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冰读《菊与刀》」系列的第八篇文章
这时菊与刀的最后一篇文章，目的是总结这本书带给我的信息，并试图走出思维牢笼,拥有自己独立的认知。
《菊与刀》是一本翻译自英语的书，它与其他翻译作品一样，天生就带着译者的个人偏好与理解。《菊与刀》的译者并没有否认这一点，他在本书的前言就提到了「翻译者就是歪曲者」。
《菊与刀》与其他翻译作品还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它聚焦的是日本，这是一个与中国文化有着渊源的国度。书中会出现很多，例如「人情」「修养」之类的词汇，这些词汇让读者总会带来误会，让我们把中国文化里的含义误以为是日本人的含义。
比如，当我们提到「家族关系」的时候，中国人通常认为其中包括了：父母关系，与家里老人的关系，与表哥表姐的关系，甚至三姑四舅的关系。在中国的很多地方，现在还有家族的祠堂，家族的墓园。但日本人理解的「家族关系」，却是非常狭窄的。日本人的家族关系远比中国人疏远，《菊与刀》提到他们的家族关系很像法国人的家族关系。在一个家族团体里，往往只包括自己的父亲，祖父，兄弟以及后代。
除了翻译以及误解，这本书在呈现到我们手里前，还不得不经历历史的波澜。这并不是在说，《菊与刀》这本书出版过程是如何的曲折，当然，作为一本影响力巨大的文化人类学作品，他的出现确确实实有很多的传奇色彩。但我想着重说的并不是这些，而是《菊与刀》所关注的民族——日本人。在二战到如今的2017年，不能不否认日本经历了起起伏伏。
当我们在完全不了解，又要试图了解一个民族文化的时候，通常不会采用统计的方式来探究这个民族关于某一件事看法分布，我们常做的是，把整个民族抽象成为一个人，文化特征就是他做事的方式和性格。
即使很多研究证明基因与性格有一定关系，我们也不会认为某人在20岁时所呈现的性格和行为方式，注定就是他50岁时的性格和行为方式。所以68年前所研究整理的民族特征，在经历了几十年经济文化全球化的冲击后，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变。
战后日本人与西方文化的接触
我举一个《菊与刀》中讲述中国的例子，这更利于与我们感受时间带来的改变。
中国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却只有四百七十多个姓，所有同性的人都认为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是同宗兄弟……一个宗族甚至还有自己祖传的家法，如果宗族不同意当权者的意见，可以拒绝把宗族犯人交给国家。 ——菊与刀
作为中国人，对这些描述最有发言权。这是我们很久以前的社会状况与文化，与当下有很大的差距。因为政治状况不同，经济水平不同，法律不同，人与人的地位关系也不同。
当然《菊与刀》的作者作为一名文化人类学家，她也深刻的理解这一点，她曾表示这本书最多应该被公众接受十年。她还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在日本，传统思想认为婴儿不应该在一岁之前站立或行走，以前很多母亲都会组织孩子尝试走路，后来由于发行了《母亲杂志》，花了十到二十年的时间教育妇女应该鼓励孩子早日走路，才形成了尽在走路的习惯。 ——菊与刀
我说了这么多，似乎传递了迂腐的，还被翻译者给扭曲了的作品。其实也不然。
看《菊与刀》时，很像我们看鲁迅的小说，社会改变了，政治改变了，但人的很多细微特点，仍然还在，就比如我们说，日本人为什么没有让座的习惯？我们仍然可以从日本文化的特征中找到答案。
除此之外，这本书带给我的一点很重要，这是我接触的第一本文化人类学的作品，其中，讲述的关于如何看待不同文化的差异，如何理解差异背后的内涵，如何将古怪的行为抽象为一个容易理解的理论，也是十分有启发的。人类的行为都习自日常生活，这让任何一种民族的存在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这很启发我们去理解那些看起来行为怪异的一些人和民族。
《菊与刀》我看完了，如果你对文化人类学有兴趣，对日本文化有兴趣，这是一本很好的书，它会让你了解，二战时的日本民族在意什么。想要什么，如何权衡利弊，但这本书不是某一个人的心理分析，不能让你知道，你身边的那个日本人在想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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