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王阳明个性狂放，超群脱俗，识见深远卓异。假如他没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心中没有修齐治平的牵挂，他完全可以做一个像李白那样的云游四海的诗人，潇洒一生;假如他不是文武双全，而光有一腔治国安邦的热血，他也只能在余姚乡间设馆课徒，默默无闻地终老林泉;假如他个性圆滑一些，他的一生也许没有那么多曲折痛苦;假如他没有肺疾，身体像他迷恋仙道时所期望的那样强健，他也不会遭遇那么多的不幸。但是，所有这些假设，都只能是假设而已，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何况，如果这里的任何一个假设成立，王阳明也就不再是王阳明了。
贵州修文县龙岗山上君子亭
在35岁之前，王阳明曾做过几任闲官，如观政工部、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江北囚狱审查官、山东乡试主考官等，并经历了所谓“五溺”(任侠、骑射、辞章、神仙、佛教)之后，才真正归正于圣贤之学。王阳明正式开始开门授徒，是在34岁的时候。这年他在京师。王阳明感于当时的学风颓靡，学者多沉迷于辞章记诵，而不知有身心之学，于是首倡身心之学，鼓励生徒先立“必为圣人之志”。这时的王阳明，名气还不是很大，门徒也不是太多，王阳明也没有急于建书院”。王阳明一生，虽然建造过许多书院，但是，王阳明的讲学活动，更多的是采取一种开放的座谈式讲学形式，即使有书院，他也不喜欢把教学地点放在封闭的室内，常常是在野外。王阳明的个性，本来就偏于独往独来，不拘形式，实际效果才是他所关心的。
由于这个时候以程朱理学为思想中心的官学受到朝廷的重视，王阳明这种带有非官方色彩的聚众讲学，就颇有一些离经叛道的味道。虽然在王阳明以前，胡居仁、薛瑄、陈献章等人已经开始恢复断绝已久的书院教育，但是，他们的书院教育活动，势力还很单薄，而且基本只是停留于恢复书院的教育形式，教学内容仍然局限在朱熹理学的框架内，并没有跨越圣朝的主流思想的“雷池”，所以并不引人注意。在这种情况下，王阳明那种狂者的特立独行行为本身以及他所宣讲的“为圣人”的思想，就必然引起当时的贵族和知识阶层的强烈反感。因为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一般人只能学圣人，跟圣人，怎么敢狂言做圣人?王阳明那种带有泛圣人倾向的“为圣人”思想，在当时一般人看来，就已经非常出格，而在那些朝廷的官员看来，简直就是狂妄甚至荒唐了。
王阳明自然受到了舆论的压制和贵族们的排斥，被“目为立异好名”。当时担任翰林庶吉士，后来也是王阳明的论敌和诤友的湛若水，却别具慧眼，对王阳明的行为和学术赞扬备至，这种宝贵的支持给王阳明极大的鼓舞。湛若水早就听说王阳明也极力推崇被历史遗忘的陆象山的心学，于是与王阳明一见订交，并商议共同倡明圣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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