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数据显示，日本人当时在本土和被占领土上设立有676座战俘劳工营，关押着约14万白人战俘，整个战俘营体系都处于宪兵队掌管之下。1942年6月，日本海军在中途岛被击败，战争局势开始向不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战俘们的劳动对日本经济显得更加重要。当美军继续向日本本土逼近时，日本人不得不收拢被视为奴隶的白人战俘，试图将他们转运至更北方的集中营。即使无法转运，残暴的日本人也会将剩余的所有战俘杀害。
1944年10月20日，麦克阿瑟乘坐一艘登陆艇登上了菲律宾的莱特岛，郑重发出“我回来了！”的声音。此时，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已被盟军分割为两部分。东京政府实际上只能控制菲律宾以北的占领区，其中包括中国（部分）、缅甸、朝鲜和日本本土。美国海军的海上封锁和菲律宾的失陷，切断了东京政府与大批部署在荷属东印度群岛、马来亚、婆罗洲和法属印度支那的日本军队的联系。孤悬海外的日本士兵再也无法得到来自本土的供给和增援。不过，他们还控制着占领区大量的平民人口，大量英国战俘也在他们控制之下。
当美军继续向日本本土逼近时，日本人不得不收拢被视为奴隶的白人战俘，试图将他们转运至更北方的集中营。即使无法转运，残暴的日本人也会将剩余的所有战俘杀害，就像在婆罗洲的山打根发生的那样，以免他们被盟军解救。运送战俘时，日本人使用了陈旧得几乎
生锈的商船，后人称之为“地狱航船”。战俘们或被塞进散发着恶臭的阴暗船舱，或被安置在风吹日晒的甲板上，整个航程痛苦不堪，就像当年非洲奴隶经过“中段航线”（Middle Passage，从非洲西海岸到加勒比海的一段穿过大西洋的航程，是乘坐帆船去加勒比或是美国的航程中最长的一段航程）前往新大陆一样。超过5万名盟军战俘被以这样的方式运向北方。显而易见，从海上运输一群早已过度劳作和被饥饿折磨得摇摇欲坠的人，结果将是一场人间灾难。
雪上加霜的是，战俘们面临的杀手不仅有日本人，还有执行封锁日本任务的美军潜艇。由于日本人没有给运输战俘的船只喷涂上明显标志，美军潜艇舰长们无法将同样锈迹斑斑的战俘船和军火船区分开。战俘船被美军鱼雷不分青红皂白地击中后，日本人会故意把战俘们锁在船舱里淹死他们；如果有人逃脱并跳进海里，日本士兵会用机枪向他们扫射，或拒绝把他们救上其他船只。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每次都会造成战俘的大量死亡。1942年7月，日本海军辅助运输船“蒙得维的亚丸”（Montevideo Maru）号运载1000多名澳大利亚战俘和平民囚犯从拉包尔出发，航行至菲律宾吕宋岛附近海域时遭到美军潜艇攻击。运输船被鱼雷击沉，船上战俘无一生还。
香港是1941年圣诞节这天沦为日本占领区的。日本准备用“里斯本丸”号（Lisbon Maru）将那里的1816名英国和英联邦国家战俘送往日本。鉴于“里斯本丸”上的三个船舱空间狭小，无法同时容纳所有人躺卧，所以战俘们自行拟定了一份轮班表，准备轮流进入船舱休息。前甲板下的一号船舱主要供皇家海军战俘使用。他们中除了驱逐舰“色雷斯人”号（HMS Thracian）沉没后的幸存者，还有协助保卫香港的炮艇上的水兵，以及皇家苏格兰团和“米德尔塞克斯团”（Middlesex Regiment）的士兵。1舰桥下的二号船舱分配给来自其他部队的战俘，三号船舱则供军官和皇家炮兵部队的战俘使用。航程开始时，战俘们的条件还不错，起码饮水供应很充足，也能排队使用甲板上的厕所，只是没有盥洗设施。同乘“里斯本丸”号的还有2000名回乡的日本军人，初级军官和道（Wado）中尉被指定负责船上守卫，但实际上权力控制在绰号“裤裆里的大便”的二森（Nimori）手里。二森是日本宪兵队在香港的高级翻译，据称“一贯野蛮粗暴且冷酷无情”。
10月1日早晨7时，“里斯本丸”被美军潜艇发射的鱼雷击中，锅炉舱在剧烈撞击下爆炸，引擎当即停止运转，船上所有灯光瞬间熄灭。日本人命令在甲板上等待上厕所的几个战俘下到舱里，随后在舱盖处加了岗哨，防止战俘趁乱跑上甲板。二森觉得这样还不够，遂命令将舱盖封死，然后把防水帆布盖在上面，再用绳索牢牢固定。日本人的意图很险恶：如果船沉了，就将船舱里的1800多名战俘关在船舱里活活淹死。舱内军衔最高的军官是“米德尔塞克斯团”团长、英军中校亨利·斯图沃特（Henry Stewart）。他三番五次地请求二森至少把舱盖打开一点让船舱里通通气，否则战俘们会窒息而死。另外还须给舱里补充点饮水。二森对斯图沃特的请求不屑一顾。为戏弄战俘，直到第二天凌晨4点才让人把一桶尿液送下舱去。他趴在舱口向下大喊：“别担心，你们会像老鼠一样被喂养，所以就得像老鼠一样待着别动！”
