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清华大学副校长、著名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在央视青年电视公开课《开讲啦》的演讲，有删节。
1995年，我在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物理系拿到博士学位，尽管觉得自己已经基本上板上钉钉，会去做学问了，但我仍然去面试了几个职位位置，期望不让自己留遗憾。
我拿到了一个保险公司中国首席代表的位置。当时面试我的一位面试官跟我说：
“小施，中国保险法刚刚放开，你加盟我们，我们进军中国市场，转眼间你就能拿到6位数字的收入，你会是中国市场的开拓者。”
我听了，觉得这很好玩，但不够浪漫。
我去面试的主要目的，是说服自己：做学问、做科学是最浪漫的事情。当你真正凭自己的兴趣走一条路，要坚定地走下去，不要轻易被周围的人和事物打动。
对于我而言，从事科学研究是一条正路，我不会为周围的东西所打动。
我也希望在座的朋友、同学，能好好走自己的路，不要轻易地被周围的价值观牵引，尤其是不要轻易被“以金钱论英雄”的价值观所牵引。
此时回国，我还有点不甘心，真要回来，我还想让自己往前走一步。在我看来，用自己的才智为社会创造财富，用自己的力量推动社会前进，是一种浪漫，于是我又读了博士后。
如果你问我，回国有什么目的？我想影响一批青年人，我想培养最优秀的创新型青年才俊。虽然回国的念头产生于1995年，但一直到2007年，我才在清华培养出第一个博士生。我花了12年做准备。
我常常心里不平衡。什么不平衡呢？我这一届清华本科生有2251人，毕业后有1600多人去了美国，现在大部分还待在美国。我们这么多极其优秀的中国学生到了国外，能脱颖而出的非常少。
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当助理教授的时候，去跨国制药公司参观，接待我、和我交谈的都是白人，而在这个公司打工的，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中国人，他们毕业于北大、清华、复旦、交大等国内一流名校，他们的智力、能力、学识远远高于他们的老板。
可是他们很满足，这是件非常遗憾的事。
我们的文化里，有个观点——知足常乐。
知足常乐用在对生活、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上没错，但是我们这些接受了国内顶尖大学文化教育的中国人知足常乐，这就有大问题。
所以我心里一直不平衡，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回清华。
我有时候想，清华强则中国强。我刚回国的时候，曾信誓旦旦，要改变三分之一的清华学生，让三分之一的清华学生不再为柴米油盐发愁。
如果做成，这就会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会让中国变得更加美好。
清华学生如果没有在满足小我的同时，能够把大我、把社会放在心上，没有这种心怀社会的浪漫情怀，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
我很小的时候，隐隐约约觉得父母、老师希望我长大成才，能够做大事。小学的政治老师告诉我，施一公，你长大了，要为驻马店人争光。这话我记到现在。
在我最崩溃的时候，我会写日记，会拍拍胸脯，鼓励我自己，别忘了你是施一公，别忘了你要做大事。其实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大事是什么事。
在我看来，无论做什么，最后都要看能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能不能给社会带来价值。当你不能给社会带来价值的时候，个人价值的实现是有问题的。
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都想一想，有自己独立的判断。生命只有一回，要把生命体验到极致。
我一直在思考，创新如何鼓励？我们中国的大学生均值很高，但方差很小。
我们不喜欢大家标新立异，喜欢大家都循规蹈矩，走路、坐姿、衣服、发型，都尽量统一，这种情况下培养的学生，思维方式也受禁锢，会阻碍创新。
再过三十年、五十年，我们的后代能够对世界说，我们中国人做出了跟我们的民族和历史相配的贡献，推动世界文明的发展，而这一点要达到，需要创新，这种创新需要全社会一起努力。
来源 |《党员文摘》/《开讲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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