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一辆汽车缓缓驶来,停在上海车站路第一看守所门口。站岗的两名士兵立刻跑到汽车旁,以防我党逮捕的“特务”逃跑,车上也下来几个士兵,押送“特务”进看守所。
办案人员正严审这名特务,要求他如实交代所有反革命经过,以及做了什么。这名“特务”没有反抗,说:“我是中央特科情报员。”接着,他又将自己这些年的经历全部说了出来。办案人员听后非常震惊,赶紧向上级报告。上海机关非常惊诧,不敢大意,将案件上交给中央。
周总理得知后,非常重视和关心,将此事交给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处理。罗瑞卿不敢怠慢,收到指令后立刻赶到上海展开详细调查。最后,对“特务”作出取保候审的决定。
图|董健吾
那么,这个被捕的“特务”究竟是谁?在公安人员震惊的眼神中,他缓缓说出了真实姓名——董健吾。
董健吾出生于上海青浦,是个富家子弟。他的祖父曾是清朝县官,祖母董沈氏出身书香门第,有学识,有修养,思想开明。1900年,青浦县来了一位基督教的女牧师——鲍小姐。董沈氏听说后,将她接到家中。
其实,董沈氏早些年在上海受过基督教洗礼,这次将鲍小姐接到家中,也是想请她教导董健吾英语,西方文化,以及基督教教义。他天资聪慧,很快就可以用英文对话。
董健吾小学毕业后,鲍小姐推荐他去教会办的苏州桃坞中学念书,在这里他彻底接受了基督教,成为了忠实的基督教徒。1911年,董健吾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主要学习理科,但他对文史,哲学等也感兴趣,学习到很多知识。
在学校,校长卜舫济对董健吾很赏识,破例把他送到本校的神学院进修两年。1917年,董健吾顺利毕业,获得了理科与神学的双学士毕业文凭。毕业后,校长将他派往扬州圣公会主办的友基小学当校长。1924年,校长将他调回上海,担任圣约翰大学校长助理。
1925年,上海“五卅”运动爆发,董健吾亲眼看见街上举行反帝国主义游行时,帝国主义列强直接开枪屠杀爱国工人群众。这让他十分震怒,二话不说带领圣约翰大学全体爱国师生挺身而出,将在校园里降下的美国国旗撕碎,中国红旗在校园里冉冉升起,还发动了全体师生的离校签名。
事实上,早在“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时,董健吾就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和启迪,极大激发了他心中的爱国之情。在十里洋场,他见过帝国主义欺辱中国百姓,罪行罄竹难书,董健吾早对帝国主义十分痛恨。
图|上海“五卅”运动
他这一举动却引起了卜舫济的强烈不满,他本想将董健吾培养成听命于他的忠实教徒。但道不同,不相为谋,最后董健吾离开了圣约翰大学,在圣彼得教堂当牧师,正式踏上了爱国牧师的旅程。
1927年,董健吾离开上海,来到西安圣工会教堂当牧师,结识了冯玉祥夫妇。他们夫妻信奉基督教,对董健吾基督教教义的深刻见解和所见所闻,以及渊博的知识很是钦佩,冯玉祥特意聘请他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随军牧师,此外还是冯玉祥的私人英文秘书。
董健吾深受家庭和教会的影响,向来奉行博爱世人、洁身自好的人生信条。只是时不我待,在这个国破山河的时代,董健吾还是跟随了内心,不求追名逐利,只求无愧于心。
这个向来不问政治,不屑仕途的基督教徒,在国家需要他时,毅然加入革命,他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在军中,董健吾传教布道,积极宣传爱国思想。
当时,冯玉祥的部队中有不少优秀的共产党,刘伯坚也在此。在他身上,董健吾看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信念和救国救民的爱国行动,这让他看到了国家的希望。
志向相同的两人建立了深厚友谊,在部队里,董健吾利用自己随军牧师的特殊身份,积极在军中配合宣传共产党的革命思想。
