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佛教作为异域宗教文化，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可谓是蓬勃发展。与此同时佛教艺术也相应地在中国广泛传播，国内现存无数的早期佛教艺术，无非都是根据佛本行和本生故事，其中本生故事，是记录释迦牟尼的一生。“树下降生”作为佛传故事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佛陀一生事迹的真正开始，在印度犍陀罗有大量的佛传故事。佛教传入中国后，在南北朝时期掀起一个高潮。北朝时期中原北方地区亦有大量的造像碑上刻有“树下诞生”佛传故事。相同的佛传故事在不同载体、不同地域呈现非常大的差异性。本文将主要讨论两者之间画面构图以及人物形象的区别，试图从图像志的角度去探讨北朝佛传故事中的本土化因素和外来因素及其原因。
【关键词】树下降生；构图；造型；犍陀罗；北朝；造像碑
学术界关于“树下降生”佛传故事的研究已有多位前辈作有著作，其中典型代表有李静杰先生的《造像碑佛本生本行故事雕刻》，文章主要对造像碑本生本行故事进行详细的辨识，对佛经出处的溯源以及艺术风格的分析。其中“树下降生”作为本行故事的主要代表，在南北朝数量多达十几尊，南朝与北朝的雕刻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性。李静杰先生另一篇著作《北朝佛传雕刻所见佛教美术的东方化过程——以诞生前后的场面为中心》主要描写了释迦诞生前后四个主要场景，“树下降生”作为其中一个主要内容论述了北朝造像碑以及石窟寺中的“树下降生”佛传故事与印度犍陀罗以及新疆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异同点，通过构图以及人物特点表明“树下降生”佛传故事是如何从印度一步步融入汉族文化之中。
再者耿健先生也在数篇著作中研究过“树下降生”故事与印度的对比，他的立脚点主要在于新疆克孜尔石窟壁画与犍陀罗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代表作有《犍陀罗佛传浮雕与克孜尔佛传壁画部分图像比较》《犍陀罗佛传浮雕与克孜尔佛传壁画之释迦诞生图像比较》。这两篇文章详细地叙述了克孜尔石窟中“树下降生”佛传故事与犍陀罗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本文所讨论的北朝造像碑“树下降生”佛传故事图与犍陀罗石碑的对比，是在李静杰先生东方化进程的观点之上进一步与印度石碑进行更加详细的比较，借鉴耿健先生论述克孜尔石窟的方法，单独将“树下降生”佛传图进行详细的研究，旨在探究北朝造像碑“树下降生”佛传图的“本土因素”与“外来因素”。
释迎诞生是整个佛传故事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记载释迦诞生的佛经有多部，包括《修行本起经》《过去现在因果经》《佛本行集经》《普耀经》《方广大庄严经》《中阿含经》《太子瑞应本起经》《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付法藏因缘传》等。《修行经》卷上云：“十月已满，太子身成。到四月七日，夫人出游，过流民树下，众花开化，明星出时，夫人攀树枝，便从右胁生堕地。”①《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云：“尔时夫人，既入园已，诸根寂静；十月满足，于二月八日日初出时，夫人见彼园中，有一大树，名曰无忧，花色香鲜，枝叶分布，极为茂盛；即举右手，欲牵摘之，菩萨渐渐从右胁出。于时树下，亦生七宝七茎莲花，大如车轮……”②下文中笔者将从构图、人物造型等方面详细将北朝像碑中的释迦太子降生图与印度的释迦诞生图进行比较。
一、构图
印度犍陀罗石碑上的“树下降生”图主要是单一画面表现释迦太子出生的场景，一块石碑表现一个画面（图1、图2）。整个场景非常紧凑，场面表现得十分清楚。画面中摩耶夫人往往占据在中心位置且人物形象更加高大一些。接生的帝释天都手拿宝缯屈身于摩耶夫人右侧。犍陀罗石碑的雕刻精美，且大多为圆雕。画面中的人物有正面、侧面等不同的体态，十分形象生动。画面中的无忧树更是起到了穿插调节整幅画面的作用，热带植物的葱郁之感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而在石碑雕刻工艺与构图上，北朝造像碑上所雕刻的“树下降生”图与印度犍陀罗石碑截然不同。北朝造像碑中“数下降生”图多为整个石碑碑阴所雕刻的画面中的一幅，有些（图3）横栏隔开，不同的横栏中刻有不同的画面，也有一些（图4）没有明确的横栏作为画面的分割线，不同的佛传故事相互穿插，杂糅在一起。至今并未见如犍陀罗石碑一般的单幅画面雕刻。除了构图之外，两者在雕刻工艺上也大不相同，印度石碑几乎都是运用深浮雕（圆雕）的方法塑造画面，而北朝造像碑则是浅雕，甚至有些是线刻。画面人物的形象较为单一，几乎是剪影的形式。但画面中人物形象仍是摩耶夫人占据主要位置且形象更加高大，接生人和侍女等画面人物数量较印度石碑明显减少，整幅图中人物为三至五人。相比较北朝造像碑上的“树下降生”图的艺术水平要低于印度石碑，但北朝造像碑中的图像原本就处于碑阴面，不是主要表现的对象，所以在塑造等方面没有碑阳面的主尊形象细致美观。但碑阴面雕刻如此繁多细腻的佛传故事，已经显示出了北朝造像碑雕刻工匠们的高超水平。
