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斯贝尔斯称古希腊、先秦中国、印度、耶路撒冷为人类轴心文明时代,在公元前五百年左右,这些地方都爆发出了人类文明之光,而苏格拉底、孔子、佛陀、耶稣为轴心时代的核心人物,他们是奠定世界主要文明精神底蕴的伟大思想者。其他不论,对比中华文明与自古希腊而下之西方文明,我越来越感觉到,当其早期,均呈流动激荡状态。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华文明,便譬如是众多内陆河流汇聚而成,孔子之周游列国,墨子在列国间奔波,老子之出函谷关,孟子也跑了不少国家。墨家、道家、儒家、法家等思想流派之间,更是相互驳难与交锋,最典型的当属齐国的稷下学宫,那么多的学者聚集在一起讲学、交流,这不同的河流汇聚到一起,相互激荡,充满勃勃生机。而古希腊文明更不用讲了,它属于地中海文明,本身便吸收了古埃及、波斯等地中海沿岸之文明因素而成,当其繁盛之时,雅典更是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学者,从而诞生了人类第一个建立在个人自由与民主基础上之文明。如果说古希腊文明属于以商业为主的海洋文明的话,则中华文明属于以农耕为主的大陆文明。但无论如何,其共同特色,便是文明之内部,各式异质分子处于相互激荡之状态,充满活力。秦始皇一统中国,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条中华文明之长河,便渐渐失却其源头活水,至南宋后而蜕变成一沟死水,其泉眼渐枯,水质恶化,水位也不断下降。周有光先生曾说,文化是条长河,总是自高处流向低处,至汉明帝时,而有佛教之传入。在此异质文化水流之冲击下,儒家、道家也不得不起而应战,否则便存在不下去了。于是而有宋明理学之发生,可以断言,假若无外来佛教之冲击,宋明理学根本不会发生!然自此之后,中华文明再无外来活水之注入,到了后来,儒、释、道三教合一,这沟死水就彻底陷入死寂状态,王阳明之心学,不过是试图在此中将淤泥挖出,令水质净化耳,总之,是缺乏源头活水!其后虽有基督教之传入,然终究不成气候,无法对这一沟死水形成冲击。等到1840年在英国的坚船利炮之冲击下,方发现我们远远落后于人家,才又重新打开国门,派出人员,赴欧西考察、学习,派出赴美留学生。再后来,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覆亡,民国诞生,至五四运动,要打倒孔家店,迎接德先生与赛先生,西方文化之水大量涌入,再次激荡着中华文明这沟死水,令其去死肌,换新颜。闻一多先生曾发出“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它造出个什么世界”,这是他对当年军阀统治下黑暗腐败社会之抨击,又何尝不是我们这个古老文明之真实写照呢?南宋的朱熹在《观书有感》中感慨“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君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我觉得,这话用来形容西方文明,倒是再合适不过了。当亚历山大降服希腊诸国,征服世界之时,希腊文化便随着大军的步伐而传向世界,史称“希腊化时代”。然后是罗马帝国之兴起,希腊文化被其吸收,并创造出了独特之法律文化。当罗马军队登陆不列颠群岛,此一海岛从此不再孤悬海外,而是与欧洲大陆紧密相连,并慢慢形成后来对现当代世界发生绝大影响之日不落帝国。中世纪的欧洲笼罩在基督教神学氛围之下,思想活力渐渐丧失。至文艺复兴,而重新发现人,用人之自觉,来对抗神的统治。随后,启蒙运动兴起,英国与欧洲大陆的法国、德国、意大利之间,人员交往频繁,文化传播成为常态,这条源自古希腊的文化长河,在中途加入了基督教因子后,又重新奔腾起来,相互激荡、焕发活力。关于此点,陈乐民先生在《公民社会与启蒙精神》中讲得好:
