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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5月6日凌晨3时许，在当时堪称中国交通命脉的津浦线上，一支号称“山东建国自治军”的草莽武装劫持了一辆刚从美国购买的全钢外壳列车，绑架了三十余名外国乘客和一百余名中国乘客，一时震惊世界。这次大劫案被列为民国十大奇案之一。
被绑的人员包括美国总务司安迪生的代表鲍威尔、法国公使馆参赞茹安等外国政要，还有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国立东南大学助教张贡粟、顾克彬和袁世凯的女婿杨琪山等中方人士。
近百年来，有不少大劫案相关新闻报道和文艺作品问世。本篇是根据大劫案的亲身经历者张贡粟先生的回忆稿所改写，故事性强，而且注重细节。
张贡粟（字绳祖），吴江县第四区黎里梓树下乡葫芦兜村人，是张应春的堂叔父。张贡粟1910年前后在吴江黎里市立小学求学，1923年毕业于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同年考入国立东南大学，历任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国立东南大学助教。在劫案事件后，他先后担任了中央大学区立苏州中学校科主任、教导主任，东吴大学国文教学教员，吴江乡村师范学校校长，上海私立育英中学校长等职。
张贡栗任上海私立育英中学（震泽中学前身）校长时颁发的毕业证书
张贡粟精于心理学、教育学，曾和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合作翻译出版多种外国心理学、教育学方面的著作，曾与堂兄张农在家乡改建和创办“葫芦兜小学”。在南京任助教时，他还兼任《新黎里》报特约记者。
1923年5月初，张贡粟奉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之命赴济南调查学校事宜，与他同行的是武进籍的同学顾克彬（后任太仓师范学校校长）。顾克彬心系教育行政体系的建设，应张贡粟之请，他专门为《新黎里》撰写《美国葛雷学校之视察与行政》一文。此文拟在火车上交给张贡粟，可就是在这次赴济南之行，张贡粟和顾克彬连人带文件被劫。本次列车大劫案中，顾克彬历劫滞留临城5天，张贡粟历劫滞留临城37天，经历了大劫案的全过程。
火车行至山东临城之南、沙沟之北时，火车无端出轨，好在并没有翻车。时值凌晨3时许，旅客正熟睡。张贡粟但闻偪剥之声不绝，以为发生了火灾，仔细一听才忽觉是四起的枪声。随后他又听到了匪徒用枪柄撞击车窗玻璃的声音，原来盗匪从天而降，匪徒一拥而入。有一个匪徒劫持了张贡粟，匪徒看到张贡粟的马褂袋呈隆起状，就以为袋中有钱币。张贡粟所着的马褂袋的钮扣很紧，匪徒干脆将口袋撕破，强取了张贡粟的钢笔、眼镜、皮带等物。一番劫掠后，匪徒将火车上的中外人士全部驱赶了下去。张贡粟在黑暗中不辩方向，但觉地势渐高，是在往山上走。
山东临城站
被劫的列车
到了天明，官军闻讯赶来，枪声又起。匪徒以张贡粟等为人质，分成东西两股队伍上山。当日10时许，到达山顶。人质中会中英双语的张贡粟和顾克彬被挟持代写停战文书，官兵得到停战文书后旋即休战。傍晚，匪徒挟持人质又翻过了一座山顶。当时暴雨骤下，一伙人投宿村庄。匪徒用小鱼、水粉、辣蒜等物混合在一起烧煮炊饭，张贡粟等人闻之腥臭不堪，但怎奈实在饥饿，稍稍吃了一点便合衣而睡。
