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背诵中国朝代更迭的谱系，发现每四个放在一起比较容易记忆。尤其是“隋唐五代、宋辽金元”一段，背起来是琅琅上口。可后来读中国通史时，却发现元朝的人物没几个被称道，就是九五至尊的皇帝，也只有开国的世祖忽必烈和亡国的顺帝妥欢帖木尔比较著名，其他的都因为在位时间短和名字拗口，总是记不住。要说大臣，灭亡南宋的伯颜、张弘范，后来与农民军多次交战的扩廓帖木尔还能为人们所知道，其余更是埋没无闻。
作为中国相当重要的一个大一统王朝，元朝虽有很多缺点，若要被忽视到这个程度，委实不太公平。不足百年而亡的国运，也不能够抹煞其中一些杰出政治家的身影，毕竟，历史虽不能说就是英雄创造的，而没有英雄的历史，也就不是历史了。
脱脱，这位在元末曾两次出任丞相，实行更化改制，主持纂修辽金宋三朝国史的政治家，在元朝的历史上是一个浓墨重彩的人物。他的出现，是元朝走向末世时唯一的重获新生的机会，而随着他的含冤而死，元朝的灭亡也就成为不可逆转命运。这样一位人物，读史之人，不可不知。
脱脱，字大用，是元末权臣伯颜的侄子。史载“生而岐嶷，异于常兒”，不但熟读诗书，而且“膂力过人，能挽弓一石”，可说是一个文武全才。刚刚满十五岁，便作了文宗太子的怯薛官，也就是卫队统领。被文宗称为“此子后必可大用。”历迁内宰司丞、府正司丞、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同知宣政院事、中政使、同知枢密院事。
这一连串的升迁，自有脱脱能力的原因，但与其家族在元朝宫廷中的地位也是分不开的。其时，元朝的宫廷斗争处于白热化阶段，顺帝继位后，在文宗、定宗朝有着巨大势力的燕铁木尔家族仍然控制着朝廷大权。燕铁木尔家族属于钦察贵族，与蒙古贵族的矛盾十分尖锐。顺帝一时间不敢对其下手，一方面给予燕铁木尔的弟弟撒敦、儿子唐其势高官厚禄，另一方面扶持蒙古贵族的代表伯颜家族与之对抗。两大贵族集团围绕着顺帝展开激烈的斗争，脱脱作为伯颜的侄子，自然是坚决的站在自己家族利益的一方。
随着顺帝地位的巩固，被他所扶持的伯颜家族逐渐占据了上风。燕铁木尔家族处处受制，终于铤而走险，于至元元年（1335年）准备发动宫廷政变，杀死顺帝。而早有准备的伯颜和顺帝很快发觉了他们的图谋，先发制人，将叛乱平息，权倾一时的燕铁木尔家族彻底覆灭。
对于元顺帝来说，燕铁木尔家族的覆灭只是趋虎吞狼之计的成功，狼虽消灭，而虎却更加强壮了。伯颜趁势获得了朝廷大权，开始了长达五年的伯颜专政时期。
伯颜是一个野心勃勃而又有着强烈民族狭隘心理的蒙古贵族，对于帝国内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和南人充满了歧视和猜忌。其当政的第一年，便废除了科举考试，并下令将各处儒学学校的庄田田租改为禁卫军的军费。这一举措，对于汉人知识分子打击甚大，与朝廷的离心力也空前增大。至元三年（1337年），河南棒胡、广东朱光卿起义。伯颜以此为借口，下令禁止汉人、南人、高丽人携带和持有兵器、马匹。并规定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六部、宣慰司、廉访司及各路、府的幕僚长官之职均用蒙古人、色目人，不准汉人、南人学习蒙古、色目文字。这等于断绝了汉人、南人的出仕之路。原本就民族矛盾激烈的元王朝更加危机四伏。
到至元四年（1338年），伯颜的势力达到极盛。顺帝下诏在涿州、汴梁为伯颜建造生祠，在南口为其立碑记功。同时为伯颜专设“大丞相”一职，同时加封为“元德上辅功臣”。史载，当时“伯颜自领诸卫精兵，以燕市布华为屏蔽，导从之盛，填溢街衢，而帝侧仪卫反而落落如晨星。势焰薰灼，天下之人唯知有伯颜而已。”
