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考古简报及《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披露，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M2出土铭文相同的一套尊卣，铭文长达66字，器主名为“
图一 肃卣（采自李伯谦主编《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山西（下）》，科学出版社、龙门书局，2018年，第266页）
图二 “吉金耀河东”展览公布肃卣盖铭拓片
图三 “吉金耀河东”展览公布肃卣器铭拓片
图四 “吉金耀河东”展览公布肃尊铭文拓片
先根据董珊公布的卣铭拓本，将铭文依行款隶写（以/标明行末）并按照笔者的理解破读如下：
白（伯）氏易（锡）（肃）仆六家，曰：/“自（择）于庶人。”今氒（厥）仆/我兴，邑竞（强）谏（敕），（咸）芟（赘）/昔（籍）。大宫（请）王，卑（俾）叔、/爯父、父复付（肃）。曰：/“非令（命）曰'乃兄兓（僭）鼻（畀）女（汝），害/义’？敢爯（承）令（命）（尚-偿）汝？”（肃）有（佑）王/于东征，付（肃）于成周。
下面将铭文根据叙事结构分为四段，然后对重点字词加以解说。
一
起因：占庶人为仆
白（伯）氏易（锡）（肃）仆六家，曰：“自（择）于庶人。”
“伯氏”，根据铭文“乃兄僭畀汝”可知，“伯氏”是器主肃的长兄。不过，吴雪飞先生引《国语·晋语》证“伯氏”是对长兄的称谓，是不对的；李学勤先生指出，“'伯氏’即伯，不一定有兄长的意思”，则是正确的。在近出宗人簋（《铭续》0461）铭中，宗人获得“伯氏”赏赐之后，作器云“敢对扬皇父之休”，据此，彼铭中“伯氏”是宗人的父辈（而非长兄）。金文中的“伯氏”是对宗族长的称呼，是一种尊称而非亲属称谓。
“锡仆六家”，“”是器主之名，字从囦（渊字古文）、从丮，董珊首先指出此字是“肃”字异体，吴雪飞加以申说，李学勤、裘锡圭先生则径隶定而已，姑从董说。“仆”是西周时期一类被奴役人口，裘先生曾论证仆是一种“大部分主要被使用在战斗、守卫等工作上”的“异族的被奴役者”，李凯先生也认为本铭中的“仆”是“从事征伐之仆从”。
“自择于庶人”，这是伯氏在赏赐仆六家时对肃的吩咐，大意是“你自己在庶人中选择（赏赐给你的六家仆臣）”。这句话特别指出伯氏所赐“仆六家”来自“庶人”，伯氏让肃征选六家庶人为仆，这是本铭所有矛盾冲突的肇因和焦点。
“庶人”，董珊、李学勤都认为系西周时期的自由民阶层，与隶属于特定主人的“仆”相对。裘锡圭强调本铭中“仆”的地位高于“庶人”，因而否认此处“庶人”的自由民身分，认为“庶人”是“指被征服、役使之族中原来庶人的身分转变而成的庸”（笔者不同意此说，详下文）。两种观点大相径庭，但都侧重从人身依附关系的角度定义“庶人”。从职业分工的角度，朱凤瀚先生曾指出，“庶人”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左传》多处将庶人、工、商等并举（见桓公二年、襄公十四年、哀公二年），又云“庶人力于农穑”（襄公九年），《国语·周语上》记籍田之礼，亦云“庶人终于千亩”。朱先生还指出，西周庶人有自己的私田和生产工具，庶人和贵族之间的依附关系，与奴隶主占有奴隶的那种财产占有关系是不同的，贵族对庶人的剥削表现为具有超经济强制性质的劳役地租。朱先生关于“庶人”的这些阐述更为可信，也适用于对肃卣铭中“庶人”的解释。“庶人”依附于法律上属贵族所有的土地，虽未必是完全的自由民，但恐怕不能等同于“庸”。
二
