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火后的新生
1666年，伦敦还没有从前一年的大瘟疫中恢复过来，又接连受到严寒与旱夏的灾扰。但真正的打击发生在9月2日的夜晚：泰晤士河北岸布丁巷的一家烘焙店开始起火。黑夜的视线不良、猛烈的东风、格局破旧的成片老屋、狭小拥挤的巷道、到处堆积存放的易燃物、炎热夏季带来的风高物燥、救火组织工作的失误……所有这些意外的集合，让伦敦城在炼狱般的烈火中足足烧了四天，“十里之内光亮有如白昼”。一万三千两百栋房屋、九十多间教堂、几乎所有经济贸易场所和政府主要建筑都被付之一炬。伦敦的辉煌就像覆巢飞鸟，管弦歌舞、佳肴珍馐、盛装华服都随之消失，“伦敦再也不存在了”。
但伦敦却活了下来，并如凤凰涅槃一般，在大火的余烬里蜕变重生。到了1700年，在大火前本已“濒临瓦解边缘”的伦敦已经“成了红砖白石的优雅现代城市”，超越了巴黎与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最大的城市。“什么是现代的城市？它如何运作？为何而造？”作家利奥·贺利思以这些问题为起点，通过建筑师雷恩、作家艾佛林、科学家胡克、思想家洛克与地产商巴蓬等五位中心人物进行穿插串联，为我们讲述了伦敦这个世界上“第一座现代城市”如何从过去脱胎换骨，使自己迈向未来。
这五位中心人物的故事还要从伦敦大火前二三十年说起。他们的出身与成长历程各不相同：雷恩的父亲曾是英王查理一世的弥撒牧师，家境属于“社会阶层组织树的顶端”；艾佛林是地方富绅的次子；胡克的父亲属于教会低阶职层；洛克的父亲是乡下地方的律师；巴蓬的父亲则是伦敦备受尊重的工匠兼清教徒的秘密传教士。当面对“有史以来英格兰年轻人的最大危难”———肇因于政治冲突与宗教矛盾的英格兰内战时，动荡不安和无所适从的青少年经历都给他们各自的人生带来不可磨灭的印迹。“战争把所有以往广为接受的秩序都打破了”，人民在战场上打败国王、教会崩坏、古建筑被砸烂，“既定的观念好像石板上原有的字迹被抹得一干二净，有待重新定义”。
观念的重建
当思想的权威与管理，推动它们的国王、教会、大学、印刷业，连带它们所定义的真理都被动摇时，人们开始质疑文明社会的基础，并希望找到新的思想与方式来看待世界。事实上，这也正是贺利思在本书中采取的视角与主线———以一种观念史写作的方法，在时代的脉络中讲述“关于建筑、哲学、现代科学的诞生、资本主义的形成，以及帝国与启蒙时代出现的故事”。可以说，伦敦的重生以文化和思想的重生为先声，近代英国的崛起则得益于在自由、宽容、求真的氛围下新观念与新知识的崛起。在实体的城垣、街道与建筑重建之前，伦敦在形而上层面与头脑里的宏大变革，已经在观念上为重建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胡克是大火过后对伦敦新貌最有影响力的人。身兼几何学教授与城市勘测委员双重身份的他，可以把科学知识用在勘测与城市设计的实际任务上，“用新方法测量记录首都焚毁的程度，把中世纪的混乱建筑转变成清楚易懂的科学……以数学来规划重生的首都”。作为新成立的皇家学会的管理员以及“全世界第一位职业科学研究员”，他更可以将提倡先有实验、后有理论的“新哲学”应用在真实世界。
在大火之后才来到伦敦的洛克则专注于思考贸易与资产、宗教信仰自由、政府机构和知识原则等问题，认为对人类认知基础的寻求会为重建现代社会奠定新基石。他一再强调，源于创造性活动而非上帝赐予的“理性”居于全部知识的中心，并是权威和所有权的基础所在。因此，“掌控政治的，并不是圣经的权威，而是自然律；政府并不是上帝降福所选，而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产生”。由此引申出的政府权力为民所授、个人或社会整体有权推翻专制政府等等主张，为洛克带来许多危险与麻烦，却又逐渐对政治生态与社会共识潜移默化地产生影响。
艺术鉴赏家艾佛林同样运用“新哲学”的思想观念，在退隐休憩的瑟伊院这个自成世界的封闭园林里，把自然当作研究的主题与艺术作品：一座混合了意大利、法国、荷兰风格的英式花园，一个融合了哲学、园林、艺术、宗教、科学与人文的实验室。大火让他开始进一步思考“英国的”这个词所隐含的特质，以及贸易、宗教、理性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巴蓬代表了废墟里另一种形式的机会———“投机、利益与建筑商的兴起”，从商业、金钱、利润的不同面向定义与发展了都市型社会的新面貌。他一改商人在传统眼光里重利庸俗的暴发户形象，既以“租赁革命”、“投资组合”等方式创造出“贵族首都”的新形象，又为新兴的专业阶层和中产阶级提供“比王公贵族的宫殿设计与建筑更优越”的私人居所，还通过建立世界上第一间火灾保险公司来实现风险的分散与共担。这恰恰反映出本书台译本副题“知识分子打造的城市”欠妥之处：原文直译当为“那些打造现代伦敦的人”，少了些许隐隐的清高与媚雅。如果通过对经济规律、市场逻辑、商业智慧的理解、把握和应用，可以使几乎所有人都从中受益，这或许正是对“卑贱者最聪明”道理的最好证明吧。
“我将再起”
但是，在这次伦敦的重生与现代英国的崛起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还是在雷恩主持下的圣保罗大教堂的重建过程，这也正是贺利思在本书中重点讲述的故事。雷恩在十六岁时已被誉为“以卓越发明贡献于天文学、格言、静力学、机械学，并持续丰富这些领域”。曾任天文学教授的他也是皇家学会的创始人之一，深信理性、实证对哲学和科学的意义与价值，并预言“伦敦将成为理性的首都”。面对荒废倾颓的圣保罗大教堂，他认识到“建筑是用石块建构的政治学”，必须将永恒、理性与美观凝结在石块里。在传统的设计艺术之外，他还大量采取了关于重量、尺寸、负荷、比例的测量、计算、统计等科学实证方法。经过三四十年的辛苦营建，圣保罗大教堂的神圣空间终于被现代意义重新阐释，既是守护信徒灵魂、象征教会权势的宗教建筑，又是每位国民都能共享的、代表统一新国家的中心。高居伦敦城市日常喧嚣生活上方的这顶王冠，成为那个“经历过内战、瘟疫、大火、革命和政治大混乱”的时代的象征与见证。
在重建圣保罗大教堂时，工人从废料堆里随意翻找出一块奠基石，供石匠标记和测定方位之用。那块石头其实是墓碑，上面写着“我将再起”。这一巧合真是个好兆头。大火固然能“把经年累积的空间困难和无从解决的产权难题一体清除”，但要真正读懂一座城市的重新崛起，还是应当在时代的脉络中细察思想与文明的跃迁。城市的空间、地景、建筑、样式的创造与发展，就像温迪·达比在《风景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中所说，直接关系到政治、阶级、权力、族群等诸般意义，关系到公共空间使用的民主化与多元化，关系到集体记忆与主体身份的重建。思想的洗礼和观念的革命有可能最终影响到整个社会的重生与转型，放眼望去，一砖一石，一屋一舍，皆为事实，皆为例证。正如被葬在圣保罗大教堂地窖的雷恩在墓碑上所写：“如果你要找寻他的纪念碑，看看你周围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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