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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上海老底子情
张若钢
2018年5月，笔者陪父亲一起过父亲节
1970年的4月14日， 对我来说是个难忘的日子，因为这一年我17岁，这一天是我的户口迁离上海、去黑龙江逊克县边疆公社团结大队插队的日子。这一年我还未成年，这一天却是我踏上社会、走向生活的开始。每年的这一天，激动中似乎有那么点留恋，平静中似乎还有那么点恍惚。
我是69届的初中毕业生，当时“文革”还在轰轰烈烈的进行，如火如荼的上山下乡运动接踵而至。
父亲原是上海外贸系统一家进出口公司的副经理，在被打成“走资派”后，一直处于被审查中。而要获得早日“解放”，必须“深刻检讨”、“取得群众谅解”。违心的“检讨”和“认罪”父亲是不会做的。那么要想“解放”、恢复“组织生活”就必须服从当时提出的“四个面向”，即“面向基层、面向工矿、面向农村、面向边疆”。
1969年7月27日，上海市革委会召开大会，进行“四个面向”动员，8月起又向各系统下达指标。全市约有1700多名机关干部将户口迁到了黑龙江等地。仅我所在的逊克县，来自上海的插队干部就多达434人。在具体去向中，父亲无奈地选择了“面向边疆”，并作为带队干部，与知青一起插队落户。父亲当时被安排去闸北区的彭浦中学、闸北七中、新中中学等几所学校做“动员”工作。这些学校的几十名69届初中生先后报名到逊克县边疆公社插队。
我是家里的老二，姐姐是67届初中毕业生，由于父亲的所谓“问题”没有解决，被分配到“上海工矿”是没有希望了，又因为健康原因也不能下乡，于是选择了在家里“待分配”。而轮到我初中毕业时，享受的政策是“一片红”，即没有“上海工矿”和其他选择，全部下乡。
至于下乡去哪里，可以选择黑龙江、云南、安徽、江西等地，亦可以去自己家乡“投亲靠友”。总之，留上海是没有任何可能的。
笔者1969年9月便在学校报名去黑龙江插队。图为母校长新中学当时的校门。
既然面对的这样的“严峻形势”，我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否则将面临学校工宣队和老师登门“做工作”，里弄干部没完没了地作“动员”。因为上山下乡是伟大领袖的号召，作为革命青年必须无条件响应。况且《红灯记》中，李铁梅“年龄十七不算小”的豪言壮语也激励着我。当时我考虑：姐姐已“待分配”在家，小我三年的72届弟弟也将初中毕业，如果我不下乡，那么弟弟的前景就可想而知了。
于是，我毅然决然，下定决心“去下乡”，而且不去则已，要去就去最远、最艰苦的地方；每月拿津贴的农场、兵团不去，要去就去“挣工分”的农村。考虑成熟后，我于1969年9月便在学校报名去黑龙江插队。
如此一来，我和父亲可以一起去边疆农村，既可让年迈的奶奶放心，也可以让妈妈和姐姐、弟弟安心。而且我和父亲在一起，彼此也可以互相照顾。学校很快批准了我的要求，校园里刷出了向我学习、致敬的大幅标语，毕竟我是学校69届应届生中，最早报名插队的学生之一。
在之后的一段日子里，便是奶奶的嘱咐、妈妈的叮咛、姐姐的关照、弟弟的迷茫。我和父亲则忙着整理行装，我们从上山下乡办公室领来了赴东北地区用得着的棉帽、棉大衣、棉手套、棉靴等御寒用品，到商店购置了脸盆、脚盆、衣架、搓衣板，还凭上山下乡通知书买来了跑鞋、手套、棉毛衫、棉毛裤。听说那里没有通电，于是我们便买了油灯、灯芯，手电筒、电池也是必不可少的，还有当年最时髦的“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
彭浦车站，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激荡着我的心灵；人声鼎沸，滚滚车轮，带走了一代人的青春。
尽管有了“炼一颗红心”的思想准备，但对当地的吃、住方面不满十七岁的我还是欠考虑。奶奶怕我们在那边“吃不惯”，临行前给我们准备了几斤大米，还给我们带了四川榨菜、五香大头菜、盐津枣和麦乳精等许多非计划供应食品。
拿到“上海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集体乘车证”后，离走的日子越来越近了，除了和亲戚朋友逐一话别外，就是和同学、老师说“再见”。究竟何时我们才能和朋友“相会”，哪天我们才能和自己亲人“团聚”？我无言以对，也无从知晓……