发展：占庶人为仆遭遇挫折
今氒（厥）仆我兴，邑竞（强）谏（敕），（咸）芟（赘）昔（籍）。
“今氒仆我兴”至“大宫
“今厥仆我兴”，或认为“今”是一个时间副词，但从铭文上下文来看，“今”联结的“厥仆我兴”一节在整个事件中处于较早的阶段，本铭记事也看不出有倒叙的可能，因此把“今”解释为时间副词是不合理的，董珊指出“'今’不是时间副词”是正确的。“今”在此是表示顺承的联结词“即”或“则”。王引之《经传释词》云：“孙炎注《尔雅·释诂》曰：'即，犹今也。’故'今’亦可训为'即’。”吴昌莹《经词衍释》云：“今，犹'即’也。《左传》成十五年：'若不我纳，今将驰矣。’言即当驰也。”“今”字与此类似的用法还见于畯簋（《铭图》05386）铭文“今朕丕显考恭王既命汝更乃祖考事”，李学勤先生曾指出“'今’字应训为'故’”。“我”是肃的自称，本铭出自肃之手笔，铭中肃或以私名“肃”自称，或以“我”自称。
“兴”可从董珊说，解释为征举、起用。裘锡圭先生指出，“兴”字“在用于对人加以选择的场合下，都有选拔、提升、起用一类意义”，因此裘先生强调本铭中“仆”的地位高于“庶人”，进而认为本铭中的“庶人”不是自由民，而是“指被征服、役使之族中由原来庶人的身分转变而成的庸”。其实，裘先生早年已指出，“仆”作为主要使用在战斗、守卫等工作上的戎臣，往往更得统治阶级重视，一部分“仆”甚至跻身统治阶级行列。裘先生指出“兴”有“选拔、提升、起用”的意义，是很正确的。在贵族眼中，“仆”作为身边近臣，其地位可以高于“庸”，也可以高于从事农业生产的自由民“庶人”。“庶人”转变为“仆”在身分地位上是提升（即“兴”），这是一种基于重要性的主观评价，不意味着“仆”是“庶人”的上司或管理者，不能证明地位低于“仆”的“庶人”不是自由民，不足证明这里的“庶人”就是“庸”。
关于“庸”和“庶人”的异同，笔者认同裘先生过去在《说“仆庸”》一文中的分析，兹转述如下：“庸”是异族的被奴役者，主要给统治阶级提供农业和土木工程等方面的劳役以及各种生产品，在劳动生产方面遭受统治阶级沉重剥削；从承担任务的种类来看，“庸”跟那些与统治阶级同族的“庶人”似乎并无多大不同，不过由于庸的政治地位低，他们受剥削、压迫的程度，一定会超过一般庶人。
“厥仆我兴”是宾语前置的倒装结构，《诗·大雅·绵》和《皇矣》分别有“柞棫拔矣”“柞棫斯拔”，或解释为“拔去丛木”，也是宾语前置的倒装之例。“今厥仆我兴”就是“我即兴厥仆”，意为在伯氏命肃“自择于庶人”之后，肃即从庶人中征选了伯氏赏赐的那六家仆臣。这是伯氏将“仆六家”赐予肃之后，“仆六家”第一次被交付予肃，同下文的“复付”（即再次交付）相对应，可以说是“初付”。
但“初付”结果并不顺利。“邑竞谏，
“邑竞谏”之“邑”，董珊、吴雪飞都认为“邑”指“邑人”，但金文中“邑人”似无仅省作“邑”之例。笔者认为此处的“邑”是一种职官身分之称。金文中还有类似用法的“邑”，例如宋代著录的
本铭中“邑”强力阻止肃征选庶人为仆臣，“邑”应是肃所在邑的管理者、官员，结合金文中关于土地交易的铭文来看，“邑”很可能就是指邑中负责土田转让的三有司——司徒、司马、司空，也有可能就是本铭下文的
“邑竞谏”之“谏”，董珊、吴雪飞径释为“诤谏”之“谏”，不确。张富海先生指出，西周金文中的不少“谏”字实际上是“誎”（即“敕”字的异体），只是因为加了两点饰笔而与元部的“谏”字相混，因此这类“谏”字实应读为“敕”，训为治理或整饬。晁福林先生在考释㝅甗铭中的“谏讯有粦”之“谏”时也有相似意见。张、晁两位先生的观点信而有据，然则肃卣铭中“邑竞谏”应读为“邑强敕”（“竞”从董珊说读为“强”）。册命金文中，官员有“敏敕罚讼”（大盂鼎《铭图》02514）、“敕讯有粦”（㝅甗，䚄簋《铭图》05362；所谓“粦”应即狱讼诉告之意，或读为“讼”或“谮”）的职责，即治理、整饬争讼之事。“邑强敕”，恰是邑的行政官员处理赐仆纠纷的记录，可与册命文辞相印证，即邑的行政官员没有姑息肃占庶人为仆的害义之举，而是强力整饬、干预，其结果就是“
