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年
2022年5月27日，是上海解放73周年纪念日，也是母校复旦大学建校117周年纪念日。
2005年，在母校百年校庆之前，一直想写点有关母校的文字，作为献给母校百岁华诞的礼物。这年暑期，接到留校工作的老同学来电，通知各位校友于9月24日复旦建校一百周年活动时到母校聚会，不免把我的思绪又带回到在复旦的难忘岁月。
题图：复旦大学百年校庆（摄于200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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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经历严冬，方知阳光的温暖；
跋涉荒漠，倍感雨露的滋润。
大凡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的人，大都有过饥饿的感受。
1965年，我考入复旦大学化学系。对于刚走出“三年自然灾害”阴影的我，与大多数同学一样，食欲很是旺盛。在学校，早餐通常是一两稀饭加二两馒头；午餐打六两饭，菜比家里平时吃的要好得多，但饭后的感觉总好像还是没有吃过一样，每餐吃完，总要用开水烫一下饭碗和菜盆，把烫过的汤水全部喝光，便盼着早点吃晚饭；晚餐打四两饭，也就打发了一天，由于“定量”有限，不敢多吃，算下来已经“消费”了1斤3两。当时我们大学生的粮食“定量标准”是每人每月33.5斤，按这样的消费量，只能维持二十五六天，于是，有时中午只打四两饭。
其实，当时有不少同学就是在这样的半饥不饱中度过时光。很庆幸现在的学子终于不再受那种饥饿的折磨。
图：当年笔者住过五年的8号楼学生宿舍（摄于2005年9月）
作为复旦学子，求知欲也特别旺盛。正当我们奋发学习一年之时，“文化大革命”爆发，大学全面停课，所有学子面临知识的“饥荒”。对大学生而言，求知的“饥饿”比肚子的饥饿更难受。虽然后来有几次断断续续的“复课闹革命”，但终究难以填饱求知的“肚子”。
图：分析化学课老师陶增宁先生在校友会上发言（摄于2015年9月）
于是有的同学就冒着被戴“走白专道路”帽子的风险，偷偷地学习业务知识。我也自学起日文来，那时没有教材，在逛福州路上海旧书店时买到几本过期的日文版《北京周报》，权作“教材”。有一次在旧书店买到一本日文版的《毛主席语录》，如获至宝。我常痴痴地收听北京电台的日语广播，竟然可以从傍晚播音开始一直听到深夜播音结束，虽然大多是听不懂的，但还是兴致勃勃，有时能听出一段毛主席语录，就会高兴得跳起来。后来居然在“清理阶级队伍”时的“外调”中，凭借图书馆一本日汉辞典翻译了一篇日文资料。
图：宁静的早晨，美丽的校园，勤奋的学子（摄于2015年9月）
我又学习摄影及暗室技术，几乎借遍了图书馆里所有的摄影及暗室技术知识类书籍，休息日常去南京东路冠龙照相器材商店、四川北路朝晖照相材料商店购买胶卷、照相纸、放大纸以及显影液和定影液，晚上用空余时间冲洗胶卷、印洗照片或放大照片，基本掌握了摄影和全套暗室技术，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发挥了作用。
图：同学聚会复旦化学楼（摄于2015年9月）
我还学习晶体管收音机原理，并动手安装晶体管收音机，从来复再生式单管机，到四管机，再到超外差式六、七管机。那时宁可忍着饥馋，午餐或晚餐的菜只打3分钱的鸡毛菜，也要攒下钱来去买晶体管等无线电元件。当年我安装的一架四管机，声音特别宏亮，灵敏度也很高，中波段在宁静的夜晚可以接收到七十多个电台。那时我们经常下乡劳动，同学们也常围着我的收音机收听广播。临毕业前，我安装了一架小巧玲珑的便携式七管二波段超外差式晶体管收音机，被班上同学称为“登峰造极”。后来在工作中，这些知识和技能还都发挥了作用。在贵州工作的十七年里，我曾为当地的学校、农村集体和个人修理过的“三用机”、收音机不下三百多架次，还为我当时工作的学校安装了一架大功率晶体管收扩音机（见拙作《矿石收音机的故事》）。
图：复旦大学光华楼（摄于2005年9月）
那时我们经常下乡、下厂参加劳动，曾经到奉贤奉城、长江口园沙岛、宝山罗店农村参加劳动；到上钢十厂劳动；到黄浦江边张华浜港口码头万吨巨轮上为上钢一厂卸铁矿石，提前完成卸矿任务后受邀到上钢一厂参观高炉出铁、电炉炼钢的过程。
期间我曾经参加过化学系的一个专案组，经常出去外调，到市公安局、市档案馆查资料，并根据案情需要两次前往提篮桥上海市监狱（后改名为上海市提篮桥监狱）提审上海日伪时期的“七十六号”特务马啸天（见拙作《监狱的故事》）。
不得不说，由于我们五年的大学生活其中四年是在文革中度过的，十年文革造成知识和人才结构的“断层”，知识上的“饥荒”导致一个年代的大中小学生整体素质难免呈现不同程度的“营养不良”，对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影响也是巨大和深远的。
多么令人羡慕，现在的学子终于不再有知识的饥荒。
梦想尚未实现，同学仍须努力！
复旦岁月：（二）“饥饿”在复旦（作者：陈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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