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世界的误读，扭曲了对文明的认识
上世纪七十年代前的中国性观念异常保守，“性”一度成为民众谈虎色变的话题。而今天，西方的“性开放”理念被饥渴的国民以最大的热情全盘接受并发扬光大，以至于西方人谈到中国都在感叹，中国姑娘实在太开放了。那么西方的性观念到底是怎样的，是不是真的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安全套是中学生的必备装备，生人上床如握手，换情人比换衣服还快？
其实，我们对美国的“性开放”确然存在严重的误读。美国主流社会的“性观念”则远比我们保守，大众传媒和公共场所也远比我们“干净”，公共场所根本看不到涉及色情的宣传广告，电视也非常干净，连骂人的脏话都被删掉。美国大部分州都禁娼，所有与色情有关的场所都必须在指定的位置，尤其要远离教会、学校。即便如此，他们还时常遭受一些周边居民的抗议。
美国人的婚姻家庭也远非我们想象的那样滥情任性不负责任。美国人在计划结婚之前是有些随便；可一旦结婚就非常清楚自己的责任，家庭始终摆在首位，连工作也得从属家庭，很少结了婚的人还会经常去娱乐场所和别的男女玩浪漫或一人深夜不归泡吧。美国离婚自由，可在婚姻期间大多能对配偶保持基本忠诚，尤其是有一定经济条件和文化教养的绅士阶层更能以身作则。性绯闻不但令政务官吃不消，绅士若是沾上性绯闻也一样会失去社会的尊敬。
西方自由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个人主义”；但西方“个人主义”的内涵与中国人的理解有很大的出入。我们是从字面上理解“个人主义”的，既“个人利益第一”？在这种价值取向引导下，西人以“自我”为中心各自为政，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无视他人利益和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
因为西方文明讲求尊重个体，尊重他人利益，欧美国民特别注重“公德”。随地吐痰、插队占道等中国司空见惯的社会景观，在欧美国家很难看到。助人为乐也成为西人习以为常的美德。人们在公众场合说得最多的话是“对不起”和“没关系”。一个人遇到不幸时，素不相识的国民都会给予真诚帮助……
长期以来，美国“民主”虚伪论在我国甚嚣尘上，理由主要有两点，美国选举全靠金钱开路，不管是总统，州长还是议员都消耗甚巨，而这些钱都来自于资本家的捐款，没钱玩不转，这种民主是掺了水的假民主。二来，拿人钱财提人消灾，资本家无利不起早，花了这么多钱肯定是要有所回报，美国两党不过是代表不同资本家阵营的利益，不管谁上台，性质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剥削人民，效忠资本家服务的。
美国选举确然要花很多的钱，但金钱并不能决定选举结果。美国的竞选机制使穷人和富人拥有相对公平的竞选机会，并设置了富人用金钱操纵选举的壁垒，在运作方式上使金钱的影响降到了尽可能低的限度。
也许有人会问，给候选人提供竞选经费的富人难道不会提出相应的条件，待候选人当上总统后再利用手中职权维护并拓展他们的利益吗？
美国总统在国内的行政经济活动受到司法机关、议会和媒体无孔不入的监督和制约，权力空间极为有限，以权谋私的机会很少。地方各级政府都是当地民众直选的，在宪法框架内只对当对民众负责不对总统负责，总统升不了地方行政首长官也降不了他们的官，因此也不可能在地方政府安插亲信或插手政府采购和地方公共工程。在上述境况下，总统能利用公权为竞选捐助人谋求“私人利益”吗？
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一个“金钱至上”的社会，人与之间除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外，再也没有其他任何联系了。对金钱的追逐也因此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向前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基于这一认识上的误区，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为了学习西方国家的“致富经验”，自然把“挣更多的钱”作为人生的终极奋斗目标。新世纪的今天，当我们再次把目光投向“拜金主义”的始作甬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时，才发现在西方金钱并不是“万能”的，西人对金钱的热情也远没有达到我们想象的那种程度。
当成千上万的中国富翁不惜伤害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用非法手段聚敛巨额财富，肆意挥霍巧取豪夺来的不义之财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知道：多数外国富翁把通过勤劳智慧挣来的正当财富回报社会，晚年把绝大多数甚至全部财富捐给慈善机构或学校。当美国的多数富翁在晚年都争相把财富捐出来回报社会时，当比尔-盖茨，巴菲特这样的巨富把数额大到吓人的财产全部捐出，用于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时，我们能说这个国家的国民信奉“拜金主义”吗？
如果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巧陷入了“拜金主义”的泥潭，又自认为这是学习西方的结果；难道不是我们对西方文明的悲剧性误读吗？
中华文化本来是最讲道德的，但是一旦失去了对公共空间的认知，先人提倡的道德也就不会在那里实现了。
大家都在责备我们的同胞有随地吐痰、大声喧哗等等的毛病，这些毛病看似道德问题，实际上是对公共空间的漠视。中华文化本来是最讲道德的，但是一旦失去了对公共空间的认知，先人提倡的道德也就不会在那里实现了。古代一个官员坐着轿子来到了某个公共空间，前面一定有差役举出两块牌子：“肃静”、“回避”，公共空间一下子又不见了。
