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关捷
接受军国主义教育的小孩子
再次，实行全民皆兵制，进行军国主义教育。1872年日本颁布《军人守则》，其中要求军人必须具有效忠、绝对服从、勇敢、善用体力、俭朴、荣誉及尊敬尊长的七大职责。1878年，日本以当时陆军卿山县有朋名义发布《军人训诫》，要求军人必须把天皇当作超人的“神”来崇拜，并将这一条定为日本军纪之根本。同年12月，日本制定参谋本部条例，将原陆军省内的参谋局独立设置为参谋本部，直属于天皇，负责用兵作战的军令。1882年1月4日，明治政府又以天皇名义颁布《军人敕谕》再次重申军人应该绝对遵守“武士道”的规范。将军人职责重新规范为忠节、礼仪、武勇、信义、素质。即将军人精神所应具有的武士德性提升到神圣责任感的高度，即以死效忠于天皇为“崇高”观念，使其甘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充当炮灰。1890年10月30日，日本政府颁布了旨在实现举国皆兵的天皇《教育敕语》，“忠君爱国” 教育对象不仅是教师和学生，还在所有日本人中进行。就连刚入学的孩子，也要向他们进行:“尊皇”、“武勇”教育。甚至教孩子们作打垮北洋舰队“定远”、“镇远”舰的游戏。
第四，制造“侵略有理”的舆论。日本编造理由，制造舆论，为对外发动侵略进行辩解。日本帝国主义者也不例外。1890年6月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在第一届国会会议上发表“施政演说”，抛出所谓“利益线”的侵略理论:“国家独立自卫之道，其途有二：第一是守卫主权线；第二是保护利益线。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是也。何谓‘利益线’?即与我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他认为朝鲜和中国是与日本“主权线”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在“利益线”理论鼓噪下，形形色色的扩张言论纷纷出笼。什么日本“人口超过土地”呀，向海外扩张决不能落后呀!等等。1892年，日本自由党总裁坂垣退助公然抛出《殖民论》，说什么鉴于世界各国都向海外扩张殖民地，日本人口过剩，不能落后，也要开拓殖民地。翌年，又出现了榎本武扬组建的“殖民协会”。 建野乡三竟然毫不隐讳地说:“为了使日本国民的注意力从对国内的现状不满中转移过来，我们宁愿欢迎反华战争”。
陆奥宗光
日本外相陆奥宗光也说“国内政局越来越紧张，用通常手段已不能使这种混乱平息下去”。言外之意，日本只有发动一场对外侵略战争，才能“把日本人民的视线从对国内局势不满转移开”，才能把“混乱平息下去”。日本还通过新闻媒体和有关言论，向日本人民广为傅播“朝鲜独立论”、“文野战争论”，宣染、夸大、虚构大和民族“优秀”。与此同时，制造“战争有理”的舆论。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日本的新闻界一致散布:日本与中国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是“圣战”，《国民日报》于甲午战争前公然宣称“义战即将开始!”《读卖新闻》发表日本对华战争“首当正义”，可“以显耀光荣，并宣扬国威。”日本为获得西方列强的理解和支持，进而抹黑中国，美化对华战争，收买西方媒体。纽约《先驱报》歪曲事实，说什么日本在朝鲜的作为将有利于整个世界，日本一旦失败，将令朝群重回中国野蛮的统治，亚特兰大《先进报》毫不掩饰的说：美国公众毫无疑问地同情日本，日本代表着亚洲的光荣与进步。日本甚至派前外相青木周藏到英国和德国担任公使，在他的促使下，日本军方同意西方114名记者随军。
福泽谕吉
第五，日本为发动侵华战争，加强物质准备。一是筹措军备经费。日本政府于甲午战争前掀起了一个以筹措战费为主要内容的“军资献纳运动”和“义捐运动”。1894年7月日本财界头面人物涩泽荣一、福泽谕吉等人发起的以响应侵华战争，动员国民募捐报国的“报国会”。 8月1日，即日本正式向中国宣战的当天，“报国会”召开支持日本政府对中国开战、筹措军费大会。东京商工相谈会发出“今乞广大商工业有志之士赞助，义捐金元，以恤陆军部队，寄赠必需物品”的捐款广告。大阪市药局送药，茶商捐茶，军火商将5600支枪全部捐献。“报国会”还组织、动员工商业者购买巨额军事公债，涩泽荣一将募捐改为5千万军事公债。日本爱知县幡豆郡各村777人应募军事公债100 400元。据陆军恤兵部统计，各府县2 164 686人献纳金总数是2209 770元，平均每人1. 71元；寄赠品的949 128人，共赠送价值708 634元的各类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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