5月8日早晨，又迁一处，每一次迁徙行程都足有三四十里。迁移地点后，匪徒将外国人安置在中心位置，张贡粟和顾克彬因是“通事”（当今的翻译），方将他们也一并安置在正中。他们被安置在中心位置才发现，原来外国人与中国人的待遇是不同的，外国人吃的是鸡子牛肉，和国人吃的的高粱薄饼有天壤之别。
5月10日，一伙人又迁往龙门观。这时，匪徒允许人质托人到枣庄购置物品，并准许人质自由通信。张贡粟马上提笔写了一封信。张贡粟和顾克彬两人共商脱身之法，张贡粟说：“我们两人均为外国人和匪徒之间的翻译，若两人同逃，匪徒势必下山追赶，是不可能脱险的，不如你先逃去，我独留此。”于是顾克彬于当夜逃脱。
火车被劫后之状和顾克彬等脱险后在枣庄
这帮匪徒人员构成复杂，其中，有一大半是张敬尧的部下，有一小半是在缉的罪犯，也有当地的士绅被虏不得脱身而被同化的，也有为官所陷害被逼上梁山就像是《水浒传》中卢俊义一样的。抱犊崮因其地势险要成为了他们的老巢。抱犊崮因抱朴子（东晋著名道士葛洪）隐于此而得名。此地景色优美，地势险要，山顶有一洞，可容纳万人。在洞中可以攻击外敌，而外敌则无法攻入。原来山上仅一狭路，来往只可容纳一人通过，仿佛函谷关之险固。官兵只能包围其四周，而不得深入。
抱犊崮
火车被劫持，乘客成了人质！这还了得，尤其是人质中还有北洋政府都伤不起的39名外籍乘客，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美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公使向北洋政府率先发难，声称如果不及时救出人质，将会出兵干预。面对国内外的压力，此时的北洋政府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当时的外文报纸报道“临城劫车案”
被劫的中外乘客
匪首是一位白面书生，名叫孙美瑶，他自称是“山东救国自治军第五路军总司令”。这次，他绑了大把“肉票”正洋洋得意，得知北洋政府要谈判，正中他的下怀。孙美瑶让外国女人质带话回去，谈判有三个条件：一是围剿的官兵散开；二是收编劫匪为正规军；三是继续提供军火。对此条件，北洋政府方面拒绝接受第三条，但是同意由第三方作担保赦免孙美瑶等人一切罪行。谁知孙美瑶明里答应，等围剿的官兵一撤，顿时变卦。孙美瑶再次放出三个条件：撤换山东督军；划定势力范围；收编周边四省匪徒伙众。加提的条件极其苛刻，谈判一直没有进展。
孙美瑶（左一）
由于中外人质在土匪窝里备受虐待，国内外舆论风向指向了北洋政府，国民党方面也不断施压，美国方面声称将立马着手从上海调派军舰登陆作战。此时的山东督军田中玉也坚决主张剿匪，加紧调兵，同时派出战机在匪窝上方盘旋，播撒传单，给孙美瑶制造压力。
山东督军田中玉
孙美瑶察觉不妙，无法保持淡定，口气开始缓和，条件也有所放松。然而，北洋政府方面也开始谈起了条件，双方互不信任，形势变得僵持起来。此时的孙美瑶已经有点招架乏力，再加上实力明显不济，已然落有颓势。
正在此时，江苏徐海镇守使陈调元被举荐救场。劫案原发生在山东，陈调元一直在江苏隔岸观望，后经直系军阀曹锟的举荐，陈调元成为救场的关键人物。陈调元最擅长的就是和土匪打交道，后来被人称为“治匪能手” “黄天霸式的英雄”。
徐海镇守使陈调元
张贡粟和顾克彬被掳的消息至5月12日方传到吴江黎里。张贡粟之父张子芃和堂兄张农（烈士张应春的父亲）即日赶往南京，进谒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希望其设法营救张、顾二人。坊间有传说，对于张、贡粟二人须用金二千元方可赎还。彼时脱险返校的顾克彬出面澄清并无巨额赎金之事。