“
“
“
今按“衰昔”可考虑读为“赘籍”。“衰”是心母微部字，“
三
高潮：向周王求助却遭驳斥
大宫（请）王，卑（俾）叔、爯父、父复付（肃）。曰：“非令（命）曰'乃兄兓（僭）鼻（畀）女（汝），害义’？敢爯（承）令（命）（尚-偿）汝？”
“大宫请王”，董珊谓“金文及古书中的'大宫’，指周王或诸侯的祖庙”，“在肃卣铭文中，'大宫’应指代肃和伯氏所属的大宗之族长”，裘锡圭亦赞同此说。然而，金文和文献中“大宫”屡见，但未见以“大宫”称大宗宗子之例。董珊据以类比的“东宫”，是太子所居之宫，因而文献或以指太子，《诗·卫风·硕人》孔疏云：“太子居东宫，因以东宫表太子。”“大宫”则是祭祀之宗庙，并非生人所居，古人未必会以“大宫”称大宗宗子。本铭中的“大宫”大概还是不寿簋（《铭图》05008）铭中的“大宫”，而是周王祖庙，即金文中常出现的康宫一类建筑，是“请王”之事发生的地点。“大宫”前面可能省略了介词“在”或者“于”。像这样省略介词的地点状语在金文中还有不少，如商晚期戍嗣子鼎（《铭图》02320）铭云“王
既然下文周王的回应“乃兄僭畀汝”（“汝”显指代肃）是对肃讲的，那么“请王”的主语自然就是肃，也即上文的“我”，在“大宫请王”一句中被承上省略了。本铭出自肃之手笔，是肃对个人经历的私家记述，因此肃在写作中会省去自称，这是很自然的语言现象，在金文中也很常见，例如在所谓“作器用途铭辞”中，即有大量省略作器者自称的情况。“大宫请王”的时机，可能就在东征之前。西周春秋时期，周王或诸侯出师征伐前要举行告庙、授兵的仪式。《左传》隐公十一年云：“郑伯将伐许，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宫。”桓公二年云：“凡公行，告于宗庙；返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出师前“告庙”的军礼，在甲骨文中已能找到渊源，可证文献记载之不诬。在周王为东征出师而在大宫举行告庙、授兵仪式之时，肃作为参与东征的将领之一，借机请求周王下命将六家仆臣返还给自己。
“俾叔、爯父、父复付肃”是肃向周王请求的具体内容，这一句省略了“付”的直接宾语即“仆六家”。“复付”是“再次交付”之意，与上文“今厥仆我兴”之所谓“初付”相对。裘锡圭将上文“今”“昔”二字释为时间副词，因而认为“大宫请王”以下全部铭文是对“伯氏锡肃仆六家”之后、“今厥仆我兴”之前情节的追述，但按照这种解释，“复付”即“再次交付”便无从谈起。“付”即“交付”，在关于土地交易的西周金文中经常出现，如
“曰非令曰乃兄兓鼻女害义敢爯令女”一段，诸家基本认为在周王的支持下，“仆六家”被重新交给肃，但具体解释众说纷纭。董珊云“两个'曰’字后面的话，都是三有司传达周王的旨意”，吴雪飞文章也同此意，然则“非令”显得多余，不好解释，董云“不合法令”，吴云“违反王命”，但既然周王同意将“仆六家”复付肃，那么三有司传达的两句话岂非自相矛盾？且短短一句话，何必分两个“曰”字引出？李学勤似乎也看到了这些问题，将“非命”解释为“没有王命”，将第二个“曰”属下读，训为则，“并不是言说的意思”，稍可补董、吴二说之罅漏。裘锡圭又认为两个“曰”的主语都是大宫……总之，歧说纷纭。对这些解释，笔者都不赞成。
从上下文意看，这段话是周王对肃之请求的直接回应，因此说话主语就是周王，而不必曲为之解，将问题复杂化。这一段应句读为：
