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文房中，最不可分离的则是笔墨情趣，文人倾情于诗、书、画的同时，也注重文房器物的品味与把玩，把文房用具当作一种玩赏品加以收藏，开创了文房艺术的先河。唐代才女薛涛曾作诗《四友赞》：“磨润色先生之腹，濡藏锋都尉之头，引书煤而黯黯，入文亩而休休。”诗中所歌咏的就是砚、笔、墨、纸。
南唐，“文房”已成为文人书房的专用词。南唐后主李煜是对文房有着杰出贡献的人物，他任命从易水迁居来的奚廷珪为墨务官，并赐他李姓，于是有了“李廷硅墨”，有了徽墨的起源。他又任命李少微为砚务官，用歙州产的石头制作南唐官砚，即歙州龙尾砚，也是著名的歙砚的发端。李煜的前代列祖李昪鼓励造纸，著名的“澄心堂纸”，就是以他的书斋命名的。据说李廷硅墨、南唐官砚、澄心堂纸与吴伯玄的笔，有徽州四宝的美誉。
宋代，文房器物日趋兴盛，文人雅士们视笔、墨、纸、砚为“雅友”，被誉为“文房四宝”。 北宋翰林学士苏易简撰写了《文房四谱》一书，是书凡“笔谱”二卷，“砚谱”、“纸谱”、“墨谱”各一卷，共计五卷。搜采颇为详备，提供了大量宝贵的资料，是首倡“文房四宝”的典籍，因而后人提到文房四宝，必会谈到苏氏《文房四谱》，这部书也是宋初文玩清供风尚的发端。
宋时，文房用具范畴逐渐超出了笔、墨、纸、砚。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将文房用器整理出书的是南宋的赵希鹄，赵氏在《洞天清禄集》中列入了十项当时流行的文房器物，包括古琴、古砚、古钟鼎彝器、怪石、砚屏、笔格、水滴、古翰墨笔迹、古画等，书中对这些文房器物也作了一一描述。
但当时流行的文房器物远不止这些。水盂、臂搁、压尺、笔插等等。在宋岳珂《槐郯录》中也记载着：“御前列金器，如砚匣、压尺、笔格、糊板、水漏之属，计金二百两。”从上述文献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得出，宋代的文玩，不仅门类丰富，用途广泛，而且制作材料也非常讲究。
明代，文人将“读书之苦” 变为“ 读书之乐，将自己的审美旨趣和人生追求融入书斋之中，因此更加注重书斋陈设，除设常用文房外，另设兰、梅、竹、松、水仙、文竹、石菖蒲等花木清供，以追求“闲、静、幽、雅、逸” 之意境，从而文房进入了高潮期。
明末文震亨著的《长物志》，是一部记载文玩的著名文献，洋洋万言的十二卷，综合概述了明代文人清居生活的境况，称文房诸具计有五十余种。如在卷七《器具》中，列入的文房用具，计有
砚、笔、墨、纸、笔格、笔床、笔屏、笔筒、笔船、笔洗、笔掭、水中丞、水注、糊斗、蜡斗、镇纸、压尺、贝光、裁刀、剪刀、书灯、印章、文具等。这些都仅仅是实用的文房用具，述其大概而未及详介。
此外，还记录有文房清玩雅物，如香炉、袖炉、手炉、香筒、如意、钟磬、数珠、扇坠、镜、钩、钵、琴、剑等。还有如灵璧石、昆山石、太湖石、粉本、宋刻丝、画匣、书桌、屏、架、几、沉香、茶炉、茶盏等。对这些文房器物标新立异的创作，别出心裁的布置和极尽个性的刻意追慕，体现了彼时高层文人“于世为闲事，于身为长物”的立异炫奇、美轮美奂的悠游心境。
到了清代，文房清玩已形成了鼎盛期，实物器具更加丰富多彩，品类、材质及工艺制作上都远远超过前代。陶瓷、竹木、翡翠、象牙、玛璃、水晶、珐琅、金银、琉璃、紫砂、石、铜、铁、玉、漆等各种材质都广泛用于制作文房清玩，堪称无物不有，无饰不精，包罗万象，出人意表，蔚为大观，极大地丰富了文玩品类和个性。
清代文房用具的流行与繁荣，除了文人精心追求，营造一个窗明几净，赏心悦目的书斋环境外，另外在很大程度上，是清室康雍乾三朝皇帝的爱好与推动。
如今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了一件乾隆御用旅行文具箱，是件绝无仅有的艺术精品。该箱紫檀木制作，箱长 74厘米，高14厘米，宽29厘米，箱盖装有铜镀金暗锁，钥匙孔设在箱底。箱打开后可支成文案，案腿设计在箱槽内，用活动薄板支撑，再用暗扣固定。桌箱内设有两个同样大小的屉盒，每一屉盒都有两层形式不同、大小各异的多宝阁，可以入置65件文具与器玩，例如白玉洗、松花江古砚、玉臂搁、笔筒、兽镇、石章、描金云龙纹笔等等。每件器具都有固定的位置，器格按其形状大小而特制，严丝合缝。至外还有棋子、棋盘、小蜡盏等。此文具箱将多种文房器具装于一箱内，随时随地都可打开作为炕桌，用以题诗赋词、处理政务、对弈论棋以及欣赏书画。据造办处档案记载，此套文具桌箱制成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此箱设计精巧，最适宜外出旅行使用，为清代乾隆时期文房器具中的杰作。这个文具箱所藏的都是文具中的精华，反映了当时的最高水平。
（作者：潘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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