二、人物形象
（一）摩耶夫人
摩诃摩耶是佛陀之生母，又作摩贺摩耶，单称摩耶、摩夷，或摩耶夫人，释迦牟尼生母。又称摩耶王后，是古印度迦毗罗卫国净饭王之妻，为邻邦天臂城善觉王的女儿。摩耶在梵语和巴利语中意为幻化，在佛经中又被尊称为摩诃摩耶（意为伟大的摩耶）。生下佛陀后的第七天，摩耶夫人就逝世了。印度石碑中的摩耶夫人形象来自于药叉女，具有传统的印度元素。体型丰满，上身多为赤裸。整个人物呈“S”形，双腿交叉，衣纹刻画精美复杂，就连摩耶夫人的头饰刻画也十分精美。而北朝造像碑中刻画的摩耶夫人皆身着汉装长裙，几乎很难分辨其是否两腿交叉站立(图5）。关于印度石碑中的双腿交叉到北朝造像碑中的变化，李静杰先生曾这样论述道：“新疆的实例可以列举克孜尔第175 窟后廊右壁上部的壁画……，摩耶夫人及搀扶夫人的侍女，两腿前后交叉站立的表现与犍陀罗雕刻相同，帝释天单腿跪坐承接太子的表现则与云冈第6 窟一致，呈现了介于犍陀罗与中原北方之间的过渡性特征。”③
克孜尔石窟“释迦降生”图中摩耶夫人的形象与印度石碑十分相似，很大程度上承袭了印度的元素。而至北朝造像碑上，摩耶夫人的形象几乎已经看不见传统印度妇女的元素，而是一身汉装，两者差距很大。这一特点确实如李静杰先生所说的东方化进程中的一点，北朝时期佛传故事已经越来越中国化，其中的人物都渐渐以生活中的常见形象来代替和表述。北朝造像碑中的女性既没有印度石碑中的饱满身姿，也不见深目高鼻的脸型，人物的动态趋于平缓，刻画也较平和。
（二）太子
“树下降生”图中另一个主要人物太子也就是释迦本人的形象，佛经中记载的释迦牟尼具有与常人不同的三十二相等特点在“树下降生”中并未有体现，唯一可清楚辨别的就是释迦牟尼的头光。而就这一点上中国和印度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印度石碑中的太子出生的位置都是在摩耶夫人腰部，且太子大都有头光，身体向左上方成45 度角出生。在北朝造像碑中摩耶夫人产子的位置有些在腋下有些在腰部，两者大有不同。
此外，太子本人出生的姿态大都是头部朝下的姿态降生到接生人的宝缯之上。太子本人的刻画艺术手法上与摩耶夫人的差别不大，北朝造像碑整幅画面的画幅很小，人物刻画也十分精简，太子形象更是非常简洁，少许石碑因为年代久远已经难以辨识，剩下可以清楚见到的几尊造像碑上的太子形象也几乎只是简笔概括。其形象与犍陀罗“树下降生”图中的刻画精美的太子相差千里。犍陀罗石碑由于其采用高浮雕手法，故而人物形象十分逼真，细节表现更加突出。
（三）接生人
关于“树下降生”佛传故事的佛经典籍有多部，其中每一步都存在少许差异。其中关于为摩耶夫人接生的接生人的记载也多有不同，有些记载侍女接生，有些则是记载天王接生，但总体相比印度而言北朝造像碑中的接生人来说最大区别还是在于“下跪”这一动作的不同。印度所有的“树下降生”图中都未见接生人下跪接生的现象，而北朝造像碑中的接生人几乎都是下跪接生，可见佛教文化本土化的过程中受到了很多传统君臣思想的影响，这一点是完全有别于印度佛教礼仪的。其次是接生人手中所持宝缯的形状，在北朝造像碑中刻画的接生人手中的宝缯都是一条粗绳的形状，而犍陀罗造像碑中的接生人手中所持的宝缯都是刻画精细的布料。
结语
曾有学者认为佛教自从两汉时期传入中国后，从此时便已经是中国人自己的佛教。这句话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很正确的，中国人一向善于创造神灵的能力同样应用于佛教这个外来宗教。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佛教艺术迅猛发展的时期，这时的北方结束了多年的分裂而逐渐走向统一，宗教很大程度上成了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佛像身着汉化的服饰，还有佛传故事中下跪接生的侍女，以及这一时期所流行的乘象入胎等宣传忠孝礼仪的佛传图。中国几千年以来形成了独特的人文背景，这特殊人文中任何一个因子都将导致中印佛教艺术之间所呈现出的差别，加之早期人们对佛教的理解和追随都处于懵懂的状态，故而产生了很多中国特色的佛教艺术。“释迦诞生”作为众多佛传故事的代表之一，它在北朝大量流行本身就是一种中国化、佛教作为政治工具化的一种表现。
注释：
①见《修行经》卷上。
②见《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一，《大正藏》册三。
③李静杰.北朝佛传雕刻所见佛教美术的东方化过程——以诞生前后的场面为中心[J].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4).
参考文献：
[1]李静杰.造像碑佛本生本行故事雕刻[J].故宫博物院院刊，1996（4）.
[2]耿剑.犍陀罗佛传浮雕与克孜尔佛传壁画部分图像比较[J].民族艺术，2005（3）.
[3]耿剑.犍陀罗佛传浮雕与克孜尔佛传壁画之“释迦诞生”图像比较[J].美术观察，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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