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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传奇
本期历史人物——金仲华
金仲华
(1907年—1968年)
中国报刊工作者、国际问题评论家。原籍浙江嘉兴桐乡,1927年毕业于杭州之江大学。1934年与胡愈之等创办《世界知识》杂志,任主编。1935年任生活书店编辑部主任,同年与邹韬奋等创办《大众生活》周刊。1936年任《永生》杂志主编,1937年抗战爆发后,加入“保卫中国同盟”,先后在上海、武汉协助韬奋编辑《抗战》三日刊和《全民抗战》三日刊。1938年赴香港编辑《世界知识》和主编《星岛日报》,兼国际新闻社的领导工作和香港中国新闻学院的教学工作,并任《大众生活》编委。解放战争时期,曾一度担任香港《文汇报》主笔。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上海《新闻日报》社长、总编辑、中国新闻社社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上海市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多次代表中国新闻界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和国际记者协会会议。文革开始后,金仲华受迫害。于1968年4月3日,在书房上吊自杀。1978年,金仲华被平反,骨灰安放于上海市龙华公墓。1989年,清明节前,其骨灰被迁葬到上海万国公墓名人墓区。
父亲金仲华的笔和友
金立勤
新世纪的2010年1月,我看北京电视台播放的电视剧《锣鼓巷》中,辛家的长孙思聪在参加抗日游行被打伤后,对他的女友艺玲说:“我借些新书给你看看,像邹韬奋先生的《新生》,还有金仲华先生的《世界知识》,都是体现新思潮的现实主义作品。”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四十多年了,但我仍觉着他就在身边……
走进新闻行列
我父亲是浙江桐乡人。我是在他逝世后的七十年代,才第一次回到家乡。那是一个多么典型的江南水乡:幽静的古镇、蜿蜒的水巷……我们家坐落在县城的东南街上,这里有着一排排虽然陈旧,但富有生气的古宅。我走进三开四进的晚清民居,踏着吱吱作响的楼梯上了二层,家人告诉我父亲就出生在这低矮的楼上。现在这座故居,因市政建设已迁至新区依原样建成金仲华纪念馆。我祖父是一位教师,父亲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据我叔叔讲,父亲四岁就能认识千余字。放学后时常在祖父备课的西厢楼里翻阅经史子集,客人来了都叫不岀来。十七岁在嘉兴省立第二中学毕业,考入杭州之江大学。
△金仲华祖宅,金仲华1907年出生于此
因家境并不富裕,在大学过着清贫的生活,但他学业成绩很好:“我在大学学文科,趁机读了些书,也学会了英文。”正因为勤奋好学,父亲大学毕业后找工作并不费力,他在桐乡家中翻阅上海报纸,见到商务印书馆招聘编辑人员广告,立即前往投考,很快被录取,从此父亲便走进新闻传媒的行列了。
父亲进商务印书馆,先后在《妇女杂志》《中学生》《东方杂志》《世界知识》任编辑。这期间,父亲在与叶圣陶、胡愈之、邹韬奋的合作中,得益匪浅,遂结下终生友谊。叶圣陶“文革”后在《追念金仲华兄》中写道:“我在家里常对至善满子说,十年'人祸’,相识的朋友致死的有一百左右,其中交情最深的二位,一位是仲华,一位是老舍。”而父亲生前告诉我们,叶老是他最早共事的老朋友、老同志,也是他十分尊敬和爱戴的长者。
还有一位是邹韬奋。1935年,邹伯伯结束了长达两年的海外流亡生涯,回到上海,就在生活书店认识了我父亲,两人一见如故,从此在抗日救亡运动和进步文化的共同事业中形影不离,携手并进。父亲一直在邹伯伯主编的《大众生活》《永生》《生活日报》《抗战三日刋》任编辑,杂志从上海办到武汉,又办到香港;杂志被勒令停刊,又办另一个。其间,有两件有趣的事:一件是马戏班子的演讲团,一件是邹伯伯到我父亲那里“坐索”等稿。
1937年冬上海沦陷,父亲与一批友人从香港经广西梧州、柳州、桂林,到达武汉。对此,邹伯伯在文章中写道:“这一批朋友,戏称自己这一群为'马戏班’,这当然并不是说我们会做什么'马戏’,却是说我们形成了一群:金仲华先生讲国际问题,张仲实先生谈思想问题,钱俊瑞先生谈农村经济问题,杨东莼先生谈战时教育问题,沈兹九先生谈妇女问题,我(韬奋)谈团结抗战问题。”
关于坐索文稿,那是1937年在武汉生活书店的亭子间里发生的。我父亲主编《世界知识》;邹伯伯主编的《抗战三日刊》,那是三天要出一期,每期都要有一篇三日战局分析,是特约我父亲撰写的。为了包括最新、最后的消息分析,总要到最后一天才执笔。往往一期全部文稿到齐,战局分析尚未交去,邹伯伯急得来催稿,把办公室的椅子放在墙边坐着,两手在膝上一撑,说:“我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独缺你这篇'三日战局’了。我正在等米下锅,非留在这里'坐索’不可!”我父亲就大笔一挥而就,这是当时在办公室的钱小柏先生认为最有趣的事。60年代,在解放后的上海,我父亲要纪念这位文化巨人,策划拍摄电影《邹韬奋》受到阻挠,张春桥阴阳怪气地说:“邹韬奋还要纪念吗?”我父亲很无奈!
