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0年代。
元宵从记事起，就听塆里人讲，她家的房子是柳坳最大的。可她怎么看都觉得自己家的房子是塆里最小的：一家六口人就挤在两联共三间土坯房里，稍大的一间是堂屋兼灶火间，稍小的两间就是一家三代六口人的睡房了。
元宵不明白，就问奶奶：奶，我们家的大房子呢？
奶奶打断她的话：莫听他们瞎扯，我们家哪里来的大房子？这就是我们家的房子！元宵没见过爷爷，只记得自己从小就跟奶奶睡，夏天奶奶给自己扇扇子，冬天自己给奶奶熰脚。她最听奶奶说的话，奶奶说没有那就是没有。
元宵家隔壁有一间大房子，白天总是挂一把大锁，晚上却开门，从梁上悬两根铁丝下来，挂着两盏用陶壶改装而成的土油灯，照得通明，人来人往，也很热闹。元宵很想进去看看究竟，哪怕凑个热闹也好。都被奶奶拽回来了。
元宵十岁了，没上过学，不认识那间大房子门楣上的字，更不认识房子里墙上的大红字。她的弟弟跃进刚上小学不久，却比同龄的孩子识字多，他告诉姐姐：门楣上的字是“政治夜校”，屋内墙上的字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元宵羡慕弟弟，更加希望能上几回政治夜校。
政治夜校晚上灯火通明，开的就是扫盲班，柳坳有一大帮十多岁以上没上过学的孩子，大队革委会专门请了对面塆里的何先生来给贫下中农的孩子们扫盲，教他们认字。元宵想识字，想得口焦舌燥。看到塆里跟自己一道长大的谷香、枣花、秋荷、腊梅她们用一个习字本卷着一支铅笔进了隔壁的夜校，她就想冲过去，坐在她们中间，听何先生讲课。
奶奶每次拽住她，虽然很无奈，却又不得不警告她：我们家是富农，没资格上夜校；跃进能上学已经是烧高香了，你要是冲进去，保不准跃进的书也读不成啦！
嗓音洪亮的何先生在隔壁给姐妹们扫盲，元宵在自家堂屋听得真真切切，何先生教读“工、农、水、电、人、手、口、元、角、分......”这些字，如此熟悉又如此陌生，知其音却不识其形，急得心里直发慌。
弟弟跃进见了，便悄悄地记下了何先生教读的那些字，回头他再教给姐姐元宵。元宵也就认识了好多字。
二
1970年代。
五月觉得自己的童年是在一轮又一轮的学习、反省、挨批的斗争会上度过的。姐姐告诉她，她们家是富农，属于黑五类，各种各样的运动来临时，首当其冲就是她们家。可能经历多了，批斗的和挨斗的又都是一个塆的，斗到后来都是形式，都麻木了。
但是五月不会忘记六岁那年经历的一些事情。那年十七岁的姐姐元宵和七十七岁的奶奶竟然先后因为肺结核而辞世。还没有从两位亲人离去的哀痛中摆脱出来，五月一家又开始了没完没了的“学习班”的学习。
“学习班”照例设在隔壁的政治夜校里。
学习班的主题是从“批林批孔”运动突然转到“反帝防修”上来的，据说起因是两个河南告子（讨米要饭的叫花子，浠水人叫他们为“告子”）突然失踪，有人向上面反映，他们有可能是敌特。那几年有一男一女两个告子，操着河南口音，在浠水乡村讨饭吃。这俩告子，不白讨不白要的，他们还随身做点小买卖：男告子经常卖点桃红果绿的可食用颜料，供大家做花粑用；女告子经常带些针头线脑跟妇女们做买卖。男的剃个寸头，晒得黝黑；女的头戴帕子，显得干净些。
这俩告子似乎并不是一道的，因为他们几乎没有同步出现过。但是忽然从人们视线里消失却是同时的。于是谣传得很邪乎，说他们是苏修美帝的特务，他们走村串户其实就是替敌人观测地形地貌，绘制作战地图用的；也有说他们就是来刺探“深挖洞，广积粮”的详情的，那女告子的帕子底下藏着微型发报机。既然他们是“特务”，那么“特嫌”分子就得进学习班。
五月的家庭是富农成分，五月的妈买过告子的桃红和针线，五月的爸还给过他们几次剩饭吃，这些都是构成“特嫌”分子的要素，蹲学习班接受人民群众再教育在所难免。白天爸妈要出工干活儿，哥哥跃进要上学，五月还没上学，已经会提着箢篼刮屎拣粪了。到了晚上，一家人按照规定，到夜校里接受“学习”两小时，前一小时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后一小时反省交代自己的过错。这个学习班折腾了大半年时间才不了了之。特别是后来那两个月，主持学习班的干部和对五月一家人进行再教育的贫下中农都坚持不下去了，直接把钥匙交给五月的爸，叫他到点了就带家人进去反思。在这两个月里，哥哥跃进用夜校的黑板教五月认字，可五月一点兴趣也没有。
五月每次在夜校里呆到脑袋发糊，眼皮打架，昏昏睡去。她一直没明白：这么没意思的地方，姐姐为什么至死还念念不忘！
三
1980年代。
跃进读书比一般的孩子用功，成绩超出他们一大截。高中毕业却没机会推荐上大学，因为他家的成分不属于“工农兵”。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没人给他提供信息，他错过了；后面连续考了两年，分数上了，却在体检时刷下来了，他的肺里“有阴影”。大家都还记得跃进的姐姐元宵和他们的奶奶是同一年死于肺结核的。考不了学，身体不好肯定也当不了兵。好在这时候他们家戴了近三十年的富农帽子终于摘了，一家人终于可以柳坳人平等而视了。
跃进家隔壁那间大屋子，做了十几年“政治夜校”，最终还给了他们家。柳坳在塆中间重新造了一间更大的会堂，既做会堂，兼做夜校，不叫政治夜校，而叫“社员之家”，后来又改回来叫“村民夜校”。
村民夜校除了用于开群众大会，也曾用来借给房子紧张的人家做结婚典礼。真正作为夜校之用，要数那次鼓乐培训了。
这时候那些曾被当作“四旧”的采莲船、踩高跷、舞狮子、蚌壳精和龙灯等故事儿作为民间喜闻乐见的娱乐项目又都恢复了。老年人这才发现，原来擅长敲锣打鼓的人们已经凑不成班子了，需要在年轻人中培训新人。柳坳操持这件事的长者是海棠二爹，海棠二爹想起当年扫盲班的老师何先生，请他推荐授课人选。何先生推荐一位曾在老戏班待过的民间艺人伍师傅，伍师傅吹拉弹唱样样精通，可他是个大忙人，不光柳坳请他，方圆百里请他去培训唱戏指导锣鼓的地方多了！所以他每月只在五号、十五号、二十五号三个晚上来柳坳露露脸，其余时间要靠海棠二爹自己组织了。
海棠二爹也只是个半吊子，他可不敢乱教这些后生，怕误人子弟事小，耽误柳坳的过年节目事大。他央求伍师傅在柳坳年轻人中物色一个悟性高的，好帮助自已一起组织好柳坳的锣鼓培训班。伍师傅上了三次课就看出跃进这后生不错，就对海棠二爹说：这样吧，让跃进跟我一个月，我到哪里上课，他跟到哪里听课，一个月以后保证他能替代我！
果真，一个月后，柳坳村民夜校就成了跃进的舞台，在伍师傅不能来的那些日子里，他教柳坳的后生们敲锣打鼓扑镲，搞得有板有眼。海棠二爹向村长下保证：看吧，来年春节，柳坳的故事儿可以搞起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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