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文境（三）

< 书院与官学六个方面的区别 >

五、选才的标准不同

书院虽然有省级、道级、府级、州级和县级五个等级，但是在招生和选才方面，并不存在出身和资格的限制，对于同一区域的考生来说，文化水平的高低，是进入书院的惟一标准。一般地说，生员的水平越高，进入的书院档次也就越高。

山西常氏庄园石芸轩书院内听雨楼。在它的正对面是一座御亭,曾藏有44位帝王的墨宝

官学却完全不同。以唐代为例，唐代中央官学，设六学二馆。六学是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二馆是弘文馆和崇文馆。这六学二馆，在招生和选才上，很有讲究。国子学只招收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或二品以上的曾孙，勋官二品、县公、京官四品带三品勋封之子，相当于高干子弟学校;太学只收五品以上官员子孙，或职事官五品亲戚，或三品曾孙，勋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四门学只收勋官三品以上无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之子，少量庶人之俊异者也可进入;律学、书学和算学，相当于专业类技能性学校，是朝廷培养实用的专业技术人才的地方，所以，招生要求和标准略有放松，可以是八品以上官家小孩，也可以是庶人家的俊异者。

常家庄园石芸轩书院内景

很明显，在官学体系中，庶人子弟如果不能出类拔萃，就很难获得与大官绅和贵族子弟同等的接受教育的权利。唐代地方官学设都督府学、州学和县学。都督府学依然有严格的出身限制和血统要求，只是州学和县学招生和选才的标准比较灵活，庶民子弟也有机会进入。

石芸轩书院内“思无邪”亭。在它的旁边还有一座小亭，曰“学而思”，皆得名于《论语》

六、人才培养观念不同

官学的人才观带有明显的政治功利性，尤其是中央官学。由于中央官学直属朝廷领导，规格和地位都很高，对教师和学生的期望和要求也很高，因为好的教师才能培养出好的学生，好的生源才能有好的培养潜力。朝廷对以中央官学为首的所有官学的基本观点，简单地说，就是:中央官学能够成为“养仕储才能”的最高教育机构，而地方官学则是为中央官学输送后备人才的基层教育机构。这样就形成了一种金字塔式的人才培养系统。因此，在统治者，甚至一般学子和家长看来，官学，从终极目的来说，就是为了官而学，学了即做官。尤其是进入中央官学的学子，学成后必为朝廷官吏，成为朝廷坚定的捍卫者。

公冶长书院位于安丘市庵上镇西北10公里的城顶山前坡，后人思念先贤，在此建公冶祠

而书院教育的人才观则带有更多的伦理和文化功利性。

张在论及岳麓书院人才培养的目的时，明确指出：侯(刘拱——引者注)之为是举也，岂特使子群居佚读，但为决科利禄计乎?亦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辞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的《跋》中说：窃观古者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

公冶长书院相传为春秋时孔子弟子公冶长读书之处

书院的创立者大多与朱熹和张一样，认为书院培养人才的目的，不是追求仕途经济，不是为了追求辞章的华美与辩才的超拔，而是为了实现儒家追求的修齐治平理想。换句话说，一是为了自身的道德修养和智慧的增益，二是为了传播道业，济世救民。这既是文化，又包含着伦理;既包含了个体的人格塑造，又表现了普遍的社会担当。

官学是一种政教合一、官师合一体制:教育是政治的一部分，教育机构是政治机构的一部分。教育者往往就是朝廷官员，而受教育者也将是未来的朝廷官员。所以，官学培养人才的目的，就不仅是为了使生徒登科入仕、光宗耀祖，更是为了使统治者的江山永固、霸业千秋。

公冶长书院内清廉亭

从某种意义上说，书院是在私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私学起源于春秋时期。早在孔子之前，郑国的邓析和鲁国的少正卯就创办私学，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道德观念，并向生徒传授知识技能。稍后，孔子也创办了自己的私学，弟子达到三千，使私学达到了一个高峰，也使儒学得以创立。

私学具有自由办学、自由就学、自由讲学和自由竞争的特点，这使得它在特定历史时期对促进学术上的百家争鸣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私学也有明显的缺陷。由于私学的创办一般都是个体的自发行为，在教育上随意性很大，没有什么教育规划、规章或计划可言;缺乏有力的经济支撑;教育设施简陋而狭小，规模小，稳定性差;缺乏起码的图书资料，因为它本身没有藏书;组织散漫，没有分班教学，没有严密的考核系统。这使得私学很难发挥大的教育效益，也很难在人才培养和学术传播上产生大的影响。

扬州梅花书院长廊，廊内保存了书院的匾额

书院既吸取了私学的自由办学、自由就学、自由讲学和自由竞争的优点，同时也从办学规模、办学计划、办学组织结构、办学的管理体系、办学师资和物质条件等方面超越了私学，成为一种有组织的、制度化的教育体制。就像工业化取代手工作坊后生产能力产生了巨大飞跃一样，书院出现后，在招生容量和教育效益方面，将私学远远抛在了后面。

书院在创始时期借鉴和吸取官学、私学乃至宗教的一些因素，并且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使这些因素融入其整体的历史意象之中。书院最终成为民间性的，大规模的，高度组织化的，以讲学、祭祀和藏书为特征的文化教育机构，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然，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

梅花书院现为小学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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