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一辆汽车缓缓驶来，停在上海车站路第一看守所门口。站岗的两名士兵立刻跑到汽车旁，以防我党逮捕的“特务”逃跑，车上也下来几个士兵，押送“特务”进看守所。
办案人员正严审这名特务，要求他如实交代所有反革命经过，以及做了什么。这名“特务”没有反抗，说：“我是中央特科情报员。”接着，他又将自己这些年的经历全部说了出来。办案人员听后非常震惊，赶紧向上级报告。上海机关非常惊诧，不敢大意，将案件上交给中央。
周总理得知后，非常重视和关心，将此事交给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处理。罗瑞卿不敢怠慢，收到指令后立刻赶到上海展开详细调查。最后，对“特务”作出取保候审的决定。
图|董健吾
那么，这个被捕的“特务”究竟是谁？在公安人员震惊的眼神中，他缓缓说出了真实姓名——董健吾。
董健吾出生于上海青浦，是个富家子弟。他的祖父曾是清朝县官，祖母董沈氏出身书香门第，有学识，有修养，思想开明。1900年，青浦县来了一位基督教的女牧师——鲍小姐。董沈氏听说后，将她接到家中。
其实，董沈氏早些年在上海受过基督教洗礼，这次将鲍小姐接到家中，也是想请她教导董健吾英语，西方文化，以及基督教教义。他天资聪慧，很快就可以用英文对话。
董健吾小学毕业后，鲍小姐推荐他去教会办的苏州桃坞中学念书，在这里他彻底接受了基督教，成为了忠实的基督教徒。1911年，董健吾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主要学习理科，但他对文史，哲学等也感兴趣，学习到很多知识。
在学校，校长卜舫济对董健吾很赏识，破例把他送到本校的神学院进修两年。1917年，董健吾顺利毕业，获得了理科与神学的双学士毕业文凭。毕业后，校长将他派往扬州圣公会主办的友基小学当校长。1924年，校长将他调回上海，担任圣约翰大学校长助理。
1925年，上海“五卅”运动爆发，董健吾亲眼看见街上举行反帝国主义游行时，帝国主义列强直接开枪屠杀爱国工人群众。这让他十分震怒，二话不说带领圣约翰大学全体爱国师生挺身而出，将在校园里降下的美国国旗撕碎，中国红旗在校园里冉冉升起，还发动了全体师生的离校签名。
事实上，早在“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时，董健吾就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和启迪，极大激发了他心中的爱国之情。在十里洋场，他见过帝国主义欺辱中国百姓，罪行罄竹难书，董健吾早对帝国主义十分痛恨。
图|上海“五卅”运动
他这一举动却引起了卜舫济的强烈不满，他本想将董健吾培养成听命于他的忠实教徒。但道不同，不相为谋，最后董健吾离开了圣约翰大学，在圣彼得教堂当牧师，正式踏上了爱国牧师的旅程。
1927年，董健吾离开上海，来到西安圣工会教堂当牧师，结识了冯玉祥夫妇。他们夫妻信奉基督教，对董健吾基督教教义的深刻见解和所见所闻，以及渊博的知识很是钦佩，冯玉祥特意聘请他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随军牧师，此外还是冯玉祥的私人英文秘书。
董健吾深受家庭和教会的影响，向来奉行博爱世人、洁身自好的人生信条。只是时不我待，在这个国破山河的时代，董健吾还是跟随了内心，不求追名逐利，只求无愧于心。
这个向来不问政治，不屑仕途的基督教徒，在国家需要他时，毅然加入革命，他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在军中，董健吾传教布道，积极宣传爱国思想。
当时，冯玉祥的部队中有不少优秀的共产党，刘伯坚也在此。在他身上，董健吾看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信念和救国救民的爱国行动，这让他看到了国家的希望。
志向相同的两人建立了深厚友谊，在部队里，董健吾利用自己随军牧师的特殊身份，积极在军中配合宣传共产党的革命思想。