到黑龙江逊克县边疆公社插队后不久，父亲担任了团结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在许多人看来，我可能由此而“借光”，诸如“入团”“入党”“提干”“上调”，还不是他一句话的事吗？
可事实并非如此。大队在知青中发展第一批共青团员，没有我的份，第二批还是榜上无名。直到第三批，我才被批准入团。是我平时政治表现差还是我思想落后，抑或是我劳动偷懒、不思进取？为什么其他知青可以第一批、第二批，而我却是第三批呢？后来我才得知，这都是父亲格外“关照”的结果。
父亲对我的严要求，并非说明对知青利益的疏忽。1970年末，队里给知青评分、分红。当地个别干部以知青“下乡时间短”“不熟悉农活”“技能不全面”为借口，千方百计压低知青工分。为此，父亲作为一名大队干部，为维护广大知青的合法权益，在支部会上、村委会上多次据理力争，强调：知青下乡是新生事物，要看到知青的长处和优点，要让他们有个学习过程、适应过程、锻炼过程。
为有效协调当地村干部与下乡知青的关系，父亲说，知青和当地青年一起干农活理应得到尊重和相应的分红，即与当地同等劳力获取同样的报酬。对女知青更不能歧视，要一视同仁、同工同酬。最终大队干部取得共识，舒缓分配制度的歧见。当年评工分的最后结果是，知青中最高工分为9.8分，接近当地全劳力所得分。而我却被评了7.2分，居然低于当地女劳力的最高分，被戏称为“半拉子”劳力。
1972年起，大队知青中，先后有人参军、上学、任教或被招工到其他地方。留在队里知青中有在代销店当营业员的、也有当拖拉机手的；有当广播员的，也有到当瓦工、木匠的。因我离开上海时曾在长宁区新华路地段医院和光华医院学过一些简单的医疗卫生知识，被抽调到大队医务室。
1972年，笔者在沪上新华地段医院学医实习时的证件照。
当时，年纪稍大的邱大夫被明确为“医务工作者”，而我则被称为“赤脚医生”，即一半时间下农田，一半时间配合邱大夫在医务室工作。不到两年时间，我的“赤脚医生”不知何故被“免”了。父亲既没有事先通知我，队里也没人找我谈过话。几经努力，我于1974年9月被上海冶金机械专科学校（现为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录取，与我同时一起离开大队的另一位上海知青则进了国内名校——上海交通大学。
与父亲一起下乡的几年，开始确实觉得自己各方面条件不错，会比其他知青更有前途，甚至超越别人，走在大多数知青的前头。但渐渐发现，许多事情是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父亲的一举一动，全村百姓都注视着，我的一言一行几百只眼睛都盯着。要做到“声和则响清，行正则影直”谈何容易？
到团结大队后，我们先是被安排住在老乡家里，后来才搬到知青宿舍。老乡家里有条黑乎乎的大狗，看见陌生人来就狂叫，弄得我很害怕。尤其是晚上，刚走近他家门口，黑狗就大叫，直到主人出来吆喝才慢慢安静下来，得以进门。老乡家里有个很大的水缸，是用来存放井水的。离老乡家最近的一口井约有500米的路程。既然住在他家里，挑水也是我们应该承担的义务。这天，父亲对我说，你一定要学会挑水，这是在农村生活必不可少的。然而，对我来说却是一道关：
且不说，自己个子矮、体力差，这副担子要压在自己肩上，恐怕很难直起腰来，更不要说还要走一里地。尽管如此，想到“扎根农村一辈子”，我暗暗下决心无论如何都要把水担起来。在父亲的带领下，我担着两个空的铁皮水桶来到井边。井水分为浅层地表水和深层地下水，两种水的水质是不同的。我们用的这口井深达几十米，是纯净的地下水，水质清澈见底，没有人为的污染，是周边乡亲们常年饮用的生活用水。5月初的黑龙江，虽已入春，但早晨还有点凉意，井口旁的冰也没有全部融化，走在井台上，稍不留意可能被滑倒。我戴着手套小心翼翼地把一个桶勾在井的铁轱辘链条上，父亲则在一旁指导我，如何将铁链上的水桶慢慢往下放，直到看见水桶沉到了井水里。接着，就是把盛满井水的水桶用铁轱辘再摇上来。打水得过程不能太急，也不能太快：急了，水桶没见底，水还没装满；快了，满满一桶水会有一半被洒掉。如此看来，挑水对刚下乡的我来说也是门技术活，要想顺顺当当的把两桶水担回家，不把手磨出老茧、不让肩压得生疼，恐怕还真学不会。老乡见我个头矮，就找了一副绳子稍微短些的扁担，这样虽然重心高一点，但水桶不会与地面摩擦，水不会晃出来，挑起来反而就省劲多了。父亲还告戒我，前面的桶要距离人近一些，同时，要稳住前面的桶，一只手按住前面的力臂，这样把握好重心，行走起来就好轻松了。