图|冯玉祥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冯玉祥最终投靠了蒋介石,在军中发动“清党”,但他没有做绝,将刘伯坚等公开身份的共产党“礼送出境”。
而董健吾因为在西北军中传道布教时,传播爱国革命思潮,还和军中许多共产党员关系密切。他也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列为秘密通缉对象,是“清党”的黑名单之一。
冯玉祥知道后,不想杀他,偷偷把他请到家中,开门见山地说:“董先生,我知道你不是共产党人。遗憾的是,你已经是国民党暗杀的对象了,但我并不想杀你。为了你的安全考虑,你要赶紧离开,我可以派人护送。”
董健吾对冯玉祥表示感激,沉思片刻说:“冯先生,我很感激你。如果你能护送我是再好不过的,我想回到上海。”冯玉祥一口回绝:“不行,董先生,现在上海太危险了,你不应该回去!”董健吾还是坚持:“我还是想回上海,我知道刘伯坚在上海,我想找他谈谈。”冯玉祥叹了口气,无奈道:“既然如此,好吧,我会尽量护送你安全离开。”
董健吾回到了上海后,他的老同学宋子文邀请他到国民党机关任职。但董健吾对蒋介石的所作所为咬牙切齿,一口回绝了好友的邀请,继续在圣彼得大教堂当牧师。
1928年,董健吾在刘伯坚的介绍下,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的严峻时期,共产党人被屠杀之际,董健吾毫不犹豫加入共产党,不得不佩服他坚定的意志。当时,革命处于低潮,甚至出现一些叛党分子,导致革命工作愈发困难,造成极大危害。
图|周恩来
1927年11月,周恩来针对这一现象决定成立中央特科,专门负责保卫党中央机关的安全,对那些叛徒进行惩治。因为董健吾有牧师这层特殊身份,以及他曾在国民党部队待过。1929年,董健吾被安排到情报科工作,由科长陈赓直接领导。
于是,董健吾以牧师身份作为掩护,圣彼得教堂也成了秘密联络点。因为隐蔽工作的需要,董健吾还秘密开辟了两条密道和两个房间,作为秘密工作室。周恩来、陈赓等人都来过这里开会或研究工作。
1930年,陈赓交给董健吾一个重要任务。因为大革命失败,许多烈士遗孤和被捕入狱的共产党的子女无处可去。因此,中央决定在上海创办一家幼稚园,将这些孩子收容、教育、培养长大。
陈赓考虑到董健吾牧师的身份,让他来完成这项工作,而且情况紧急,必须赶紧办起来。尽管有组织调拨过来的500元开办费,但需要钱的地方太多了,公费远远不够。最后,董健吾回了趟老家,将田地全部变卖,上海大同幼稚园这才正式成立。
没过多久,幼稚园就接纳了30多个孩子,最小的还不满周岁,最大的也不过八岁。他们小小年纪饱经风霜,不得已与父母生离死别。其中就有恽代英的儿子恽希仲;蔡和森的女儿蔡转;李立三的女儿李力等。
董健吾也尽量补贴这所幼稚园,但长此以往,经费还是很困难。董健吾每天缩衣减食,让孩子吃饱穿暖。在充满白色恐怖的上海,幼稚园成了一所儿童乐园。
同年,毛泽东参加八七会议,和妻子杨开慧以及三个儿子暂住在武昌都府堤41号。当毛泽东准备发起秋收起义时,杨开慧则和孩子们回到长沙继续进行地下革命斗争。
不幸的是,1930年10月湖南军阀何键突然逮捕杨开慧和毛岸英。敌人威胁杨开慧和毛泽东脱离关系,但她抵死不从,最后英勇就义。
之后,毛岸英被亲友保释出狱。因为母亲牺牲,三兄弟被送去杨开慧母亲家。可自从杨开慧的父亲去世后,本就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难以抚养。最终,兄弟三人被送去大同幼稚园。
一天夜里,小儿子毛岸龙突然生病,因抢救无效死亡。更为不利的是,敌人好像觉察到什么,给董健吾发了一封恐吓信,严重警告:“幼稚园不得收养来历不明的孩子,否则一律按'共产党’处置。”
董健吾为了孩子以及员工的安全考虑,紧急向上级请示,最后于1932年将上海大同幼稚园关闭,所有孩子转移到安全地方。
图|毛氏三兄弟
疏散完毕后,董健吾和妻子郑兰芳接受党组织的委托,抚养毛岸英和毛岸青。他们对两兄弟格外疼爱,春节时还会特意给他们各做一套衣服和棉鞋。在教育上,对他们也毫不放松,平日里都会有计划地教导他们。