5月14日，张贡粟为了安慰家乡的亲友，另写信寄到黎里，信中写道：“第二级会学兄：前电与快函到否？家兄念祖有信来否？弟临走时，曾托欧阳者代收，今乞湛初代拆。将函中大略告知为盼。惟原函勿并寄，恐中途失落也。校中消息，亦乞详示，来信请寄山东峄县枣庄交通部穆安素。弟在穆处为翻译。寄穆即寄弟也。弟等大概有出来之望，迟早不可定，恐非二星期不可。”
这次营救，除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外，“吴江旅宁同乡会”出力尤多。5月17日，“吴江旅宁同乡会”曾召开特别会议，会议决定由钱强斋（钱崇固）、费璞安等先生牵头致电山东交涉使温世珍和江苏徐海镇守使陈调元，电云：“同乡南京学员张绳祖被俘日久，迄未释放，请设法营救，俾早日脱险，无任感託”。
“震泽中学”沪校“上海市私立育英中学”校长-张贡粟
还有政界、学界等多方人士参与营救。柳亚子、毛啸岑、汝景星等进步人士人利用《新黎里》媒介持续跟进报道大劫案相关信息。时任东南大学教授的陈去病与张贡粟有同乡兼师生之谊，又托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特电外国人安特生设法营救。江苏督军齐燮元也曾于15日致电山东督军田中玉，解救临城的被俘学生。
再说江苏徐海镇守使陈调元奉命上山和匪徒交涉后，很快就取得了孙美瑶的信任，同陈调元上山的士绅们也与匪徒拉近了距离。陈调元给孙美瑶许诺，释放人质后将赍以重金。孙美瑶便信以为真，开始陆续释放一批人质。
6月2日，孙美瑶与北洋政府方面达成协议，北洋政府招安孙美瑶等众匪徒，孙美瑶再次释放人质。6月12日，所有人质被解救。
临城火车大劫案的人质获释
张贡粟听闻将与“外票”（即外籍人质）一同释放，他松了一口气。下午劫匪就送来一个字条，上面写道将释放“外票”8名，“华票”（即中国籍人质）4名，张贡粟幸列其中。据说有轿辇停在山门，需要知会匪徒首领方可上辇，张贡粟只盼早日回家，急急辞谢而行。
行至一半，有一个匪徒策马追赶，传令说：“'华票’除了洪锡麒外，其他人员一律返回。”试想匪令极严，众人一时不敢违抗。“华票”中有一老翁和一小孩由于行动缓慢被很快被追上，还有姓郑、谢的两名人质出轿逃跑，于是两匪徒便去追郑氏和谢氏。
此时，张贡粟徘徊于道中，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忽见他道上有三人策马而来，紧跟牧马多匹。张贡粟问骑手此地离枣庄有多少路程，有说十余里的，如果回到匪山，则有三十里左右。张贡粟趁两匪徒不注意，在三位骑手的帮助下，跳上马背，仓皇出逃。
行五六里，心神方定，危险又至。原来郑、谢两人逃跑时，两匪徒因追赶不上，半途而返，正好与张贡粟相遇，匪徒要求张贡粟立即返还。幸好美国总务司安迪生赶到，为张贡粟说情，张贡粟方得安全到达枣庄，购置了回乡车票。
张贡粟平安回乡，家乡人群情激动，柳亚子等南社诗人纷纷作诗庆贺。柳亚子作《张生自临城归》：“短衣匹马出重围，冲过连营大队旗。今日头颅始还我，门鬼逃出自来稀。书生本只瘦皮骨，匝月俘虏落盗窟。巢云观里少人踪，终古但有云出没……”。
1923年6月21日下午三时到五时，张贡粟应柳亚子之请，在黎里镇的县第四高等小学内生动讲述了临城被难的亲身经历。张贡粟最后说：“这次羁留山中，增长了我的阅历，着实非浅，只是家乡的亲朋好友为我担心，深感不安，惟有铭感终身，徐图报德耳。”
《新黎里》报《张贡粟先生讲演“临城被难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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