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陈幼民，1951年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第十三中学。1969年赴陕西延安地区延长县插队，1971年底进延安汽车修理厂当工人。1973年考入西安美术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1984年调回北京，在中国工人出版社做图书编辑，后任编审、副总编辑。2011年退休。
虽然数次去欧洲，走访了几十个国家，但大多数时间是在路上，加上欧洲国家也小，同样的路程，在咱们国家连一个省都没出呢，在这里，也许就穿越了几个国家。
有时在某个国家仅住一夜，比如去卢森堡，晚上七点多钟才到，在灯光昏黄的街上走了几百米，第二天早六点就离开，黑着进，黑着出，到现在我也说不清卢森堡是个什么样子，而在名义上，我已经到过这个国家。
再比如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我是坐在大巴车上匆匆掠过，隔着玻璃窗观看梧桐树下熙熙攘攘的人群。著名的凯旋门前，也只停留了十五分钟，虽然远远地拍摄了几张照片，证明我曾经“到此一游”，如果没有这些照片，我就以为只是做了一场梦。
匆匆来去，走马观花，浮光掠影，管窥一斑，我不是专家学者，作为一个老百姓，难免皮相之谈，也不可能接触到人家社会中的深层次问题。然而，表面现象有时也能反映出本质，谁能说优美的环境、整洁的城市不代表一个国家公民的自觉意识和政府的管理水平呢。
走在欧洲的许多城市中，我经常产生这样的疑惑，这到底是一个历史城市，还是一个现代城市。我走过的无疑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如德国、法国、瑞典、意大利等等，他们的科学技术是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是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也是现代化的，可他们的城市却是“旧”的，教堂的尖塔林立，哥特式的建筑随处可见，就连市中心的许多道路，还保留着石子铺成的路面。当我在罗马街头徜徉时，脚踩着被磨得黑亮的石子时，想到这可能是拉菲尔走过的路，心里总有一种不知何夕的感觉。
有人说，欧洲国家的房子多是砖石结构，结实牢固，易于保存，而我国的建筑多是土木结构，易于损毁，难于改造，所以只能拆。建筑材料的不同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我以为，更重要的恐怕是价值观的取向和对本民族文化传统是否认同。我去过北京一些正在拆除的前清王公贵族的大院，见那里的建筑一砖一瓦都没坏，不也照样拆了。看来，对旧城区改造的立足点是保护还是拆除，才是问题的关键。
比如德国的慕尼黑，在二战中，遭受了66次轰炸，市中心只有3%的建筑幸存，可城市的建设者们硬是找到了当年城市建筑的档案，按照过去的街道格局，一砖一瓦地照原样恢复。不仅再现了战前城市的原样，而且保持了300年前的城市风貌。
按照我们的理解，旧城毁了，正好可以“在一张白纸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可人家不，偏要重温旧梦。战后的欧洲，现代后现代的艺术思潮一浪高过一浪，求新求变甚至求怪的艺术流派此起彼伏，可为什么在城市建设上却如此的守旧呢，有点让人费解。
再比如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有些房子确实老旧了，需要重建，但市政府规定，房间的内部结构可依房主的意见进行现代化改造，但房屋的立面，即向街的那一面，必须保持传统的样式，而且修立面的钱，由政府来出。这样，许多老城区整体和谐的美感，就被完整地保留下来。
荷兰居民有一个有趣的风俗，住宅其它房间的窗户可以遮蔽，以保护隐私，而客厅的窗帘却是敞开的，特地让人观赏到里边的摆设。不管这里面是否有炫耀的含意，我们倒是感觉到了外观的古色古香与内部现代舒适的完美结合。
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市中心，有几座方方正正的玻璃大厦，那是在我国城市中随处可见的现代化建筑的样式，可在斯德哥尔摩市民的投票中，却被选为“最丑陋的建筑”。当听到陪同我们的工作人员讲述这件事的时候，我不禁心生诧异，因为这样的建筑，正是我们心中现代化的模本，我们城市的管理者，正在大量拆除胡同与四合院，把首都改造成这种建筑的丛林。而现代化程度远远高过我们的瑞典，市民们却抵制着钢筋水泥的大厦，那所谓现代化，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样式呢。
走过欧洲的乡间，看到也有盖新房的，尽管建筑材料和器械是现代的，可我发现，那房屋的样式却是传统的，和老房子没有什么两样，在一个村庄中，你很难区别新与旧。
据说欧洲人有些看不起美国人，认为他们没有文化，城市里宽阔的大马路与奔涌的车流，隔断了社区间的交流，使人们丧失了文化的认同感。对于这种说法，美国人没有反驳，他们反而赞叹欧洲道：“在欧洲行走，宛如走在一座鲜活的博物馆中，建筑和生活方式都保持了一两百年。”我没有去过美国，无法对此做出比较，但在欧洲的城市里，人们对历史与文化的尊重，对文化认同感的珍惜，倒是给我留下了同样深刻的印象。正像一位学者说的：“通过有形的建筑，传承弘扬着无形的人文精神，这就是欧洲。”