那么，似乎只好让知识分子来关心公共空间了，但是中国文人遵守一个座右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里边所说的“窗外”，就是公共空间，他们不予关注。他们有时也讲“天下兴亡”，但主要是指朝廷兴亡。这个毛病，与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一个重要论述对比一下就更明显了。康德说，知识分子的崇高责任，就是“敢于在一切公共空间运用理性”。
造谣无责，传谣无阻；中谣无助，辟谣无路；驳谣无效，破谣无趣；老谣方去，新谣无数。
美籍华人史学家黄仁宇教授说，中国历史最大的弊端是 “缺少数字化管理”。他特别举了明代朝廷档案《明实录》的例子，发现那里记载的数字大多很不准确，甚至极为荒谬，但从撰稿者、抄写者、审核者，到阅读者、引用者，好像都陷入了盲区。这个盲区，在中国现代有增无减。
实证意识的缺乏，也就是科学意识的缺乏。这种倾向，使中国文化长期处于“只讲是非、不讲真假”的泥潭之中。其实，弄不清真假，哪来是非？现在让人痛心疾首的诚信失落，也与此有关。假货哪个国家都有，但对中国祸害最大；谣言哪个国家都有，但对中国伤害最深。
总之，中国文化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一个奇怪的局面：造谣无责，传谣无阻；中谣无助，辟谣无路；驳谣无效，破谣无趣；老谣方去，新谣无数。
我们的社会，比起世道，更加需要的是一个健全的法制，保障合法利益，充分做到惩恶扬善。
在中国文化中，“好汉”总是在挑战法律，“江湖”总是要远离法律，“良民”总是在拦轿告状，“清官”总是在先斩后奏。这类“总是”还可以不断列举下去，说明中国历来的民间灵魂大多栖息在法制之外，或者飘零在边缘地带。当然，这也与中国法制历来的弊病有关。
中国文化对法律观念的疏淡，严重影响广大民众快速进入现代文明。很多官员在忙着表演离开法制程序的所谓“亲民”举动，把上访看作起诉，以调解替代审判，用金钱慰抚非法，结果，是非混淆，法律蒙尘，凶者得利，善者受损。
我国建立了基本的司法体系，也出台了很多具体的法律，可以说是一个“法制国家”了；但是，权大于法，有法不依、贪赃枉法的现象还很常见，司法腐败还很严重，要真正实现“依法治国”，同志尚须努力。
中国最尊重的学问家，往往是“学富五车”，却未必有创新的观点让世人受惠。
经常听到这样的声音：中华文化历史长，成果多，回过头去学习、敬佩还来不及，怎么还会想到创新？结果，我们的文化，多的是整理、校点、收藏、注释，少的是实地考察、荒原历险、大胆探索。中国最尊重的学问家，往往是“学富五车”，却未必有创新的观点让世人受惠。中国最推崇的艺术家，往往是各方“无争议”，却不知道任何创新都是对原有规范的挑战，不可能“无争议”。
对于一个背负着几千年历史、文化负担沉重的民族来说，尤其需要除旧布新的勇气和魄力。只有通过创新，现实的人们才能在历史的城墙上添砖加瓦，并激活那些沉潜于历史之中的智慧和潜能。只有用增量激活存量，那些沉寂于历史深处的一潭死水，才会变为源头活水，以更汹涌磅礴或鲜活通透的力量来润泽后人……
中国人喜欢“台上一套，台下一套”；喜欢“对内一套，对外一套”；喜欢“表面一套，私下一套”。
秦汉以后的两千多年，是中国社会伦理一直是儒、法双轨。双轨的特点体现在统与治依靠不同的伦理体系，社会以儒家学说作为社会思想的统一，即说。但以法家思想作为治国之策，即做。所以，常常说中国人是说一套、做一套，有一定的社会伦理根源。
中国人喜欢“台上一套，台下一套”；喜欢“对内一套，对外一套”；喜欢“表面一套，私下一套”。中国人之间的相处，表面上云谈风情，暗地里暗流涌动；看起来相敬如宾，实际上彼此算计；说笑起来坦诚无邪，设身处地，行动起来往往心机深沉、手段了得……也就是说，中国人往往表里不一。中国的夫妻相处之道，似乎是不见硝烟的战场和此消彼长的较量。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但是中国人的智慧都用在了“与人斗”上面，用到了揣摩、猜测、算计上面。
面子之盛：吃饭穿衣，社交应酬，人前人后，单位家庭，朋友亲戚，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中国人看重面子，好面子，顾面子，都希望自个有面子，最好还是“大面子”。可这面子毕竟是“面面上的”，是表面的东西。既然是面子，就会有里子，表里不一就很有可能。这就难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事情发生了。
面子之盛：吃饭穿衣，社交应酬，人前人后，单位家庭，朋友亲戚，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人情面子事也分两种，即表情跟衷情。表情是面子上的“情意”，也可以解释为情分或意思。它的情是虚情，意是假意。当面笑脸相迎，转身人走茶凉。甚至很多时候，双方都相互不记得不认得对方是谁，只是为了各自所需前来“看面子”的。
正如易中天先生所说，面子是咱中国人的宝贝。面子几乎主宰着我们日常生活。人际关系，要靠面子来维持与处理，社会生活，要靠面子来决定与操作。
教养不是西方民族的文化专利，更与所谓“资产阶级思想”无关，而是人类文明的普世标准。教养和国家发达程度呈正比关系。它是文明的旗帜，并据此展示民族的精神高度。对于无教养的国度，任何华丽的“盛世叙事”，都只能是自我陶醉的幻梦而已。
作为一种优美的意识形态，教养不是政治规训和德育美育课程的结果。政治灌输方式，易于引发民众的逆反心理。此外，举止谈吐固然是灵魂的显现，但终究是教养的表皮，犹如那些华丽的衣物，可以脱卸和伪饰。只有教养本身才能直达灵魂，从内部解决文明的危机。
在GDP指数保持高位的今天，全民教养指数却在继续跌落，并有归零的危险。没有任何一种现成药方，能够挽救这濒死的教养。西方人费了三百年才养成的事物，我们或许要耗费更多的年份去重构。是时候该停下来，仔细擦擦文明这面镜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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