图|冯玉祥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冯玉祥最终投靠了蒋介石，在军中发动“清党”，但他没有做绝，将刘伯坚等公开身份的共产党“礼送出境”。
而董健吾因为在西北军中传道布教时，传播爱国革命思潮，还和军中许多共产党员关系密切。他也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列为秘密通缉对象，是“清党”的黑名单之一。
冯玉祥知道后，不想杀他，偷偷把他请到家中，开门见山地说：“董先生，我知道你不是共产党人。遗憾的是，你已经是国民党暗杀的对象了，但我并不想杀你。为了你的安全考虑，你要赶紧离开，我可以派人护送。”
董健吾对冯玉祥表示感激，沉思片刻说：“冯先生，我很感激你。如果你能护送我是再好不过的，我想回到上海。”冯玉祥一口回绝：“不行，董先生，现在上海太危险了，你不应该回去！”董健吾还是坚持：“我还是想回上海，我知道刘伯坚在上海，我想找他谈谈。”冯玉祥叹了口气，无奈道：“既然如此，好吧，我会尽量护送你安全离开。”
董健吾回到了上海后，他的老同学宋子文邀请他到国民党机关任职。但董健吾对蒋介石的所作所为咬牙切齿，一口回绝了好友的邀请，继续在圣彼得大教堂当牧师。
1928年，董健吾在刘伯坚的介绍下，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的严峻时期，共产党人被屠杀之际，董健吾毫不犹豫加入共产党，不得不佩服他坚定的意志。当时，革命处于低潮，甚至出现一些叛党分子，导致革命工作愈发困难，造成极大危害。
图|周恩来
1927年11月，周恩来针对这一现象决定成立中央特科，专门负责保卫党中央机关的安全，对那些叛徒进行惩治。因为董健吾有牧师这层特殊身份，以及他曾在国民党部队待过。1929年，董健吾被安排到情报科工作，由科长陈赓直接领导。
于是，董健吾以牧师身份作为掩护，圣彼得教堂也成了秘密联络点。因为隐蔽工作的需要，董健吾还秘密开辟了两条密道和两个房间，作为秘密工作室。周恩来、陈赓等人都来过这里开会或研究工作。
1930年，陈赓交给董健吾一个重要任务。因为大革命失败，许多烈士遗孤和被捕入狱的共产党的子女无处可去。因此，中央决定在上海创办一家幼稚园，将这些孩子收容、教育、培养长大。
陈赓考虑到董健吾牧师的身份，让他来完成这项工作，而且情况紧急，必须赶紧办起来。尽管有组织调拨过来的500元开办费，但需要钱的地方太多了，公费远远不够。最后，董健吾回了趟老家，将田地全部变卖，上海大同幼稚园这才正式成立。
没过多久，幼稚园就接纳了30多个孩子，最小的还不满周岁，最大的也不过八岁。他们小小年纪饱经风霜，不得已与父母生离死别。其中就有恽代英的儿子恽希仲；蔡和森的女儿蔡转；李立三的女儿李力等。
董健吾也尽量补贴这所幼稚园，但长此以往，经费还是很困难。董健吾每天缩衣减食，让孩子吃饱穿暖。在充满白色恐怖的上海，幼稚园成了一所儿童乐园。
同年，毛泽东参加八七会议，和妻子杨开慧以及三个儿子暂住在武昌都府堤41号。当毛泽东准备发起秋收起义时，杨开慧则和孩子们回到长沙继续进行地下革命斗争。
不幸的是，1930年10月湖南军阀何键突然逮捕杨开慧和毛岸英。敌人威胁杨开慧和毛泽东脱离关系，但她抵死不从，最后英勇就义。
之后，毛岸英被亲友保释出狱。因为母亲牺牲，三兄弟被送去杨开慧母亲家。可自从杨开慧的父亲去世后，本就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难以抚养。最终，兄弟三人被送去大同幼稚园。
一天夜里，小儿子毛岸龙突然生病，因抢救无效死亡。更为不利的是，敌人好像觉察到什么，给董健吾发了一封恐吓信，严重警告：“幼稚园不得收养来历不明的孩子，否则一律按'共产党’处置。”
董健吾为了孩子以及员工的安全考虑，紧急向上级请示，最后于1932年将上海大同幼稚园关闭，所有孩子转移到安全地方。
图|毛氏三兄弟
疏散完毕后，董健吾和妻子郑兰芳接受党组织的委托，抚养毛岸英和毛岸青。他们对两兄弟格外疼爱，春节时还会特意给他们各做一套衣服和棉鞋。在教育上，对他们也毫不放松，平日里都会有计划地教导他们。
