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四十年代，闻一多先生发表了《端午考》等文章，认为端午节的起源其实与屈原无关，而是源自龙图腾崇拜。此后，相继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所说虽各有不同，有一点却是一致的，那就是端午节的起源与屈原并无关系。这样一来，屈原便慢慢的与端午节“分手”了。实际上，屈原还曾遭遇过比“被甩”更为悲惨的事情，那就是“被失踪”。 没了端午节，屈原照样伟大；没了屈原，端午节咱也照样吃粽子。但如果说历史上压根就没有屈原这个人，那么广大的吃粽子群众就要警惕了。众所周知，屈原自汉代以来就被刘安、司马迁等人称为可与日月齐光的忠臣，一直到现在，加在屈原身上的标签无一不闪耀着金色的光芒，比如“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中华诗祖”等。如果说屈原不存在，那就等于说咱没了祖宗。兹事体大，所以，端午节咱先说说屈原这宗离奇的“失踪案”。 较早提出说屈原不存在的，是近代极富盛名的经学家廖平。廖氏《楚辞新解》里有关的说法，被赵逵夫先生斥为“几同梦呓”，所以这里也就不深究。值得重视的是日本学者冈村繁、铃木修次等人的说法。冈村繁在《楚辞和屈原》中认为《离骚》、《哀郢》等皆非屈原所作，此后又否定屈原对《抽思》、《橘颂》等篇的著作权。此后，铃木修次在为前野直彬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所写的《导论》中进一步发挥冈村繁之说，认为系于屈原名下的作品是“由不确定的多数人集约而成的文艺作品”。这些说法很快为日本学界乃至大众所接受。而在中国国内，受到当时疑古学风的影响，同样存在否定屈原的说法。比如著名的胡适就认为屈原“不过是一个文学的箭垛”。 日本学者的屈原否定说，表面上只是否定屈原作为文学家的身份，也就是说否定屈原创作了《离骚》、《哀郢》等一流的文学作品。实质上这种做法等于是说没有屈原这个人。为什么呢？理由很简单。屈原之所以重要和伟大，就是因为他写了《离骚》、《哀郢》等一流的作品，他伟大的爱国之情也正是借助这些作品才得以体现。所以，否定屈原的著作权，就等于否定屈原的伟大。失去了“伟大”，屈原也就失去了意义。 提倡“屈原否定说”的学者各自当然都有许多理由，但他们敢于怀疑屈原的存在，主要的原因实际上有两个。一是先秦史书中未见有关屈原的记载，二是司马光《资治通鉴》中也没有记载屈原的任何事迹。要证实屈原存在，这两个问题就不能回避。 先秦史书中未见有关屈原的记载这个问题，最早的解决者便是赵逵夫先生。赵先生以文献学为基础，在《战国策》中找到了两条有关屈原的史料。一条是《战国策·齐策三》中的《孟尝君出行五国章》，该章中有“郢之登徒”，经赵先生考证，此人便是屈原。另外一则史料见于《战国策·楚策一》中的《张仪相秦谓昭雎章》，该章中记载了“有人谓昭华曰”一段文字，赵先生考证认为书中所记的“有人”即指屈原。由此一来，所谓先秦史书中未见有关屈原记载的问题便迎刃而解了，屈原被否定的历史身份也终于得到证实。 另一方面，司马光在他的《资治通鉴》中没有提到屈原，给了“屈原否定说”拥护者以口实。既然宋代的大史学家司马光都不写屈原，那说明他也认为没有屈原这个人。这就是“否定说”拥护者的“神逻辑”。按照这个逻辑，《通鉴》中同样没有记载李白、杜甫的事迹，难道说司马光也认为李杜二人不存在吗？司马光修《通鉴》时，曾跟他的助手范祖禹说：“诸史中有诗赋等，若止为文章，便可删去。”可知《通鉴》不见屈原、李白、杜甫等人的事迹，当是因为他们的事迹多与文学相关，故而略去不载。那么，司马光到底相信不相信屈原的存在呢？答案是肯定的。司马光曾写过一首题为《屈平》的诗，在这首诗中，司马光对屈原是十分推崇的，可见他并不否定屈原的存在。
端午节可以没有屈原，但是，中国人却不能没有屈原。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的《前言》中说：“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不幸的是，我们现在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的国民越来越多，但对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的人却越来越少。屈原在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上的被“失踪”，正说明历史虚无主义正在大众中流行。寻找屈原，也是在寻找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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