在伯颜的薰薰权势之下，脱脱作为其侄子升任御史大夫，也是倍及荣宠。但是，脱脱是一个有着远大抱负和战略眼光的政治家。他并不满足于在伯父的羽翼下安享荣华富贵，而且，他也预见到“伯父骄纵已甚，万一天子震怒，则吾族赤矣。曷若于未败图之”，如果不想重蹈燕铁木尔家族的覆辙，就必须改弦更张，拥护皇帝的尊严。
在元朝历史当中，不以家族利益和狭隘民族利益为重，而是考虑到王朝的长治久安的大臣寥寥可数。脱脱可算是其中的佼佼者。伯颜专政时期，民族矛盾激化、官场腐败、币制混乱而天灾不断。伯颜家族的蒸蒸日上，反衬出国家日益衰落。脱脱要想改变这一切，就不得不推倒对自己由着提携之恩的伯父，改变他的治国方略。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脱脱秘密联系顺帝的两大宠臣世杰班和阿鲁，预谋推倒伯颜。
至元六年（1340年），脱脱经过周密计划，开始了针对伯颜的行动。是年初，伯颜邀请顺帝出猎柳林。脱脱要顺帝推辞不去，待伯颜离京，脱脱便命令自己统领的宿卫军控制了京城各门。当夜，奉顺帝驾临玉德殿，召近臣汪家奴、沙剌班及省院大臣先后入见，出五门听命，一举控制了朝廷中枢。第二天，便下诏历数伯颜之罪，贬其为河南行省左丞相，并指出只处罚伯颜一人，决不牵连他人。伯颜统帅的各卫亲军闻讯，各归本卫，不再听从伯颜调遣。众叛亲离的伯颜只好南下就职，不久，顺帝又将伯颜遣往广东南恩州阳春县安置，气郁难平的伯颜死于途中。
伯颜即倒，立有头功的脱脱自然受到顺帝信任，任中书右丞相、录军国重事，入朝秉政。脱脱当政，宣布“更化”，尽废伯颜苛政，恢复科举考试，发还校产，同时“开马禁，减盐额，蠲负逋，又开经筵，遴选儒臣以劝讲”。朝廷气象为之一新，政治趋于清明。脱脱也获得了“中外翕然称为贤相”的荣誉。
在改革制度之外，脱脱还主持修撰了宋辽 朝国史。自古以来，修攥前朝国史总是很敏感的问题，尤其对于元朝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在蒙古帝国崛起于草原的时候，金、宋两朝还并立于世。那么修史的时候，如何纪年，这个问题处理不好，修史就达不到总合人心的作用，反而会造成人心离散。脱脱理智的处理了这个问题，三朝国史，都用三朝原有年号纪年，而不是通用元朝年号纪年。这种开明的态度，在蒙古贵族当中极为难得。作为总纂官的脱脱，召集了汉、蒙、维吾尔等各族学者参与其事，开创了各族史家合作修史的先例。从至正三年（1343年）开始，到至正五年（1345年）十月，116卷的《辽史》，135卷的《金史》，496卷的《宋史》相继修完。
在《宋史》修纂完毕前，已经秉政四年的脱脱感到身体不适，又听术士说“年月不利”，于是上表请辞。顺帝不允，脱脱连上十七表，顺帝终于同意。“有旨封郑王，食邑安丰，赏赉巨万”，脱脱全推辞不受。脱脱的这次请辞，表面上的原因应当尚有深意：认为自己的改革取得了效果，而又害怕自己的权势过大引起猜忌，采取了暂退避祸的措施。
然而，脱脱病辞的五年时间里，元帝国接连不断的被天灾人祸所打击。1344年，黄河决口，河南、山东、河北、安徽、江苏等省很多地区成为一片泽国，朝廷的漕运和盐场都受到很大威胁，财政入不敷出，这急需要政府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而相继秉政的几届政府都不能和衷共济，顺帝在危急之中，于至正八年（1349年）重新起用了脱脱为中书右丞相主持危局。
