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再次拿着《孔雀东南飞》的打印稿,读到“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磐石无转移,蒲苇韧如丝”这句千古绝唱时,我还是情不自禁地感动了。焦仲卿与刘兰芝的爱情悲剧通过汉乐府的模式为我们后人塑立了一座可歌可泣的爱情丰碑。我们不禁要问:纯真爱情难道注定以悲剧作结?
我们已经听惯了从文化上对《孔雀东南飞》的考证与解析。我不想作侵略性的举动,这样会让人觉得我在“逆历史潮流而动”。我只是在想,我们能不能从另一个角度,即经济学的视角来阐发一下焦仲卿与刘兰芝爱情悲剧的必然性?
儒家思想是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家的“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等教条已铸成封建时代人们铁的生存背景。封建统治者向来唱着“以孝治天下”的嘹亮高歌。所以,“孝”演化成人子活动的第一要义,“百善孝为先”嘛。于是,当焦母逼迫焦仲卿休妻之时,焦仲卿也只是“默无声”。他知道,自己违背母亲意愿的不孝行动的代价远远大于不休妻所带来的收益:他得到的将是整个封建社会的无声谴责和周围人群的舆论压力,而失去的不过是一朵春天的花朵罢了。焦、刘爱情悲剧的第一步便是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传统的产物。按照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观点,由此,我们找到了焦、刘爱情悲剧的制度原因: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根深蒂固。
经济学的首要假设莫过于:每个人是理性的自私人!它的含义是每个人采取行动之前,总要权衡利弊、考虑得失,以此决定自身的行动方向。当刘兰芝第一次抱怨“大人”的“嫌迟”时,她的想法定是:通过丈夫的劝说,希望婆婆能回心转意,不要太苛刻过门媳妇。但结果事与愿违,她的“理性”导致了“非理性”的结果。因为婆婆的行为增加了整个事件的不确定性。而婆婆认为,休掉刘兰芝是自己最好的打算——是理性的,因为“东家有贤女”、“阿母为汝求”。刘兰芝希望焦仲卿的劝说成功,但得到的却是“速遣之”的结局。这是“每个人的理性行动导致集体非理性”的简单证明。
经济学中讲究“预期”,譬如你投资股票时,如果你预期明天一支股票的价格将要上涨,那么你就会倾力购买这支股票,待价格上涨时卖出从而获得差价收益。焦仲卿在休妻时,与刘兰芝相约“誓不相隔卿,暂且还家去”,而刘兰芝则预期到他的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最后,焦的预期没有实现,而刘的预期则正应验了。而“遣媒”之人的加入更是增加了他们相会的成本。结果,他们美好的相会之梦就如你预期的一支股票的价格一样下跌了。你赔了,而焦、刘二人只能夜夜忍受相思之苦。
供给和需要此消彼长,当需求大于供给时,货物供不应求。这是经济学中万古不变的至理。所以,当刘兰芝被休回家后,这位“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的美丽女子就变得炙手可热起来。先是“第三郎”,后有“第五郎”,接踵而至。幸好刘兰芝早一步屈服于父兄的淫威之下——这也是刘兰芝的理性表现,否则可想而知,“第六郎”“第八郎”也将登门造访了。
阿母、父兄的逼迫使刘兰芝渐渐心灰意懒,而焦仲卿由于饱受相思之苦则更加不堪忍受了。于是,爱情至上论占据了他们理智的头脑。确切地说,他们渐渐意识到,没有比两人长相厮守更令人激动的了。根据经济学“成本—收益法”的计算,他们的内心把握到:只有“共赴黄泉”,才能白头偕老;只有携手一死才能抵补这浑浊的尘世。即他们开始认为,死的价值所收获的爱情硕果远大于生的痛苦煎熬。终于这出爱情悲剧曲终人散:刘兰芝“举身赴清池”,焦仲卿“自挂东南枝”。
在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罗网中,焦仲卿和刘兰芝作为理性的行动者,却由于阿母及他人的加入导致了未来的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使其爱情之旅困难重重。预期与现实的背离渐渐使他们理性的认识到:只有黄泉路上才能长相厮守,只有冥府界内,他们才能见证自己纯真的爱情。即使从经济学的角度透视,我们依旧痛苦地发现,《孔雀东南飞》中爱情悲剧的发生有其必然趋势!
附记:自己阅读范围有限,从来没看到过有人用经济学方法来分析《孔雀东南飞》中爱情悲剧的原因的。但愿我这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不要被螃蟹脚磕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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