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是一种挑战,而对死亡的应对,是人类成长的基本前提和动力。
——罗斯教授
从古至今,我们的文化中一直有回避死亡的传统。长期以来,人们只思考生的问题,诸如怎样获取生存资源、如何才能幸福、怎样延长人的寿命等等,对死亡的问题则采取回避策略,典型的思维就是未知生,焉知死。
在这种思维模式之下,我们往往以生的问题尚且成谜为由,着力忙碌于俗事,刻意回避死的问题,甚至发明出许多禁忌,以堂而皇之的理由,将死的问题视为不祥而拒之门外。
对于死,我们采取的是鸵鸟哲学。未知生焉知死,这种观念未尝没有道理,这是一种重生轻死、乐生恶死、讲究现实的人生态度,要求我们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集中到人生问题上,专注于自身的价值,有积极的意义。但这种生死观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缺点,就是把生和死完全当做毫不相干的两回事,对人生问题的思考缺乏深度。
对于死亡,我们应该从正面理解。美国著名的生死学专家罗斯教授指出:很多人误以为死亡是一种威胁,其实不然,死亡是一种挑战。而对死亡的应对,是人类成长的基本前提和动力。换言之,死亡是人生的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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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死方能明确人的使命
人生苦短,在经历了短暂的人生之后,我们将归于何处?与人生遭遇的所有问题相比,个人归属才是最大的问题。人一旦意识到死亡,就不仅仅是关注眼前事物,满足于有限的生命,我们总有一种想知道人死后又当如何的强烈冲动。
人愿意获得永生,无论归属是永恒的光明,还是无尽的黑暗。对死亡的认识直接影响到我们的人生态度,决定并支配着此生此世的活动作为。当我们试图超越有限时,我们关注的事情便由生前延续到未来,即生前身后事。就如唐朝诗人陈子昂的诗中所写的那样: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于是,我们就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意识。我们进入到一种绵延的时间长河之中,此时的个体有一种神圣感。自我意识在悠悠长河之中不再是短暂的存在,而是获得一种承先启后、贯穿古今的永恒存在感。个体也由此有了某种自我的价值期许,神圣的使命意识油然而生,从而支持着他毅然向前。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这种强烈的使命意识,使我们得以安身立命,这是中国文化绵延不绝的内在价值信念和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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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死方能明有无得失之理
现实生活中肯定要追求名利,求名趋利避害乃人之天性,但太过于执着与计较,容易患得患失。在利与害、得与失之间,筑起一道跨越不过的关隘,困于其中越陷越深,徒增烦恼与痛苦,甚至痛不欲生,这就是所谓的名利关。
在所有的关隘中,最要紧的莫过于生死一关,任何得失祸福都超不过生死。懂得生死智慧,打通生死关隘,不使生死对抗,可从心灵深处解放自我,从而获得真正自由。了悟生死,不再患得患失,人生何累之有?
吾有大患,及吾有身。
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一旦人们认识到生死之间内在的关联与转换,就会发现得亦是失,失或许就是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们不必执着于一得一失,在名利得失之间,变得坦然与自在。
透得名利关,方是小休息。
透得生死关,方是大休息。
3
知死令我们更懂得爱
死亡赋予生命以意义,知死方能学会珍惜懂得爱。个人的死亡,迫使我们重新审视生命。死亡为我们今生的时间规定界限,催促我们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做一番创造性的事业。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人是社会性的存在,我们的生命总处在与他人的联系之中,我们的亲人朋友甚至陌生人,都与我们有诸多的联系。一个人的死,总会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着许许多多的人和事。死亡令亲情、爱情、友情稍纵即逝,弥足珍贵。任何个体的死亡都可能使我们生命的一部分缺失,令我们痛苦至深。
因此,珍惜我们所拥有的亲情、爱情、友情,我们才能拥有更多更长久的爱。人生的意义其实是相对的、不确定的,完全取决于我们对死亡的态度。谈生论死,如存在主义所说的那样,就是向死而生。这恰恰是一种非常积极的人生观。
池田大作先生说:有生必有死,把这一任何人都动摇不了的事实作为根本前提,我们的教育才会无限地、广阔地、博大而深邃地开展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死学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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