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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传奇
本期历史人物——金仲华
金仲华
（1907年—1968年）
中国报刊工作者、国际问题评论家。原籍浙江嘉兴桐乡，1927年毕业于杭州之江大学。1934年与胡愈之等创办《世界知识》杂志，任主编。1935年任生活书店编辑部主任，同年与邹韬奋等创办《大众生活》周刊。1936年任《永生》杂志主编，1937年抗战爆发后，加入“保卫中国同盟”，先后在上海、武汉协助韬奋编辑《抗战》三日刊和《全民抗战》三日刊。1938年赴香港编辑《世界知识》和主编《星岛日报》，兼国际新闻社的领导工作和香港中国新闻学院的教学工作，并任《大众生活》编委。解放战争时期，曾一度担任香港《文汇报》主笔。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上海《新闻日报》社长、总编辑、中国新闻社社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上海市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多次代表中国新闻界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和国际记者协会会议。文革开始后，金仲华受迫害。于1968年4月3日，在书房上吊自杀。1978年，金仲华被平反，骨灰安放于上海市龙华公墓。1989年，清明节前，其骨灰被迁葬到上海万国公墓名人墓区。
父亲金仲华的笔和友
金立勤
新世纪的2010年1月，我看北京电视台播放的电视剧《锣鼓巷》中，辛家的长孙思聪在参加抗日游行被打伤后，对他的女友艺玲说：“我借些新书给你看看，像邹韬奋先生的《新生》，还有金仲华先生的《世界知识》，都是体现新思潮的现实主义作品。”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四十多年了，但我仍觉着他就在身边……
走进新闻行列
我父亲是浙江桐乡人。我是在他逝世后的七十年代，才第一次回到家乡。那是一个多么典型的江南水乡：幽静的古镇、蜿蜒的水巷……我们家坐落在县城的东南街上，这里有着一排排虽然陈旧，但富有生气的古宅。我走进三开四进的晚清民居，踏着吱吱作响的楼梯上了二层，家人告诉我父亲就出生在这低矮的楼上。现在这座故居，因市政建设已迁至新区依原样建成金仲华纪念馆。我祖父是一位教师，父亲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据我叔叔讲，父亲四岁就能认识千余字。放学后时常在祖父备课的西厢楼里翻阅经史子集，客人来了都叫不岀来。十七岁在嘉兴省立第二中学毕业，考入杭州之江大学。
△金仲华祖宅，金仲华1907年出生于此
因家境并不富裕，在大学过着清贫的生活，但他学业成绩很好：“我在大学学文科，趁机读了些书，也学会了英文。”正因为勤奋好学，父亲大学毕业后找工作并不费力，他在桐乡家中翻阅上海报纸，见到商务印书馆招聘编辑人员广告，立即前往投考，很快被录取，从此父亲便走进新闻传媒的行列了。
父亲进商务印书馆，先后在《妇女杂志》《中学生》《东方杂志》《世界知识》任编辑。这期间，父亲在与叶圣陶、胡愈之、邹韬奋的合作中，得益匪浅，遂结下终生友谊。叶圣陶“文革”后在《追念金仲华兄》中写道：“我在家里常对至善满子说，十年'人祸’，相识的朋友致死的有一百左右，其中交情最深的二位，一位是仲华，一位是老舍。”而父亲生前告诉我们，叶老是他最早共事的老朋友、老同志，也是他十分尊敬和爱戴的长者。
还有一位是邹韬奋。1935年，邹伯伯结束了长达两年的海外流亡生涯，回到上海，就在生活书店认识了我父亲，两人一见如故，从此在抗日救亡运动和进步文化的共同事业中形影不离，携手并进。父亲一直在邹伯伯主编的《大众生活》《永生》《生活日报》《抗战三日刋》任编辑，杂志从上海办到武汉，又办到香港；杂志被勒令停刊，又办另一个。其间，有两件有趣的事：一件是马戏班子的演讲团，一件是邹伯伯到我父亲那里“坐索”等稿。