胡愈之伯伯是《世界知识》的创建人,我父亲正是接的他的班;也正是胡愈之引导我父亲走进国际问题研究的行列。他们志同道合,亲密无间。从该杂志创刊至我父亲担任上海市副市长前,几乎期期都有他的文章……
△1938年,金仲华(右)和邹韬奋(左)
在香港的聚会
八年抗战时期,我家跟随着父亲办报的行踪,四处迁徙。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生活书店的领导人胡愈之、邹韬奋,把属下的杂志撤到大后方的汉口。我父亲负责的《世界知识》就在汉口文化街金城文具公司楼上办刊。半年后,战事又逼迫到武汉,生活书店将内迁,为了方便取得外文书报资料,《世界知识》由我父亲带着两位工作人员钱小柏、金端苓(我姑姑)去香港,为躲避日寇飞机轰炸,只能昼停夜行,三天后才到达广州。我父亲来往于香港、广州,办理杂志登记手续。正在困难之际,香港万金油大王胡文虎所办的《星岛日报》要聘一位总编辑,经廖承志推荐,我父亲进了《星岛日报》任总编辑,《世界知识》也顺势在香港落脚。
这时我从上海到香港,上了小学。我家住一座公寓的五层楼上,可以看到路上驶往美丽浅水湾的车水马龙的热闹景象。
当时大批进步的文化人士聚集香港,我父亲的朋友特别多,《星岛日报》的副总编辑邵宗汉就住在我们家中,他有个绝技,会拿大顶,让我惊叹不已。还有就是《世界知识》的乔木,乔木就是名声很大的时事评论家和国际问题专家乔冠华,他的个子特别高,我见他那么高很害怕,到处躲藏,他就追,我跑进我的小屋里把门关上,抬头一看,门上面的玻璃窗竟露出乔木叔叔的头发,吓得我大哭起来。还有漫画家叶浅予和夫人舞蹈家戴爱莲、电影明星金山和王莹都来过我家。我记忆中最热闹的一次是1941年3月10日邹韬奋伯伯从重庆脱险到香港,我家设宴请了《星岛日报》的羊枣、郁风、恽逸群、张光宇,《世界知识》的张仲实、张明养、胡仲持、郑森禹,还有保卫中国同盟的廖梦醒等。从下午开始,他们互相道别后的情况、交换对时局对香港状况的看法,建议邹伯伯在香港恢复办《大众生活》杂志。大家兴致盎然,谈笑风生;我虽然不懂,却坐在一旁听着。到了晚餐的时候,我的祖母可是烧菜能手,当时就摆岀一桌可口的家乡菜肴,有梅干菜烧肉、芙蓉蒸蛋、白果烩发菜,最精彩的是嵌宝鸭,就是把香菇、火腿、虾米、莲子和糯米填塞在鸭肚里蒸熟,吃着让人赞不绝口。饭后,娱乐开始,有的打麻将、打桥牌,有的把留声机打开,跳交际舞。我记得邹韬奋伯伯的舞姿最好看,他嘴里还轻喊着“slowslowquick quick slow”;从那时起我就学会跳交际舞了。后来,我才知道像这样的聚会十天半月就有一次,大多在我家,有时在杂志办公室,有时在酒店,人员有多有少,廖承志、夏衍也召集过。这样的聚会主要是讨论时局并约稿。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我父亲于1942年1月中旬乘小艇经澳门飘海到广东台山。他写道:“我们是在胜利的行军啊!”