在照顾毛氏兄弟时,董健吾靠着牧师的收入和上海地下党组织提供的生活费,生活还算能过。后来,董健吾根据上级指示,辞去牧师工作,收入来源只能靠党组织发的津贴。
随着上海的形势不断恶化,党组织多次遭到敌人破坏,经费也越来越困难。起初减少了给董健吾的津贴,后来不得不停了毛氏兄弟的补贴,日子过得紧巴巴。
1933年,上海中央局被国民党特务破坏,董健吾和组织失去了联络,他们唯一的生活来源也没了。董健吾变卖了家中所有可以变卖的东西,以此来维持生活,此外他还千方百计谋求生计。
1936年,董健吾来到西安,结识了张学良。董健吾热情豪放,学识渊博,张学良一家都很喜欢他。一次,董健吾受邀来到张学良家中,他和妻子都爱好古玩,两人在品鉴一件古玩时,妻子失手将古玩摔裂,伤心极了。
这让董健吾动了心思,他早想将毛氏兄弟送去苏联,但没有机会。董健吾在西安城找到古董商朋友,在朋友再三请求下才把看中的一套彩瓷买下来。
图|张学良
随后,董健吾将这套古玩送到张学良府上,夫妻俩爱不释手,表示愿意花重金买下。董健吾笑着表示:“这套古玩就是送到贵府的,我在西安这段日子,很感谢你们对我的照顾。”他们婉言推辞,最后董健吾还是坚持送给他们,希望他们能作为朋友,收下这个礼物。
张学良要返回上海时,设下晚宴,董健吾也受邀参加。宴会上,张学良问董健吾有没有什么要求,董健吾笑着说:“其实我有两个孩子,作为父亲,自然对他们有所寄托。如果能送他们去苏联读书,学成后为国效力,也是一件好事。”
听完后,张学良沉思片刻,没有马上作答。其实董健吾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没想到张学良最后答应了。不久后,董健吾也回到上海,张学良突然打电话说,第二天上午见面,考虑到事关毛泽东的两个儿子,董健吾赶紧向组织请示。
第二天,董健吾和上海党组织的一名地下人员一同前往。见面后,张学良说,他的下属李杜将要取道法国去苏联,可以趁此机会让李杜带孩子们去苏联。
几天后,董健吾和李杜接头,把孩子交给他,李杜以商人的身份出国,孩子则以他儿子的身份同行。
董健吾被宋庆龄选中,成为国共两党的秘密特使
1935年,汪精卫被刺杀,蒋介石迫于国内外形势,不得不开通与中共协商的渠道,他把这一重要任务交给宋子文。但宋子文一向和共产党没有联系,接到任务后立刻找到姐姐——宋庆龄。
宋子文知道姐姐一直坚持孙中山政策,还和中共有密切来往。同年,宋庆龄在住所约见董健吾,希望他将一封信件交给毛泽东和周恩来。董健吾一口答应下来,表示自己会尽快送到。
宋庆龄再三嘱咐道:“这一行,事关国家、民族的命运。此事办成,益于国家!”上路前,董健吾将密信缝在贴身的棉背心里,到了西安,因为重要信件在身,他不敢投宿旅馆,特意找到大学同学,在他家住下,想法子北上。没想到寒冬腊月,交通不便利。一个月下来,没有任何好转。
图|宋庆龄
董健吾以财政部特派员的身份和张学良再次见面。见面后,董健吾开门见山道:“我此次希望借将军的飞机去苏区。”听到这话,张学良瞪直了眼睛:“你知不知道,这可是要枪毙的。”董健吾非常清楚,但他退无可退,只能铤而走险。他不怕死,只怕没有完成任务。
尽管张学良看过密信,但谨慎的他还是向南京方面致电询问。确定后,张学良才答应。
之后,董健吾终于到达瓦窑堡,博古等领导人接见了他。董健吾将宋庆龄的密信亲手交给博古。
此时,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正率领红军渡过黄河,驻扎在山西石楼。当天,博古立刻致电毛泽东和周恩来,汇报董健吾这一行,还告诉其身份是中央科特情报员。
不久后,毛泽东发来密电,博古赶紧将电报交给董健吾。回到上海后,董健吾赶去宋庆龄公馆,将毛泽东回复的电报转交给她。为感谢董健吾这一趟西北之行,宋庆龄留他吃饭。
董健吾一直尽自己所能为革命做贡献。晚年,董健吾还向毛主席和党中央表示,自己愿意以晚年余热,继续为党和国家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来源:今日头条“红色事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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