1937年冬上海沦陷，父亲与一批友人从香港经广西梧州、柳州、桂林，到达武汉。对此，邹伯伯在文章中写道：“这一批朋友，戏称自己这一群为'马戏班’，这当然并不是说我们会做什么'马戏’，却是说我们形成了一群：金仲华先生讲国际问题，张仲实先生谈思想问题，钱俊瑞先生谈农村经济问题，杨东莼先生谈战时教育问题，沈兹九先生谈妇女问题，我（韬奋）谈团结抗战问题。”
关于坐索文稿，那是1937年在武汉生活书店的亭子间里发生的。我父亲主编《世界知识》；邹伯伯主编的《抗战三日刊》，那是三天要出一期，每期都要有一篇三日战局分析，是特约我父亲撰写的。为了包括最新、最后的消息分析，总要到最后一天才执笔。往往一期全部文稿到齐，战局分析尚未交去，邹伯伯急得来催稿，把办公室的椅子放在墙边坐着，两手在膝上一撑，说：“我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独缺你这篇'三日战局’了。我正在等米下锅，非留在这里'坐索’不可！”我父亲就大笔一挥而就，这是当时在办公室的钱小柏先生认为最有趣的事。60年代，在解放后的上海，我父亲要纪念这位文化巨人，策划拍摄电影《邹韬奋》受到阻挠，张春桥阴阳怪气地说：“邹韬奋还要纪念吗？”我父亲很无奈！
胡愈之伯伯是《世界知识》的创建人，我父亲正是接的他的班；也正是胡愈之引导我父亲走进国际问题研究的行列。他们志同道合，亲密无间。从该杂志创刊至我父亲担任上海市副市长前，几乎期期都有他的文章……
△1938年，金仲华（右）和邹韬奋（左）
在香港的聚会
八年抗战时期，我家跟随着父亲办报的行踪，四处迁徙。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生活书店的领导人胡愈之、邹韬奋，把属下的杂志撤到大后方的汉口。我父亲负责的《世界知识》就在汉口文化街金城文具公司楼上办刊。半年后，战事又逼迫到武汉，生活书店将内迁，为了方便取得外文书报资料，《世界知识》由我父亲带着两位工作人员钱小柏、金端苓（我姑姑）去香港，为躲避日寇飞机轰炸，只能昼停夜行，三天后才到达广州。我父亲来往于香港、广州，办理杂志登记手续。正在困难之际，香港万金油大王胡文虎所办的《星岛日报》要聘一位总编辑，经廖承志推荐，我父亲进了《星岛日报》任总编辑，《世界知识》也顺势在香港落脚。
这时我从上海到香港，上了小学。我家住一座公寓的五层楼上，可以看到路上驶往美丽浅水湾的车水马龙的热闹景象。
当时大批进步的文化人士聚集香港，我父亲的朋友特别多，《星岛日报》的副总编辑邵宗汉就住在我们家中，他有个绝技，会拿大顶，让我惊叹不已。还有就是《世界知识》的乔木，乔木就是名声很大的时事评论家和国际问题专家乔冠华，他的个子特别高，我见他那么高很害怕，到处躲藏，他就追，我跑进我的小屋里把门关上，抬头一看，门上面的玻璃窗竟露出乔木叔叔的头发，吓得我大哭起来。还有漫画家叶浅予和夫人舞蹈家戴爱莲、电影明星金山和王莹都来过我家。我记忆中最热闹的一次是1941年3月10日邹韬奋伯伯从重庆脱险到香港，我家设宴请了《星岛日报》的羊枣、郁风、恽逸群、张光宇，《世界知识》的张仲实、张明养、胡仲持、郑森禹，还有保卫中国同盟的廖梦醒等。从下午开始，他们互相道别后的情况、交换对时局对香港状况的看法，建议邹伯伯在香港恢复办《大众生活》杂志。大家兴致盎然，谈笑风生；我虽然不懂，却坐在一旁听着。到了晚餐的时候，我的祖母可是烧菜能手，当时就摆岀一桌可口的家乡菜肴，有梅干菜烧肉、芙蓉蒸蛋、白果烩发菜，最精彩的是嵌宝鸭，就是把香菇、火腿、虾米、莲子和糯米填塞在鸭肚里蒸熟，吃着让人赞不绝口。饭后，娱乐开始，有的打麻将、打桥牌，有的把留声机打开，跳交际舞。我记得邹韬奋伯伯的舞姿最好看，他嘴里还轻喊着“slowslowquick quick slow”；从那时起我就学会跳交际舞了。后来，我才知道像这样的聚会十天半月就有一次，大多在我家，有时在杂志办公室，有时在酒店，人员有多有少，廖承志、夏衍也召集过。这样的聚会主要是讨论时局并约稿。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我父亲于1942年1月中旬乘小艇经澳门飘海到广东台山。他写道：“我们是在胜利的行军啊！”