其实，欧洲的古典建筑不仅是一笔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也是重要的经济遗产和旅游资源，像法国，旅游收入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6.3%，平均每年能安排90万个工作岗位。世界各国的人到巴黎旅游，最感兴趣的还是那些古代文明的遗迹，肯在门票和纪念品上花钱。也许只有我们中国人，古老的东西多了去了，曾经沧海，见怪不怪，所以花在免税店里的时间要比在卢浮宫里多，被称为“购物冠军”。从这一点也可明白，为什么国内拆起古代建筑来，我们不会那么心疼。
“走马观花”也有好处，坐在大巴车上，驶过法国、德国的原野，能够看到森林、田野、河流与村庄。正值秋天，茂密的树林金黄一片，那景色好似油画一般。
法国和德国有许多丘陵地带，森林和田地相互穿插着，层层叠叠，山顶上长着树，坡上是田，绵延地铺向远方。我以前下过乡，知道在当年的中国农村里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叫平整土地，每到农闲时，就有大量的人扛着镢头、推着板车来做这个事，填平沟壑，推倒山头，造出一层层的“大寨田”。我有点不解，欧洲的农民为什么不搞平整土地呢，任由耕地随着山势起伏，以他们机械化的水平，办这个事应该不难。
北欧国家的森林覆盖率是全世界最高的，用不着看介绍，每一个来此的人都会有切身的感受。我们生活中的森林，是标在地图上某个遥远的地方，而欧洲人的森林，就在他们的身边，是和他们的居住环境连在一起的。据陪同我们的工作人员讲，其实欧洲的森林有相当一部分已是人工林。人家种树不是采用运动的方式，每年到了一定的日子才大轰大嗡地搞一下，而是把它变成了一种常态。相关部门制定好规划，并提供工具，据说是一个类似钢套筒式的东西，用提手一压一拉，一棵树苗就种上了。到了周末，就有许多人上山种树，甚至把它当成了一种休闲的方式。当地政府还对植树人提供一定的补助，我们团里有好事者按照中国人的思维问，会不会有人拿了钱而不去真正种树呢，人家回答，欧洲人不干那种事。
欧洲的河流也给人印象深刻。我游历过塞纳河、莱茵河、美因河、毛瑟河等。在都灵学习时，培训中心旁边就是一条河，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只见人们常在河边跑步，在河里划船。这些河水质清澈，岸上树木繁茂，绿草茵茵。在河流经过城市的地方我仔细观察过，还没有发现一个排污口，不知道人家把污水都弄到哪里去了。
不少中国人都有这样的体会，来到欧洲之后，发觉自己的照相机变好了，摄影水平也提高了，因为照片表现出从未有过的清晰度和艳丽的色彩，即使不用滤镜，天空的颜色也变得湛蓝通透。我的一个朋友有哮喘病，每年都要犯上几次，后来他得到了一个到欧洲讲学的机会，两年中，哮喘病好像消失了，看来，清新的空气是最好的良药。
我们经常说，发达国家也曾经过“先污染，后治理”的阶段，有些人甚至以此来为我们国家目前的污染现状进行辩解。可我先后访问了欧洲几十个国家，到处见青山绿水，不禁对上述说法产生了怀疑，因为我确实看不到污染过的痕迹。
后来我查了一些资料，知道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后，确实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污染，比如说“伦敦雾”事件，马斯河谷事件、泰晤士河、莱茵河水质的污染，酸雨的出现等等。但是，请那些把“先污染，后治理”当成必由之路的人不要高兴得太早，且不说对环境保护不管是认识上还是技术上都已提高的今天，各国都有许多应吸取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根本没有必要重走老路。就是在当年，我想，欧洲污染的状况也未必严重到哪去，如果和我国的现状相比，或许可以用轻微来形容。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度”的差别，我可以这样认为，在污染程度还远没达到发生质变的临界点的时候，欧洲人就已经开始了行动。发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环境保护运动，轰轰烈烈得不亚于一场革命，公众的强大压力，促使政府参与其中，进行环境保护的立法，制定环保规则，迫使企业采取控制污染的行动，导致了环境保护工作和科学研究的诞生。
我以为之所以欧洲人那么重视环保，是因为他们没有我们那么强的忍耐力，我们可以忍耐身边不止一条河流变成劣五类水质，可以忍耐一座百万人口的城市断了水源，只要每天还能有一瓶矿泉水喝，我们可以忍耐城市空气中可接受的颗粒物浓度，高于其他国家十几倍，只要明天还会刮风。我们可以忍耐河流上游的树木都被砍光，因为发洪水的时候自有部队来抗洪救灾。我们能够忍耐接二连三地发生儿童集体血铅超标，只要污染企业能够上交利润……反正只要有GDP，我们就能够忍耐一切。
在巴黎，最乱的地方恐怕就是老佛爷百货商场的门前，因为这是我们的同胞来法国的必到之处，从一辆接一辆的大巴上下来的人们，蜂拥而入，抢购商品。在门前，人们像在国内一样地大声喧哗，甚至吵架，随地乱扔着烟头。我看到巴黎市民经过这里时，大都是侧目而视，脸上流露出厌恶的表情。