（王）曰：“非令（命）曰'乃兄兓（僭）鼻（畀）女（汝），害义’？敢爯（承）令（命）（尚-偿）汝？”
这是在直接引语中又包含了一段间接引语，间接引语的内容可能是之前有司处理赐仆纠纷时的辞令。像这种直接引语中又有间接引语的现象，在西周金文中还有一些例子：
公曰：“余不汝命曰'卜霸姬’？”（气盘）
裘卫以邦君厉告于井伯、伯邑父、定伯、伯、伯俗父，曰：“厉曰：'余执恭王恤工，于昭太室东逆营二川。’曰：'余舍汝田五田。’”（五祀卫鼎）
记事铭文中的这种特殊引语，如果不加注意的话，很容易导致对铭文的错误理解。又如韩伯丰鼎（《铭图》02426）铭中也有多重引语结构，因而聚讼纷纭，难有定谳。
“非命曰”意思是“不是告诫你说……？”“命”有告诫之义，可参《故训汇纂》。“非”在这里用法相当于“不”，“非命曰”相当于上引气盘铭中的“余不汝命曰”，语气上是反问。口语中可以用语调变化等方式来表示反问语气，因此可以省略疑问语气词“乎”“欤”等。肃卣铭中的“非命曰'乃兄僭畀汝，害义’”和气盘铭中的“余不汝命曰'卜霸姬’”，都是对当时口语的实录，加之问句中又有引语，因此省略了疑问语气词。反问语气在语义上表示肯定，“非命曰”意思是“已经告诫你说……”。（匿名审稿专家提示笔者，“非”可考虑读为“匪”，“匪”在文献中有作代词训为“彼”的用法，“匪命曰……”是表示肯定的陈述句。按审稿专家的意见亦有参考价值，与本文旧说亦无根本矛盾，姑存二说，以广见闻。）
“兓鼻”之“兓”，董珊、李学勤、裘锡圭等先生皆释为“僭”，可从。吴雪飞引黄杰之说，指出此字又见于散氏盘（《铭图》14542），认为根据散氏盘铭文，字当释为“既”，不可信，详下文。“兓鼻”之“鼻”，诸家皆从董珊说读为“畀”，训为给予，可从，不过“畀”在此也可直接训为“赏赐”，《尔雅·释诂》：“赉、贡、锡、畀、予、贶，赐也。”
“僭畀”，董珊、李学勤皆训“僭”为僭越，“僭畀”是指伯氏把庶人赐予肃作仆臣的行为僭越了王权，认为只有周王拥有降庶人为奴仆的权力。今按“僭”应解释为僭忒、差错、过错等，“僭”的这一义项在《尚书·周书》《诗经》等西周春秋文献中非常常见，反而“以下拟上”“僭越”之义在这些早期文献中并未见到确凿用例，可参《故训汇纂》等。马瑞辰谓“僭之本义为以下拟上，引伸之为过差”，恐怕不能成立，“以下拟上”实为晚起之义。林沄先生指出，甲骨文中的“朁”应读为“憯”，训为“忧”；天亡簋（《铭图》05303）、召尊（《铭图》11802）、番生簋盖（《铭图》05383）、戎生编钟（《铭图》15241）等铭中有“不兓”或“不朁”，皆应读为“不僭”，“不僭”见于《尚书·大诰》《诗·小雅·鼓钟》《大雅·抑》《商颂·殷武》等，大约是“不僭差”“诚信不二”之义。总之，甲金文中的“僭”多训为僭忒、差错或“不信”之义，没有训为“僭越”的可靠例子。凡此可证肃卣“僭畀”之“僭”应训为僭忒、差错、过错，不应训为“僭越”。
肃卣之“兓畀”应同散氏盘之“兓付”联系起来，一并考虑：
夨俾鲜、且、注、旅誓曰：“我兓付散氏田，有爽，实余有散氏心贼，则鞭千、罚千，传弃出。”鲜、且、注、旅则誓。乃俾西宫、武父誓曰：“我既付散氏溼田、田，余有爽、变，鞭千、罚千。”西宫、武父则誓。（散氏盘）
散氏盘铭中的“兓付”和“既付”，王国维尝认为可以对读，释“兓”为“既”，但学者多不同意此说，董珊先生亦尝垂示笔者，认为“兓”之释“既”在字形、字音上都讲不通，王说难以成立。尔后容庚认为“兓”孳乳为“朁”《说文·日部》云：“朁，曾也”，《诗·大雅·民劳》曰：“朁不畏明”。容庚之说很有影响力，其实也不可靠。“曾”有训为“乃”“则”和训为“尝”“曾经”两类义项，且两类“音义判然，不相淆杂”。“朁，曾也”之“曾”属前一类，不能训为“尝”“曾经”，而训为“乃”“则”在散氏盘铭中不很合适。