船舱里，不少战俘都得了痢疾和腹泻。他们不停地要求上厕所，日本人不停地拒绝他们的要求，而且不给他们提供其他卫生设施。于是船舱里变得臭气熏天，身处其中的战俘倍受折磨。三号舱涌进了海水，战俘们在日本人的命令下顶着高温手动排水，好几个人因劳累过度而死亡。入夜，“里斯本丸”上的日本士兵大多转移到了随行的安全船只上，逐渐下沉的“里斯本丸”号在拖拽下继续前行，但很快就停止不动了。正当斯图沃特中校和其他几名军官准备奋力钻出船舱时，豪威尔（Howell）和波特（Potter）两名中尉带领战俘营翻译和另外几个人在舱盖上弄出个小洞然后钻到甲板上。“他们想走到舰桥那里要求与船长会面，但日本守卫向他们开了枪。豪威尔被击中，最后伤重不治。”随后，日本守卫冲向那个小洞并向里面开枪射击，两名英国军官被打伤。此时，“里斯本丸”号突然一阵颤抖，船尾开始迅速下沉，海水顺着舱盖涌入二号船舱。
皇家苏格兰团中尉G.C.汉密尔顿（G.C.Hamilton）回忆当时的恐怖场景时说：“船开始下沉的同时，守在舱盖旁的人砍断了绳索和防水帆布，奋力推开了压住舱盖的木料。船舱里的战俘们排成队，井然有序地钻出舱外。”然而战俘们刚一站在甲板上就遭到了日本人的射击，不得不翻过船舷跳入海里躲避。日本人继续向在水中挣扎的战俘开枪。“我可以看到大约五公里外有一片岛屿，海流正是向那个方向流动，”汉密尔顿回忆说，“四艘日本船只就在旁边，但他们就像岩岛一样冷酷无情，没有流露出一丝要把落水战俘打捞上船的迹象。”更令人发指的是，当战俘们试图抓着船舷两侧垂下来的绳子爬上船时，日本人居然又把他们“踢下海去”。日本人本来有足够的时间抢救另外的840人，但他们没有那么做，而是听任那些人死去。
据日本方面发布的保守数字，约有1.1万名盟军战俘在海运途中死亡。一艘满载美军战俘的运输船被击沉后，死亡人数甚至超过了1942年3月的巴丹死亡行军中丧命的人数总和。随着战争的发展，“地狱航船”上的条件变得更加糟糕，日本人此时似乎在保留战俘作为劳动力和尽可能多地杀死他们以取乐自己之间举棋不定。
盟军飞机1944年9月空袭安汶岛，重创岛上设施后，日本人变得惶恐不安，时刻担心盟
军可能突然杀到。于是他们决定将大部分战俘船运到爪哇。在此前的十五个月中，英国和荷兰战俘在安汶岛的恶劣环境中艰苦劳作，很多人因此感染了疾病或营养严重不良。正当他们即将油尽灯枯之时，当地战俘营长官阿南（Anami）中校于9月17日下达命令，要求500名战俘登上一艘名为“马罗斯丸”（Maros Maru）的小轮船准备转移。
“当小艇靠上‘马罗斯丸’时，我几乎不敢相信他们能把全部500个人塞到这艘小轮船上，”布莱克伍德说，“随后我又得知，船舱已经被占满，我们在整个航行期间只能待在甲板上，这更让我震惊。”轮船上的拥挤让布莱克伍德想起了高峰时间的伦敦地铁。这种情况下最受苦的是病号，他们甚至连躺的地方都没有。“想象一下，一艘小小的摆渡轮船，龙骨最长不过30英从前甲板隔离舱到船尾的空间只有大约14米。而我们所有人都将挤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
接下来，重病者日复一日地躺在船舱盖上，无遮无挡，任凭无情的烈日暴晒，”布莱克伍德写道。“所有人都四肢摊开躺在一捆捆木柴上，任由热带的阳光将自己晒得浑身起泡，”布莱克伍德回忆称，“人们口干舌燥，赤裸的肩膀上被晒出一个个血口，所有正常的器官都开始变得不正常起来。”布莱克伍德记得一名年轻的英国士兵，“因中暑变得神志不清，胡喊乱叫了30多个小时，最后虚弱得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了。临死前，他抓起一只被用作便盆的锡罐，把里面的东西当成水贪婪地喝下去。”船上的死亡率在上升，平均每天要死8个人。“马罗斯丸”号总计运载了630名战俘，但抵达爪哇时只有325人存活下来，而且“其中大多数形容枯槁，简直成了半饥饿半疯狂的人形幽灵，肮脏而虚弱，在虫鼠中爬来爬去”。尽管“马罗斯丸”号上的经历并不多见，但也足以代表日本其他战俘运输船上的恶劣条件。
在陆地上，战俘们的境遇同样可怕。“马罗斯丸”号停靠的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望加锡有一座战俘营，同样拥挤不堪地关押着大批英国和荷兰战俘。尽管1944年末的战争形势已渐趋明朗，但日本战俘营里的恐怖仍在继续，战俘们也仍然需要继续劳作。在战争的最后一年里，日本人准备在位于新加坡西南部的苏门答腊岛上修建一条铁路，用以运输煤炭和部队。这项工程的规模虽然不及缅甸至泰国的“死亡铁路”，但残酷程度一点也不逊色。日本人将成千上万的战俘运往此地，但大多数因运输船途中遭到美军潜艇攻击沉没而死亡。不得已，日本人只得大量使用苏门答腊岛上的战俘，5000名英国与荷兰战俘被迫投入艰苦的铁路修建工程。与他们一起的，还有3万名平民苦力。在此期间，白人战俘的死亡率达到12%，而苦力们的死亡率则高达惊人的80%！这条铁路最终修建完成，但从未投入使用。
难以置信的是，随着盟军反攻的步步进逼，日本人对战俘劳动力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从1943年到1944年，战俘营里的条件持续恶化。到1945年初，每名战俘的日口粮供应量减少至一小块木薯和甜土豆，外加少量绿叶蔬菜和四盎司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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