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伟志
上海大学教授，第十届民进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
“秋风响，蟹脚痒”。秋天是长三角地区吃螃蟹的季节。可是20世纪70年代初，上海人反映产于长三角的大闸蟹明显减少，价格也相应地上涨。那时我在编《自然辩证法》，于是调查任务就落在了我与上海水产学院两位教师身上。
为什么会减少？水产学院的老师也不知道。他们搬出一摞书给我看，让我增加了不少知识。有一点两位老师是明确的，大闸蟹产卵于咸水与淡水交界的崇明县（现为区）。于是我们接下来便去崇明，与捕蟹大队的几十条船一起中流击水。让我好奇的是，捕蟹船全都呈蟹状。具体地说，船体与普通木船差不了多少，可是船体两边各有五六根长短不一的竹杆，每个竹杆上系有一条长达25米以上的绳索。绳索头上扎着一个类似从前农民在家门口小河里捕蟹的铁“簖”，螃蟹进得来，出不去。怎么要25米的？我这书呆子一点也不懂。请教后才知道：螃蟹既不是在水上游，也不喜欢在水中行，而是在水底爬。所以，捕蟹工具必须沉到水底——刮地皮。捕蟹队十分熟悉螃蟹的分布和附近水域的深度，船并排开到一定的地方，停下来把捕到的蟹装在桶里，然后像阅兵一般一起向右转，开出几百米后，再向右转去横扫相邻的水底。
不知转了多少万平方米的水面以后，“大风起兮，'浪’飞扬”，船开始摇晃得厉害。浪花打在身上，我们有点紧张，可是水手们视若等闲。看着水手从容的表情，我的心情放松了好多。
到吃中饭的时候，船民开始从锅里拿出煮熟的螃蟹。想不到的是，船民拿一个螃蟹，口里说一声“不好”，立即扔掉水里，再拿一个螃蟹，又说“不好”，再立即扔到水里。连扔三个，我们看了心痛。一方面是我们根本不懂什么蟹好，什么蟹不好，在我们眼里都是好的；另一方面，一个螃蟹5毛钱呀！我们按公社规定，只付给捕蟹队4两粮票、4毛钞票。扔这么多，我们可对不起你们哦！
我边吃边指着船上满满两筐螃蟹，赞扬今天的收获很大，可是船老大回答说：“往年比这要多好几倍哟！”这句话倒是提醒了我不该吃了螃蟹，忘了今天下海捕蟹的使命。海风生了，海水起了，提高螃蟹增产的途径远没有风生水起。
午饭后，我们改乘一条小艇从长江口开进通往阳澄湖的浏河。到了浏河闸，天气变阴，如坐云雾。我们下船与岸边的社员天南海北地聊天。农民大妈兴高采烈地说，他们养鸭的数量多了，鸭也肥了。“原因是每年春天河里游来黑压压的小虫，挡在闸门口，我们一桶一桶地捞上来喂鸭子。”水产学院的教师掐指一算，问道：“是不是五月初？”社员农民回答：“正是！”水产学院的教师低声对我说：“那喂鸭子的小虫就是蟹苗。”再仔细问一下小虫形状，根据社员们的描写，我们顿时有云开雾散之感，认定是浏河闸挡住了蟹苗的迴游。一桶喂鸭子的小虫就是成千上万只蟹苗。鸭子吃了蟹苗，人就没有大闸蟹吃了。这就引发了闸与蟹的矛盾。
浏河套闸（摄于20世纪80年代）
五月初，闸门不可不关，而蟹苗不可不在淡水与咸水间迴游。怎么办？我们与市里的水利和水产部门商量，在闸门中开两扇窗户，让蟹苗迴游——阳澄湖大闸蟹产量从此又上去了。
上海是全国的上海。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全国各地的人都喜欢尝一尝阳澄湖大闸蟹的美味。于是大家又想出一计，既然德国专家认为大闸蟹可搭乘从长江流域到德国的商船“偷渡”到欧洲，且能够在德国大量繁殖，无疑也能够在大江南北、黄河两岸生长。于是上海与江苏商定：欢迎各地每年5月初来浏河闸买蟹苗。令人欣喜的是各省的积极性都很高，许多地方用飞机运蟹苗，然后撒到他们自己的江河湖海，可惜的是长不太大，但是有总比无好。不过有些地方，如江西湖口的大闸蟹却大得喜人。
海纳百川的上海，也一直在以大闸蟹的美味回馈四方！
崇明蟹塘（摄于2021年）
END
本文选自2022年第12期《上海滩》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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