今按，散氏盘“兓付”之“兓”也应读为“僭”，即差错、不信之义，显然不能训为“僭越”。从铭文来看，被要求发誓的应是参与履田的夨人有司。履田是西周贵族在土地交易之中确定土地疆界的必要程序，为保证交易公平合理，履田必须严谨、诚信以确保无误。首先发誓的鲜、且、注、旅的誓言就反映了履田的这一特点，其誓言大意是：“如果我不诚实、错误地交割田地予散氏，出了差错，就是我对散氏怀有贼害之心，那么应该鞭打一千、缴纳罚金一千，并且被传车驱逐出境。”这段誓言中的“则”字，是表示假设关系的连词，“则”字前面的内容（包括“兓付”）都是假设条件。这段誓言强调在履田中尽职守信，以确保履田的公正和交割的无误；假设条件中的“兓”“贼”二字相呼应，恰如《诗·大雅·抑》“不僭不贼”，这大概不全是巧合。其后发誓的西宫、武父的誓言侧重在土地交割完成之后就不再变动，因此用“既”强调土地交割完成，“既付”是对现状的陈述，“余有爽、变”一句才是假设条件，省略了连词“则”。两段誓言侧重点不同，假设条件也不一样，不能将“兓付”和“既付”等同。对散氏盘“兓付”之“兓”的正确理解，为解释肃卣“兓畀”之“兓”提供了强力证据。
肃卣“兓（僭）畀”之“兓（僭）”，不能训为后起义项“僭越”，也应训为僭忒、差错、过错等义。“僭畀”意在批评伯氏命肃占庶人为仆的赏赐是错误的，并无“僭越”之义。“僭”和“害义”（《孟子·梁惠王下》曰：“贼义者谓之残”）相呼应，有如“僭”和“贼”相呼应。“害义”是指将身分为自由民的农业劳动者“庶人”转变为一般由异族被奴役者充任的私属戎臣“仆”，这是残害道义的。
“爯令”应从董珊读为“承命”，“爯”和“承”古音都在舌音蒸部，今本《诗·秦风·权舆》的“不承权舆”在安大简本中作“不爯权舆”，二字通假没有问题，且“敢不承命”“不敢承命”的说法在文献中俯拾皆是，恰可与本铭相印证。“承命”之“命”并非“命令”，而是“请求”之意。“命”的这种用法在文献中有不少，如：
（姜氏）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及庄公卽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佗邑惟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左传》隐公元年）
子玉使斗勃请战，曰：“请与君之士戏，君冯轼而观之，得臣与寓目焉。”晋侯使栾枝对曰：“寡君闻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为大夫退，其敢当君乎？既不获命矣，敢烦大夫谓二三子：'戒尔车乘，敬尔君事，诘朝将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纳征曰：“吾子有嘉命，贶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礼，俪皮束帛，使某也请纳征。”致命，曰：“某敢纳征。”对曰：“吾子顺先典，贶某重礼，某不敢辞，敢不承命？”（《仪礼·士婚礼》）
“命”和“请”是相对的概念，“出君下臣名曰命”，上对下用“命令”，下对上或同列之间则用“请求”。而“命”在文献中用为“请求”之意，可视为引申，也可视作谦辞。肃卣铭中的“承命”是“遵从请求”之意，与上文“大宫请王”之“请”前后呼应，这一点和上引文献如出一辙。“敢承命”和“非命曰”一样，语气上也是反问句。先秦文献中用助动词“敢”开头的反问句非常多，“敢”大概相当于“岂敢”“其敢”之省，如：
