伐而传向世界，史称“希腊化时代”。然后是罗马帝国之兴起，希腊文化被其吸收，并创造出了独特之法律文化。当罗马军队登陆不列颠群岛，此一海岛从此不再孤悬海外，而是与欧洲大陆紧密相连，并慢慢形成后来对现当代世界发生绝大影响之日不落帝国。中世纪的欧洲笼罩在基督教神学氛围之下，思想活力渐渐丧失。至文艺复兴，而重新发现人，用人之自觉，来对抗神的统治。随后，启蒙运动兴起，英国与欧洲大陆的法国、德国、意大利之间，人员交往频繁，文化传播成为常态，这条源自古希腊的文化长河，在中途加入了基督教因子后，又重新奔腾起来，相互激荡、焕发活力。关于此点，陈乐民先生在《公民社会与启蒙精神》中讲得好：
青年伏尔泰第二次从巴士底狱出来后去了英国，时年33岁。在英国只有3年，但这是对他一生起了很大作用的3年……回国后在鲁昂秘密印行了《哲学通信》，针对法国社会的黑暗介绍英国的情况，使人们想想自己。其批判意义相当显然，以至成为禁书（《伏尔泰与启蒙》。孟德斯鸠与伏尔泰同时去了英国，因此产生了人人都知道的《论法的精神》……伏尔泰，当然还有孟德斯鸠，对法国启蒙运动所做的最大贡献，就是把英国的经验传给了法国的思想界（《重读伏尔泰《哲学通信》）。而关于欧洲文明这条文化长河流动、激荡之情况，哈耶克先生在《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一书中有生动记述，窥此可见一斑矣。
有两三年的时间，圣西门主义运动不但在法国，而且在整个欧洲极为轰动……不但与圣西门主义者关系密切的作家，如乔治·桑或贝朗热，而且当时一些最伟大的作家，如巴尔扎克、雨果和欧仁·苏，都接受了圣西门主义的许多教导并加以实践。在作曲家中，李斯特是他们聚会中的常客，柏辽兹在《铁路赞歌》中采用了圣西门主义的音乐信条……圣西门主义在英国文学界也有部分影响。在这里，他们的思想的主要阐述者有一段时间是托马斯·卡莱尔，他得益于圣西门主义理论是人尽皆知的事情，他甚至翻译了圣西门的《新基督教》，匿名为它作序并想出版它……人们更为熟知的，是圣西门主义者对穆勒的影响。他在《自传》中把他们描述成“比任何其他人更好地使他明白了一种新思维方式的作者”……除了法国，对圣西门主义学说最感兴趣的是德国。这种兴趣出现之早令人惊诧。那个国家似乎有相当多的一部分读者都拿到了第一期《组织者》……不过，只是到了1830年秋，才在德国兴起了对圣西门主义运动的普遍兴趣；在此后两三年里，它如野火一般燃遍德国文坛。七月革命使巴黎再次成为吸引一切进步人士的中心，而当时声望如日中天的圣西门主义者，是这个一切自由派的麦加圣城中最抢眼的思想运动。圣西门主义者的著作、小册子和文章，以及他们著作的一些译本，在德国如潮水般涌现，只利用德语文献，就几乎可以对它们了如指掌……整个德国文学界似乎对法国的新思想如饥似渴，对于某些人来说，正像拉赫尔·冯·范哈根所言，圣西门主义者的《环球报》已经成了每日不可缺少的精神面包。有关圣西门主义运动的消息，似乎是1831年把海因里希·海涅吸引到巴黎的决定性因素，而且正如他后来所说，在他没有坐在圣西门主义者中间以前，他从未在巴黎待过24小时。他和L.博尔纳从巴黎向德国的文学圈传递了许多有关圣西门主义者的消息……这些思想对年轻的德国诗人劳伯、古茨考、蒙特和维巴格产生了多么深刻的影响，巴特勒小姐在《德国的圣西门教》一书中做过记述，她颇有道理地把这整个“青年德意志”学派称为一场圣西门主义运动。在他们作为一个团体从1832年到1835年的短暂而独特的存在过程中，他们始终把艺术必须有目的这条圣西门主义原则加以运用，甚至比法国的同行更为严格，并特别致力于普及他们的女权主义信条和他们“复兴肉欲”的要求。1830年到1835年，正是清道光十年至十五年。如此的文化、思想交互流动与影响之盛况，你在死气沉沉的大清能够想象吗？1839年，也就是道光十九年，大诗人龚自珍写下了著名的《己亥杂诗》：至清末，中华文明这条曾经波澜壮阔之大河，已经变成了一沟令人绝望之死水——万马齐喑，就与欧洲大地上喧腾之文化长河不可同日而语了。1840年的败于英国入侵者之坚船利炮，不过是其表象罢了。这一潭死水，怎敌那奔腾万象之大河呢？郁土微信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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