△1947年，金仲华和儿女于虹口家中 来源：《世纪》杂志
封不住的笔
1986年12月，郁风姑姑给我写了一封信，随信寄来了1941年6月1日刊登在《星岛日报》上，由金仲华、羊枣、邵宗汉、郁风写的《告别读者》启事。她还在信中写：“香港中文大学卢玮銮女士复印启事寄给我的，她从事搜集和研究抗日时期香港文化多年，今后如有令尊事迹的文集岀版，希望能寄给她一册。”因我当时年龄太小，对于父亲为何辞职《星岛日报》之事，并不知晓，于是九十年代初去香港，在香港图书馆，把1942年的微缩《星岛日报》一一阅览。这事起因是令人震惊的皖南事变，全国人民同声斥责国民党，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国民党害怕真相败露，下令媒体禁发此词。我父亲不顾禁令，将周恩来题词制成锌版，在《星岛日报》头版大字刊登，并揭露国民党一小撮投降派破坏团结抗战的阴谋。于是国民党指使在港的《国民日报》向《星岛日报》发岀一连串攻击，双方大战三个月。这时胡文虎被请到重庆，蒋介石待为上宾，胡文虎同意蒋派cc系程沧波到港任《星岛日报》总主笔。郁风姑姑说：“……《告别读者》刊岀后，社会读者也很震动。以金仲华同志为首的这一行动是得到党的首肯的，这篇启事主要也是他起草的。”
1942年春末，我和父亲在桂林相聚，当时的桂林，可称为抗战文化城，当然也是文化人的中心。我感觉，日子总是沸沸腾腾的，刚躲了警报，又赶去看演岀；今天募捐了，明天又集会了。各种报刊在岀版，各种书店在营业；奇怪的是《世界知识》，当局就不给注册登记。笔是封不住的，嘴也是封不住的；我父亲就开始自由写作了。我们家住在桂林的丽泽门外丽君路的文化供应社宿舍楼上，楼下是宋云彬，对面楼上是邵荃麟和葛琴夫妇，我叫葛伯伯，他们楼下住的是茅盾夫妇，大家共同围簇着一个天井，像是一个大家庭。楼外的竹篱笆围着一幢房子住着柳亚子一家，我父亲曾让我给他送过信，那是位很慈祥的老人。文化人聚居在这里，文化氛围很浓，父亲自然能安定下来写作。同时我父亲任《广西日报》的抗战形势和时事方面的社论主笔，两年多，他一共写了近四百篇文章并岀版金端苓绘图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参考地图册》。
1949年年初，父亲离开香港前，1月8日正好是我的生日，因为全国解放在即，大家心情都很愉快，父亲买了蛋糕，还点上14根小蜡烛，给我过生日。正是这时，他安排好我们三个孩子随后去北京的。但是当时我和哥哥立诚随一批文化界人士在周而复带领下，从香港来到北京时，父亲已跟着解放军进入上海了。
父亲在建国初期曾任《新闻日报》主编，后又为《文汇报》社长，再后来担任上海市副市长和市政协副主席。随着柯庆施到上海任市委第一书记，张春桥管文教宣传口，阶级斗争的调子日益增高；父亲在工作上一如既往，但心情有些压抑。在上海他有几位非常好的朋友，那就是巴金、杜宣、孔罗荪。
△金仲华副市长在大会上讲话
当1999年，金仲华纪念馆在故乡桐乡开馆时，邹家华同志题写了馆名，巴金伯伯题写书名，杜宣叔叔还亲往参加。
“文革”开始后，特别到1968年江青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召开大会，提岀要揪三朝元老——当时恐怖气氛笼罩全国，父亲被勒令参加运动——陪斗，审问，抄家步步升级……直到噩耗传来。“四人帮”倒台后，上海市委查清了父亲死因,终于在1978年8月12日召开了金仲华骨灰安放仪式，为父亲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但让我们家属万分痛心的是：在骨灰盒中，代之以骨灰的是父亲的一枚图章和一支钢笔。父亲一生就是用笔杆来评论天下事的啊！他说过：“写国际问题文章，就是分析国际局势发展的动向，来帮助读者对变动中的世界加强认识……”至今，我仍关心国际形势，我总觉得父亲还在写……
来源：“桐乡市图书馆”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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