公曰：“能乐乎？”对曰：“先父之职官也，敢有二事？”（《左传》成公九年）
王使成简公如卫吊，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亚圉？”（《左传》昭公七年）
韩子辞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辞之。”（《左传》昭公十六年）
“
“非命曰'乃兄僭畀汝，害义’？敢承命偿汝？”一段是肃在大宫请求周王“俾
四
结束：得到周王赏赐安抚
（肃）有（佑）王于东征，付（肃）于成周。
“肃佑王于东征，付肃于成周”，肃大概因为佑王东征，或者在东征中任王之车右（此裘先生之说），立有战功，因而周王在成周赏赐了肃。金文中有不少“东征”“南征”，从其中有明确语境的来看，都是指军事征伐行动。且从《逸周书·度邑解》《作雒解》《尚书·大诰》及何尊铭文等文献可以看出，周人视成周为“土中”“中国”，自称为“西土”“西土之人”。所谓“东征”，就是指在成周以东进行的军事行动，这一点从周初周公东征的历史以及史密簋（《铭图》05327）铭的“东征”都可以得到证实。董珊、裘锡圭先生对“东征”一词另作他解，推测成分居多，恐难成立。
“付”一般释为“交付”，但在西周金文中也或表示“赏赐”，见于蜹鼎（《铭图》02405）和吴虎鼎（《铭图》02446）铭文。此处的“付”亦用为“赏赐”意。周王在成周赏赐肃的内容中应包括了仆臣，以满足肃占有仆臣的愿望，有安抚将领、收拢人心的目的。肃或许也将周王在成周的赏赐视为变相满足自己的请求，因此用“付”来叙述此事。但周王在成周赏赐给肃的仆臣，应来自周王拥有的仆臣或者东征新获的战俘，而非伯氏赏赐的来自庶人之仆。肃最终得到了仆臣，但周王在成周的赏赐和“伯氏锡肃仆六家”本质上是没有关联的两次赏赐；周王在成周赐仆予肃，不等于承认肃占庶人为仆的合法性。肃在铭文记事中有用春秋笔法为自己遮羞之嫌。
过去诸家皆认为，肃向周王提出“复付肃”的请求后，周王就同意了肃的请求，因而认为“付肃于成周”跟肃占庶人为仆实为一事，若然，周王只需同意肃的请求并下令执行即可，又何须待东征之后在成周付肃？“付肃于成周”岂非画蛇添足？为弥缝其说，诸家或曲解“东征”之意，难以令人信服。简单合理且文意通达的解释是：周王最初拒绝了肃占庶人为仆的请求，尔后又因肃立有军功，在成周重新赏赐了肃。
五
总结和余论
最后，根据笔者理解，将全铭翻译如下：
族长赏赐了六家仆臣给肃，并对肃说：“你自己在庶人中选择仆臣。”于是我征选了族长赐给我的那些仆臣。邑中有司强力整饬，将庶人质卖为仆的名籍悉数芟除。我在庙堂之上请求王让三有司叔、爯父、父把六家仆臣再还给我。王回答说：“不是告诫你说'你的兄长错误地赏赐你，残害了道义’？岂敢遵从你的请求，把六家庶人还给你？”肃在东征中佑助周王，王在成周赏赐了肃。
肃卣铭文以短短66字，记载了一起一波三折的赐仆争议，是一件非常难得的记事铭文，具有很高的历史和文学价值。
赐仆争议的核心在于“庶人”与“仆”的边界。董珊认为只有像周王那样的最高统治者才“拥有改变庶民的身份为私家奴仆的权力”，伯氏私自降庶人为奴仆，是“僭用王权”，这是本铭中的法律焦点。李学勤也认为“没经王命，你的兄长赐仆于你便是僭越”。吴雪飞亦认同这种分析。所谓“僭用王权”的说法很大程度上基于将铭中的“兓（僭）”字解释为“僭越”的训诂，本文已经指出这种训诂是不可靠的，“兓（僭）”字的“僭越”之义晚起，肃卣、散氏盘等铭中的“僭”都应训为僭忒、差错、过错。