△1947年,金仲华和儿女于虹口家中 来源:《世纪》杂志
封不住的笔
1986年12月,郁风姑姑给我写了一封信,随信寄来了1941年6月1日刊登在《星岛日报》上,由金仲华、羊枣、邵宗汉、郁风写的《告别读者》启事。她还在信中写:“香港中文大学卢玮銮女士复印启事寄给我的,她从事搜集和研究抗日时期香港文化多年,今后如有令尊事迹的文集岀版,希望能寄给她一册。”因我当时年龄太小,对于父亲为何辞职《星岛日报》之事,并不知晓,于是九十年代初去香港,在香港图书馆,把1942年的微缩《星岛日报》一一阅览。这事起因是令人震惊的皖南事变,全国人民同声斥责国民党,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国民党害怕真相败露,下令媒体禁发此词。我父亲不顾禁令,将周恩来题词制成锌版,在《星岛日报》头版大字刊登,并揭露国民党一小撮投降派破坏团结抗战的阴谋。于是国民党指使在港的《国民日报》向《星岛日报》发岀一连串攻击,双方大战三个月。这时胡文虎被请到重庆,蒋介石待为上宾,胡文虎同意蒋派cc系程沧波到港任《星岛日报》总主笔。郁风姑姑说:“……《告别读者》刊岀后,社会读者也很震动。以金仲华同志为首的这一行动是得到党的首肯的,这篇启事主要也是他起草的。”
1942年春末,我和父亲在桂林相聚,当时的桂林,可称为抗战文化城,当然也是文化人的中心。我感觉,日子总是沸沸腾腾的,刚躲了警报,又赶去看演岀;今天募捐了,明天又集会了。各种报刊在岀版,各种书店在营业;奇怪的是《世界知识》,当局就不给注册登记。笔是封不住的,嘴也是封不住的;我父亲就开始自由写作了。我们家住在桂林的丽泽门外丽君路的文化供应社宿舍楼上,楼下是宋云彬,对面楼上是邵荃麟和葛琴夫妇,我叫葛伯伯,他们楼下住的是茅盾夫妇,大家共同围簇着一个天井,像是一个大家庭。楼外的竹篱笆围着一幢房子住着柳亚子一家,我父亲曾让我给他送过信,那是位很慈祥的老人。文化人聚居在这里,文化氛围很浓,父亲自然能安定下来写作。同时我父亲任《广西日报》的抗战形势和时事方面的社论主笔,两年多,他一共写了近四百篇文章并岀版金端苓绘图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参考地图册》。
1949年年初,父亲离开香港前,1月8日正好是我的生日,因为全国解放在即,大家心情都很愉快,父亲买了蛋糕,还点上14根小蜡烛,给我过生日。正是这时,他安排好我们三个孩子随后去北京的。但是当时我和哥哥立诚随一批文化界人士在周而复带领下,从香港来到北京时,父亲已跟着解放军进入上海了。
父亲在建国初期曾任《新闻日报》主编,后又为《文汇报》社长,再后来担任上海市副市长和市政协副主席。随着柯庆施到上海任市委第一书记,张春桥管文教宣传口,阶级斗争的调子日益增高;父亲在工作上一如既往,但心情有些压抑。在上海他有几位非常好的朋友,那就是巴金、杜宣、孔罗荪。
△金仲华副市长在大会上讲话
当1999年,金仲华纪念馆在故乡桐乡开馆时,邹家华同志题写了馆名,巴金伯伯题写书名,杜宣叔叔还亲往参加。
“文革”开始后,特别到1968年江青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召开大会,提岀要揪三朝元老——当时恐怖气氛笼罩全国,父亲被勒令参加运动——陪斗,审问,抄家步步升级……直到噩耗传来。“四人帮”倒台后,上海市委查清了父亲死因,终于在1978年8月12日召开了金仲华骨灰安放仪式,为父亲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但让我们家属万分痛心的是:在骨灰盒中,代之以骨灰的是父亲的一枚图章和一支钢笔。父亲一生就是用笔杆来评论天下事的啊!他说过:“写国际问题文章,就是分析国际局势发展的动向,来帮助读者对变动中的世界加强认识……”至今,我仍关心国际形势,我总觉得父亲还在写……
来源:“桐乡市图书馆”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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