在照顾毛氏兄弟时，董健吾靠着牧师的收入和上海地下党组织提供的生活费，生活还算能过。后来，董健吾根据上级指示，辞去牧师工作，收入来源只能靠党组织发的津贴。
随着上海的形势不断恶化，党组织多次遭到敌人破坏，经费也越来越困难。起初减少了给董健吾的津贴，后来不得不停了毛氏兄弟的补贴，日子过得紧巴巴。
1933年，上海中央局被国民党特务破坏，董健吾和组织失去了联络，他们唯一的生活来源也没了。董健吾变卖了家中所有可以变卖的东西，以此来维持生活，此外他还千方百计谋求生计。
1936年，董健吾来到西安，结识了张学良。董健吾热情豪放，学识渊博，张学良一家都很喜欢他。一次，董健吾受邀来到张学良家中，他和妻子都爱好古玩，两人在品鉴一件古玩时，妻子失手将古玩摔裂，伤心极了。
这让董健吾动了心思，他早想将毛氏兄弟送去苏联，但没有机会。董健吾在西安城找到古董商朋友，在朋友再三请求下才把看中的一套彩瓷买下来。
图|张学良
随后，董健吾将这套古玩送到张学良府上，夫妻俩爱不释手，表示愿意花重金买下。董健吾笑着表示：“这套古玩就是送到贵府的，我在西安这段日子，很感谢你们对我的照顾。”他们婉言推辞，最后董健吾还是坚持送给他们，希望他们能作为朋友，收下这个礼物。
张学良要返回上海时，设下晚宴，董健吾也受邀参加。宴会上，张学良问董健吾有没有什么要求，董健吾笑着说：“其实我有两个孩子，作为父亲，自然对他们有所寄托。如果能送他们去苏联读书，学成后为国效力，也是一件好事。”
听完后，张学良沉思片刻，没有马上作答。其实董健吾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没想到张学良最后答应了。不久后，董健吾也回到上海，张学良突然打电话说，第二天上午见面，考虑到事关毛泽东的两个儿子，董健吾赶紧向组织请示。
第二天，董健吾和上海党组织的一名地下人员一同前往。见面后，张学良说，他的下属李杜将要取道法国去苏联，可以趁此机会让李杜带孩子们去苏联。
几天后，董健吾和李杜接头，把孩子交给他，李杜以商人的身份出国，孩子则以他儿子的身份同行。
董健吾被宋庆龄选中，成为国共两党的秘密特使
1935年，汪精卫被刺杀，蒋介石迫于国内外形势，不得不开通与中共协商的渠道，他把这一重要任务交给宋子文。但宋子文一向和共产党没有联系，接到任务后立刻找到姐姐——宋庆龄。
宋子文知道姐姐一直坚持孙中山政策，还和中共有密切来往。同年，宋庆龄在住所约见董健吾，希望他将一封信件交给毛泽东和周恩来。董健吾一口答应下来，表示自己会尽快送到。
宋庆龄再三嘱咐道：“这一行，事关国家、民族的命运。此事办成，益于国家！”上路前，董健吾将密信缝在贴身的棉背心里，到了西安，因为重要信件在身，他不敢投宿旅馆，特意找到大学同学，在他家住下，想法子北上。没想到寒冬腊月，交通不便利。一个月下来，没有任何好转。
图|宋庆龄
董健吾以财政部特派员的身份和张学良再次见面。见面后，董健吾开门见山道：“我此次希望借将军的飞机去苏区。”听到这话，张学良瞪直了眼睛：“你知不知道，这可是要枪毙的。”董健吾非常清楚，但他退无可退，只能铤而走险。他不怕死，只怕没有完成任务。
尽管张学良看过密信，但谨慎的他还是向南京方面致电询问。确定后，张学良才答应。
之后，董健吾终于到达瓦窑堡，博古等领导人接见了他。董健吾将宋庆龄的密信亲手交给博古。
此时，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正率领红军渡过黄河，驻扎在山西石楼。当天，博古立刻致电毛泽东和周恩来，汇报董健吾这一行，还告诉其身份是中央科特情报员。
不久后，毛泽东发来密电，博古赶紧将电报交给董健吾。回到上海后，董健吾赶去宋庆龄公馆，将毛泽东回复的电报转交给她。为感谢董健吾这一趟西北之行，宋庆龄留他吃饭。
董健吾一直尽自己所能为革命做贡献。晚年，董健吾还向毛主席和党中央表示，自己愿意以晚年余热，继续为党和国家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来源：今日头条“红色事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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