脱脱再次秉政之后，首先以贾鲁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发河南北兵民十七万，筑决堤成，使黄河回复故道。同时，为了挽救财政危机，脱脱下令发行“至正交钞”，并同时铸造新钱一并发行。在这一措施上，脱脱犯了致命错误，将“至正交钞”的官定价值比原来的至元交钞的价值提高一倍，而印数首批就达二百万锭，祭酒吕思诚认为这样做会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坚决反对，而脱脱没有采纳他的建议。果然，老百姓对交钞舍弃不用，回到以物易物的原始状态，交钞成为购买力极低的废纸。而在治理黄河所征发的兵民所得到的报酬就是这种交钞，而各级官员还要克扣。被天灾人祸折磨得苦不堪言的民工终于奋起反抗，燃起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烽火。
作为朝廷的当朝丞相，脱脱立即着手进行镇压，并对自己的政策进行一些调整，在京畿附近营田，募人佃耕以解北方粮荒，“西至西山，东至迁民镇，南至保定、河间，北至檀、顺州，皆引水利，立法佃种，岁乃大稔。”。在脱脱的主持下，元帝国虽然处处闻警，遍地狼烟，仍维持了对于全国的控制。并对各地起义军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镇压。至正十三年（1353年）底，各地红巾军均被元军击败，农民起义陷入低潮。
至正十四年（1354年）九月，脱脱率领官军主力将义军张士诚主力围困于高邮，至十一月，义军已经人困马乏，破城在即。就在这至关重要的时刻，朝廷却下诏解除了脱脱的官职和兵权。这次事变，仍是元朝内部权力斗争的产物，但与往次不同的是，这一次断送的不仅仅是脱脱的政治生涯，还有元朝的国运。
诏书到达军营时，参议龚伯遂劝脱脱道：“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师时，尝被密旨，今奉密旨一意进讨可也。诏书且勿开，开则大事去矣。”脱脱道：“天子诏我而我不从，是与天子抗也，君臣之义何在？”没有听从，奉诏如故。得知自己已经失势，脱脱拿出自己的兵甲和名马赠送诸将，安排好善后事宜。按照诏书所命，先被安置到淮安，后被安置到亦集乃路，最后被流放到云南大理宣慰司镇西路。
脱脱被解职流放，元军军心大乱，“大军百万，一时四散”，张士诚趁机发动反攻，元军大败。高邮之战，是元末农民大起义的转折点，经此一役，元朝政府的权威丧失殆尽，可直接受朝廷控制的军队也所剩无几，只能依靠地方军阀和地主武装与起义军交战，陷入起义者和镇压起义军的军阀割据的局面，最后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
而这一切，脱脱都没有看到，至正十五年（1355年）十二月，他在云南被权臣哈麻“矫诏遣使鸩之”，享年四十二岁。
脱脱死后，随着局势一再的败坏。元朝的君臣们逐渐认识到他的忠勇，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监察御史张冲等上书为脱脱雪冤，顺帝于是诏复脱脱官爵，并给复其家产。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监察御史圣奴、也先、撒都失里等上书言道：“奸邪构害大臣，以致临敌易将，我国家兵机不振从此始，钱粮之耗从此始，盗贼纵横从此始，生民之涂炭从此始。设使脱脱不死，安得天下有今日之乱哉！乞封一字王爵，定谥及加功臣之号。”朝廷决定照准。
然而，此时，元帝国已经风雨飘摇，朝不保夕，没等朝廷对脱脱封王加谥，帝国的大厦便在朱元璋北伐军“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声中轰然倒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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