经济学家说，一个国家的环境保护水平与经济发展的水平相关，当人们连饭都吃不饱的时候，是谈不上环境问题的。但是，也不能说只要经济上去了，环境保护水平就会自然而然地提高。相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片面地追求GDP增长的事情在我们周围却屡见不鲜。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经济实力已达到世界第二的位置，然而，我们的环保水平和环保意识，和世界先进国家相比还差得很远。
如果初到一个国家，还来不及了解它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等情况，仅仅是“走马观花”，从表面上能看出其大概的发展状况和文明水平吗，我以为是可以的。角度很多，不同的人会关注不同的点，作为美术工作者，最能触动我神经的，是时时处处映入眼帘的各种设计。
在当代社会中，我们接触到的一切，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设计的产物。意大利建筑师罗杰斯有句名言：“小到一把勺子，大到一座城市，都应该是经过设计的。”一个国家有时就像一个人，是衣装整洁得体，还是蓬头垢面邋遢，直接表现出一种生活态度和文化修养。
说欧洲很多国家是设计的国度，一点都不过分。大到一个城市的天际线，一条街道，一所建筑，小到一个站牌，一个橱窗，一个路标，都让人感到设计的精致。而且这种精致，不分城乡，不论远近，全国都达到统一的标准。即便是边远小镇上一个面包房的招牌，也让你感到出自行家之手。
我的一个在巴黎留学的朋友讲，有位中国留学生赚到了一笔钱，在巴黎城郊大路边买了一所房子，为了表达喜悦的心情, 便把外墙涂成了鲜艳刺激的颜色，没想到城市管理人员很快找上门来，拿出了巴黎城市建筑的色标，勒令他必须按照整体规划的要求改变房屋的色彩，否则就是违法，他当然只得乖乖地照办。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在崇尚自由的法国，自由也是有边界的，房屋是你的，整体环境却是公众的，不能因为个人的特立独行，而污了大众的眼球。你有选择的权利，但必须在一个法定的范围之内。然而，一个城市建筑色彩标准的确立，不是源于某些官员个人的喜好，而是出自悠久的文化传统与科学的设计理念，出自设计专家们的继承与创造。
当我们来到欧洲任何一座城市的时候，都会发现建筑与建筑之间，建筑与环境之间，建筑和人群之间，色彩关系总是那么协调，建筑外墙大面积的灰色调，既有变化，又和谐统一。在蓝色天空的映照之下，地中海松和绿地的簇拥之中，人的建筑恰如其分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醒目而不刺眼，沉稳而不黯淡，与蓝和绿的自然色调形成了对比统一的和谐关系。
世界各国的发展有经济、政治之间的差别，同时，也存在着审美意识成熟与否的差别。这种成熟不仅表现在城市的整体设计外观上，也体现在每个具体的人身上。不论是在巴黎还是罗马的街头，我看到匆匆过往的行人，打扮得都非常得体，从发型、衣装、鞋帽、配饰，看似随意搭配的围巾、挎包，从色彩到样式，都很协调，显露出高雅的气质，成为城市的一道靓丽的风景。让人觉得，从罗马柱下和雕塑喷泉边走过的人，就应该是这种样子。
也许是我的接触有限，但我确实还没有看到一个在装束上明显露怯的例子。这使我感到，设计的理念和审美的意识，对欧洲的民众来说，已不单单是设计师所赋予的外在的东西，而是融化到他们的血液里，成为每一个人文化的基因，正像意大利设计师多米尼尼说的：“意大利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形成了这个民族对于美和造型的敏锐感觉力……”
虽然欧洲各个国家的设计风格有所不同，比如德国的精致简约，意大利的自由与奔放，但要说起他们的共同点，我以为是优雅。从巴洛克的风靡，到战后新艺术运动的兴起，虽然经过了立体派、直线派、未来派、达达主义、新构成主义、造型主义、绝对主义、现代主义等等的冲击，造型趣味和表现方式发生着很大的变化，但是这种优雅的品质却未曾改变。不知是优雅的传统导致了设计的风格，还是优雅的设计提升了人们的眼界，总之，聪明的设计师能够在传统和未来之间穿行，通过创造来让人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
当然，经济是城市面貌改善的基础，没有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但有了钱，却未必能够得到最好的设计。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事，你拿着设计方案去请上边的人审定，最后通过的，恰恰是最差的那一个。审美意识的成熟也许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尤其是设计的话语权并不掌握在设计者手中的时候，这个过程就会显得更加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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