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人的理论被自己的行为所否定时，那将是十分尴尬的。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就遇到了这种尴尬事情。
卢卡斯是理性预期学派的首领。这个学派的基本观点是：由于经济主体（厂商与家庭）能作出合乎理性的预期，能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及时而正确地作出对策，所以，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有百害而无一利。这种理论的基本假设之一是人们能做出正确的预期，这种预期值与实际值一致的预期就是理性预期。卢卡斯认为，经济主体可以得到作出预期所需要的信息（包括经济运行规律的理论与相关资料），所以，从总体和长期来看，预期总是合乎理性的。然而，卢卡斯的尴尬就在于他对自己的事情作出了非理性的预期。
卢卡斯已与妻子分居多年，在他们协议离婚时，妻子提出，如果卢卡斯在1995年以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她有权分享一半的奖金，如果在1995年以后获奖，则她不要求分享。卢卡斯对自己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可能性进行了预期，他认为自己获奖是有可能的，但在1995年以前可能性不大，因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往往是优先考虑那些贡献大而年龄较长的学者，在有可能获奖的经济学家中他并不是年长者。基于这种预期，他同意了妻子的要求。但不幸的是，卢卡斯在1995年获奖了，于是，妻子依协议获得了一半奖金。在卢卡斯获奖后，美国报刊“爆炒”此事，讽刺卢卡斯这个理性预期大师对自己的事却作出了非理性预期，可见经济主体能做出理性预期的假设是难以成立的。
无论卢卡斯轶事的真相如何，它说明了现实中经济主体能做出理性预期的假设是值得怀疑的。这就使我们想到，以此为前提的理性预期学派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的结论是否正确。前几天当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副行长斯蒂格利茨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作演讲后，有个听众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卢卡斯的理论在经济学界影响甚大，卢卡斯有没有可能在今后出任美国总统的经济顾问呢？斯蒂格利茨幽默地反问：如果你是美国总统，经济中失业十分严重，而你的经济顾问告诉你，政府什么也别管，你还能继续让他作顾问吗？斯蒂格利茨的回答说明了，那种完全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观点是片面的。当经济遇到通货膨胀加剧，失业严重或者长期停滞时，任何一个政府都不会无动于衷，听之任之。问题在于政府干预多少，用什么方法干预。经济既不能没有市场调节，又不能没有国家干预，如何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是一个仍然困惑着经济学家的问题。
当然，我们不能根据卢卡斯的这件轶事而完全否认理性预期这个概念，也不能由于理性预期学派对经济政策影响甚微而否认这个学派在经济学中的贡献。理性预期学派研究了经济主体的预期形成问题，以及这种预期对经济运行的影响。这对深化经济规律的认识是很有意义的。人们早就认识到预期对经济的重要性，但对经济主体预期形成的方式了解甚少。凯恩斯把预期作为非理性的、随机的，这就无法分析预期对经济的影响。以后的经济学家提出了外推式预期和适应性预期的概念，强调了过去经验对未来预期的影响，并以此解释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关系。但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在一个动态的经济中仅仅是过去的经验还不足以决定预期，要分析复杂的经济，还需要一种更为合理的预期形成概念。理性预期的概念是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默思在分析证券市场时提出来的，卢卡斯在70年代之后把这一概念用于宏观经济分析，并提出了一整套崭新的宏观经济理论。尽管卢卡斯的理性预期概念并不完善，但却是一个重要的进步。现在理性预期的概念已在宏观经济分析和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中得到了广泛运用。所以，卢卡斯在199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是众望所归。理性预期学派的理论是人们认识经济社会过程中的一种进步，而不是顶峰。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正确认识理性预期的意义。
卢卡斯轶事是记者们炒作的，无非是要给这本不平静的世界再增加一点刺激。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这件轶事倒无损于卢卡斯及其理性预期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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