青年伏尔泰第二次从巴士底狱出来后去了英国,时年33岁。在英国只有3年,但这是对他一生起了很大作用的3年……回国后在鲁昂秘密印行了《哲学通信》,针对法国社会的黑暗介绍英国的情况,使人们想想自己。其批判意义相当显然,以至成为禁书(《伏尔泰与启蒙》。孟德斯鸠与伏尔泰同时去了英国,因此产生了人人都知道的《论法的精神》……伏尔泰,当然还有孟德斯鸠,对法国启蒙运动所做的最大贡献,就是把英国的经验传给了法国的思想界(《重读伏尔泰《哲学通信》)。而关于欧洲文明这条文化长河流动、激荡之情况,哈耶克先生在《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一书中有生动记述,窥此可见一斑矣。
有两三年的时间,圣西门主义运动不但在法国,而且在整个欧洲极为轰动……不但与圣西门主义者关系密切的作家,如乔治·桑或贝朗热,而且当时一些最伟大的作家,如巴尔扎克、雨果和欧仁·苏,都接受了圣西门主义的许多教导并加以实践。在作曲家中,李斯特是他们聚会中的常客,柏辽兹在《铁路赞歌》中采用了圣西门主义的音乐信条……圣西门主义在英国文学界也有部分影响。在这里,他们的思想的主要阐述者有一段时间是托马斯·卡莱尔,他得益于圣西门主义理论是人尽皆知的事情,他甚至翻译了圣西门的《新基督教》,匿名为它作序并想出版它……人们更为熟知的,是圣西门主义者对穆勒的影响。他在《自传》中把他们描述成“比任何其他人更好地使他明白了一种新思维方式的作者”……除了法国,对圣西门主义学说最感兴趣的是德国。这种兴趣出现之早令人惊诧。那个国家似乎有相当多的一部分读者都拿到了第一期《组织者》……不过,只是到了1830年秋,才在德国兴起了对圣西门主义运动的普遍兴趣;在此后两三年里,它如野火一般燃遍德国文坛。七月革命使巴黎再次成为吸引一切进步人士的中心,而当时声望如日中天的圣西门主义者,是这个一切自由派的麦加圣城中最抢眼的思想运动。圣西门主义者的著作、小册子和文章,以及他们著作的一些译本,在德国如潮水般涌现,只利用德语文献,就几乎可以对它们了如指掌……整个德国文学界似乎对法国的新思想如饥似渴,对于某些人来说,正像拉赫尔·冯·范哈根所言,圣西门主义者的《环球报》已经成了每日不可缺少的精神面包。有关圣西门主义运动的消息,似乎是1831年把海因里希·海涅吸引到巴黎的决定性因素,而且正如他后来所说,在他没有坐在圣西门主义者中间以前,他从未在巴黎待过24小时。他和L.博尔纳从巴黎向德国的文学圈传递了许多有关圣西门主义者的消息……这些思想对年轻的德国诗人劳伯、古茨考、蒙特和维巴格产生了多么深刻的影响,巴特勒小姐在《德国的圣西门教》一书中做过记述,她颇有道理地把这整个“青年德意志”学派称为一场圣西门主义运动。在他们作为一个团体从1832年到1835年的短暂而独特的存在过程中,他们始终把艺术必须有目的这条圣西门主义原则加以运用,甚至比法国的同行更为严格,并特别致力于普及他们的女权主义信条和他们“复兴肉欲”的要求。1830年到1835年,正是清道光十年至十五年。如此的文化、思想交互流动与影响之盛况,你在死气沉沉的大清能够想象吗?1839年,也就是道光十九年,大诗人龚自珍写下了著名的《己亥杂诗》:至清末,中华文明这条曾经波澜壮阔之大河,已经变成了一沟令人绝望之死水——万马齐喑,就与欧洲大地上喧腾之文化长河不可同日而语了。1840年的败于英国入侵者之坚船利炮,不过是其表象罢了。这一潭死水,怎敌那奔腾万象之大河呢?郁土微信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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