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苦旅》之我见 我以为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是一部以艺术家的浪漫联想而切人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探索的创始之作。如果说这就是“以山水风物寻求文化灵魂与人生秘谛,探索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文人的人格构成……揭示了中国文化的巨大内涵”,便言过其实了。而且恰恰在传统文化这个根本命题上,作者将它弄得过于悬奥幽深。作者在《苦旅》的后记中说:“我记得有一位当代青年美术家曾将几十万个木刻汉字层层叠叠地披挂在屋顶和四壁,而细看之下,却没有一个字能被我们认识。这个奇特的作品传达出一种难以言表的文化怪诞感,曾使我深深震动。”那么作者是否也在刻意追求在传统文化的无穷旧义中翻出新的诠释呢? 传统文化究竟指什么?古人的定位是“文治与教化”,也就是以道德修养为中心的民族凝聚力。这凝聚力的主体源于儒家的经典。几千年来,文人们在以儒家经典为进身之阶的同时又以此来评判世间万事万物,并大多奉行“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生命定式和生活态式。我以为这就是传统文化内涵和文人人格构成的核心,并由此辐射到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作者于《洞庭一角》中写道:“我最不耐烦的,是对中国文化的几句简单概括。哪怕是它最堂皇的一脉,拿来统摄全盘总是霸道,总会把丰富的生命节律抹煞。”我不知道作者这段话有何前提或具体所指,否则便嫌偏激。世间任何一种事物都各有其主体,主体的作用当然是统率全局,犹如人之主动脉与微细血管,这是简单的主流与支干的关系,又何来“堂皇”、“霸道”乃至抹杀“丰富的生命节律”呢?如果主动脉被抹煞了,那才会真正失去丰富的生命节律。 所以我觉得作者在文化主体的把握上恐有些矫枉过正,于是便在谈论文化的许多微细血管的同时迷失了它的主脉,以至留下某些缺憾。如《西湖梦》中写道:“苏小小的意义在于,她构成了与正统人格结构的奇特对峙。再正经的鸿儒高士,在社会品位上无可指摘,却常常压抑着自己和别人的生命本体的自然流程。……这里又一次出现了道德和不道德、人性和非人性,美和丑的悖论:社会污浊中也会隐伏着人性的大合理,而这种大合理的实现方式又常常怪异到正常的人们所难以容忍。反之;社会历史的大光亮,又常常以牺牲人本体的许多重要命题为代价。......人类难以挣脱的一大悲哀,便在这里。”这段话要说明的其实并不复杂,那就是人按照生命的 自然流程应该放纵自己的情志行动,因此,“大合理’即假恶丑可以与“大光亮”即真善美时时互换。但是社会的道德准则不准这样做,因此是人生一大悲哀。然而以文明的进化看,不仅鸿儒高土,而且社会成员’产的任何一份子,都必须以某种道德归指压抑并改造那种生命的原始行为和本能冲动。这正如俄国的托翁所讲,人的天性中兽性与人性共存,人的进化过程就是不断用人性改变自己的兽性。社会的约禁则是不可抗拒的催化剂,这样人类才得以从低级走向高级。苏小小墓旁不远的岳坟前有副名联:“忠奸自古同冰炭,毁誉于今辨伪真。”正因为有了忠奸、正邪、善恶,有了儒家倡导的主旋律,我们的民族才有了文化,有了历史,有了光荣与梦想,这又怎是一大悲哀呢! 我读《苦旅》的感觉正同作者看西湖的感想十分相像。又如《道士塔》中,作者痛斥了使文化流散的民族罪人,但正是从文化意义上讲,文中有一疏漏。那就是劫经事件发生前后,当时一些地方官员却认为石室秘书中虽有一些汉文经史典籍,但大多却是用各种少数民族文字写成的经卷文犊及变文戏曲之类,因此并未特别重视。因为传统文人们一直以汉民族为正统民族,以儒家经典为正统文化,而正统文化又鄙视少数民族的典籍及无关经国致世的文化载体,所以这批奇珍异宝不仅是麻木腐朽的牺牲品,也是被这种妄自尊大的文化心态所断送。又如有些时,作者似乎为了达到某种既定目标,而硬要用某种强人所难的想象以引到自己的结论上。如《西湖梦》中作者为了说明中国的宗教与热闹的游览融为一体,于是想到“背着香袋来到西湖朝拜的善男信女,心中并无多少教义的踪影,眼角都时时关注着桃红柳绿。菜醋鱼。”并以此想象为凭,“尖锐”地指出:“是山水走向了宗教?抑或是宗教走向了山水?”但是作者怎知背着香袋的善男信女们心中并无多少教义呢?以此做出的论断怎能令人心服呢?再者,宗教作为信仰必要在最广大的民众中得到最广泛的传播,它又怎能舍弃人文发达的苏浙而去修造在荒无人烟的沙漠里?国外的教堂不也大都建在喧闹的城市里以便钟声、市声、人声齐鸣吗?这不是宗教与山水的问题,而是宗教传播的问题是其生存的必需。类似的地方在本书中还有一些,以至我时时觉得作者将简单的问题弄得复杂,而施用的手术又往往是将文化的主脉与血管割裂开来,取舍一凭己意,尤其是为了取得某种实证时,似常用备好的绳索套于古人的脖子上,将他们牵来牵去,令人有观戏之感。故文中虽时有惊人之语,然终觉虚飘。 由此我觉得《苦旅》引起轰动的原因,并不是在中国文化底蕴的揭示上,而是在透析的角度。方法、层次尤其是想象力的运用上有了创新。与其说它具有巨大的文化启示力,倒不如说它取得了艺术联想的戏剧效果。作者的散文形式确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假如一个人看了本书的篇目后而在正文中寻找天一阁、莫高窟、天柱山乃至江南小镇的周庄、同里是什么样子,他会失望。因为作者对具体的山水名胜的风貌几乎不置一词,其过人之处只是在点明某地后即以类似电影中镜头切换的形式营造出浓丽或沉郁的人生图景,紧跟着进人直抒胸臆的咏叹。这种咏叹以炽烈的情感和夸张的言词力求先声夺人,继之以纵横四海驰骋古今的气势挥洒着以历史文化为背景而生发出的种种通想与议论。由于作者对文中主题迎面够奔直切直人,长于用言词组成喧腾的乐章合成绚烂的图画, 因而使人们在来不及细想的欣喜中为作者的气势所慑情绪所染,便顺理成章地认为这就是文化意蕴、人文精神、心路历程等诸多名目。过后静思,方觉这种效果大多时是用言词和想象扯动而成,因此它更似石破天惊的戏剧喧嚣而非彰幽发潜的文化反思。这就如同作者在《西湖梦》中所说的:“它(西湖)积贮了太多的朝代,于是变得没有朝代。它汇聚了太多的方位,于是也就失去了方位。它走向抽象,走向虚幻,象一个收罗备至的博览会,盛大到了缥缈。”我读《苦旅》的感觉正同作者看西湖的感想十分相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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