根据本文分析，在对肃“大宫请王”的回应中，周王批评伯氏把庶人赐予肃作仆的行为是错误的，是“害义”之举，并因此拒绝遵从肃的请求，没有将六家庶人还给肃作仆。从《尚书·周书》《诗经》《左传》等文献中可以看出，“天命”和“德”“义”等观念都是对周人（包括周王）的重要约束力量。既然周王已经批评占庶人为仆是害义之举，那么他拒绝滥用王权、驳回肃的请求也在情理之中。《孟子·万章下》有“庶人不传质为臣”的说法，战国时代国家的奴隶也多由罪犯、罪犯家属和俘虏等充当。在国家权力极大扩张的战国时代，尚不见随意将庶人籍没为奴的现象，恐怕西周时期周王也不会有任意将庶人赏赐为仆的合法权力。裘锡圭先生亦认为：“在周代，自由民只有在犯罪等特殊情况下，才能被抑为奴隶，依法即使是周王，也不能平白无故地将自由民变为奴隶。”伯氏和肃之所以敢强占庶人为仆，并在被阻挠后径直向周王请谒，原因可能是这些庶人通过经济交易而成为肃的仆臣。
“庶人”是为贵族阶级服劳役地租的相对自由的农民，而“仆”则隶属于私门，是为私门奴役的依附人口。在占庶人为私属这一问题上，国家与私门历来是存在矛盾的，这一矛盾在历史上长期存在，战国秦汉以后如此，西周时期大概亦然。无论伯氏和肃以什么理由、方式占庶人为仆，周王大概不会允许这种行为合法化，因此必须拒绝肃的请求。西周晚期王室衰微，厉王迫不得已实行“专利”政策，宣王则“料民于太原”，背后原因可能就包括人口流入贵族私门，国家控制的人口、土地等经济资源减少，这是西周贵族政治长期发展的结果。约厉王世的多友鼎（《铭图》02500）、禹鼎（《铭图》02498）铭文，分别记载了多友和禹率领王朝高级贵族武公的私属武装“公车”“公戎车百乘，斯驭二百，徒千”等进行对外战争的事件。据禹鼎铭文，在平定鄂侯驭方叛乱的战争中，武公的私属武装甚至赢得了王朝正规军队西六师、殷八师都未能获得的胜利。武公是王朝世族井氏家族的大宗宗子，像井氏这样的世家大族掌握强大的私属武装，原因之一也是人口长期流入私门。
裘先生在考释肃卣的文章中指出“在西周早期和中期前段的青铜器铭文中，尚未见到'仆庸’一词，也还未见到确凿无疑的与'仆庸’之'庸’同义的'庸’字”，因此裘先生“怀疑在西周早期和中期前段，一般就是以'庶人’来称呼被征服、役使之族中由原来的庶人转变而成的'庸’”。笔者不认同“庶人”就是指“庸”的说法，但认为裘先生的论断很有启发性。西周中晚期金文中的“庸”，其中一部分可能就是指已经流入贵族私门的“庶人”。“庸”是和贵族间有更为紧密的人身依附关系的“庶人”，比之一般的庶人，“庸”可能失去了生产资料，也因而失去了人身自由。若然，“庶人”和“庸”的本质差别，就是生产资料的占有与否，而非与周人统治阶级是否同族。在这一框架下，肃卣铭中的“兴”也可以得到更好解释：“庶人”流入贵族私门后，一般沦为贵族的“庸”，而伯氏和肃把所占有的庶人擢为“仆”，因此肃称这一身份转换过程为“兴”，认为这是对庶人的提拔、优待。当然，这点只是笔者的猜测，还需要更多的材料来论证。
附记
本文写作受到“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北京大学平台和北京大学大成国学基金资助。
END
图文丨曾芬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原文名为《绛县横水西周墓M2所出肃卣铭文新诠》
刊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3年第4期
此处省略注释
责编 | 静 静
初审 | 杨严严
终审 | 郑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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