逊克县位于黑龙江北部边疆，小兴安岭北麓。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年平均气温0.5-0.9度。全县的无霜期仅百天左右，素有“雾凇美景挂边城”之称。即便时最热的夏天晚上睡觉炕还是要烧的（当地那时候没见过床）。用当地老乡的话来说，不烧炕，湿气太重，容易得关节炎。因此，知青到了那里，面对得另一个难题是如何在每天劳动后疲惫不堪得状态下把炕烧得热呼呼的，可以睡个好觉，尤其是冬天。
烧炕的过程看似很简单，其实也有大学问。首先要准备好长短不同的柴火，刚开始引火的时候最好是用一些短小细的薄的木板或者小树枝之类的，总之容易点火且是干燥的就可以了，再慢慢加柴上去，保证炉子火势旺并可以持续烧到下半夜。
为了学会劈柴，父亲给我做起了示范。在他手把手的指导和不断鼓励下，我终于学会劈柴了。1970年底，我随队里的知青一起去六大股（记不清其具体位置了，但感觉那里离我们大队很远很远，乘着大卡车去要近十个小时）伐木，派给我的任务就是为食堂劈柴、挑水，保证食堂的一日三餐有水用有柴烧。而早上天还没亮我就得起来去河边挑水。冰天雪地的河浜早已冰冻三尺，我戴上棉手套，拿铁棍先将坚冰戳开，待见到有水后，将水桶沉下去，把水一桶一桶提上来，再挑到食堂去。一般早晨挑完20担水可以歇会儿。然后开始劈柴，由于在队里宿舍门口已操练过多次，来到六大股让我劈柴我还是有信心的。一个多小时将一天要用的柴劈好、码好浑身开始冒汗了。因为在食堂干活，工作人员有优先吃饭的“权力”。所以，大队人马还没起床，我们在的伙房干活的不仅吃饱了而且吃好了。一个半月的伐木生活，让我大开了眼界、增长了知识，我慢慢懂得了该如何与人相处？该如何认真地做好本职工作？
半个世纪前的黑龙江村庄景象。
1971年11月底我第一次返沪探亲。12月27日午夜，睡梦中突然听到弄堂里有摩托车声音，并大声喊我父亲的名字。我拿了图章匆匆下楼取回电报。打开一看，是说大队的木匠、老贫农田广瑞因公手伤，急需920药膏药粉，弄到后速邮公社。父亲立即与我商量：1、老田的手伤到底多严重？2、电报提到的920是什么药？是否管用？3、深更半夜去哪里买此药？
上世纪70年代，笔者在新华路留影。
尽管我们父子俩有点蒙，但还是觉得要先打听920是什么药？在哪里有卖？我们楼下住着一位姓沈的厂医，虽然是深更半夜，我也顾不得其他了，救人要紧。于是我去敲门讨教沈医生。据沈医生告知，920药膏（药粉）对治疗烧（割）伤均有一定疗效，但存在问题一是用药次数多、量大，一般要1-2天上一次药，有的甚至4-6小时用药一次；去除腐皮及坏死组织慢，需一周时间，创面感染机会增加，同时也使毒素吸收增多；二是结痂慢，一般需7-10天以后才能结痂，增加水分丢失及感染；三是止痛效果差；四是病程长，愈合慢。问题还在于，920是处方药，要凭医生开处方才可以配到……
因我回沪探亲在新华路地段医院实习，次日我便向医院外科金医生请教是否可以开处方配到920药膏或药粉？金医生说，最好要看到病人的伤情，这样才可以对症下药。情况基本上搞清楚了，父亲便向队里发电报。
由于当年通讯不便，一份电报也要几个小时对方才能收到，也许逊克还没收到父亲的复电，12月28日晚上，“张兰生电报！”急促地叫声又起。这是份加急电报：“田广瑞因公右手指被电锯割掉四个逊医技差缺药恐有后遗症你在沪设法联系医院位保手准备去沪治疗联系妥后急速回电团革会”（当年电报每字0.03元，为省钱一般电文不加标点符号，凭自己理解）。电报是发给我父亲的，但整个电文地口气却不容质疑且必须立即无条件执行。而眼下最要紧的是找一家能保住整个右手不感染、不截肢地医院。鉴于当时上海的医疗资源和内乱的特殊状况，有关部门规定，凡外地来沪就医、看病必须持有当地革委会证明。
父亲接电后一边联系医院，一边写回电以安抚老田和队里的父老乡亲。从能查到的回电草稿中有这么一段文字，照录如下：“急转团结革委会据医讲断指再接超过36小时有困难已无必要住院如来沪门诊治疗请带县革会证明何日来沪希电告”。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造反派、红卫兵小将们最得势、最有权，而像父亲这种被下放到北大荒的干部却往往不遭待见。尽管全家人搜肠刮肚找遍了亲戚、朋友、同事、邻居的关系、渠道却依旧一无所获。而逊克方面为老田的伤残的手不恶化显然已经无能为力。
时间又过去一周，1972年1月9日晚上加急电报又接踵而至：“田残手出现严重炎症逊医不能控制危险性大为保手设法再联系我在办理县革委医院等证明准备去沪治疗急联系医院或门诊手续等你回电马上就去”。至此，“保手”的重任落到了我和父亲及我家人的身上。尽管“八”字还没一撇，但老田的病况不容乐观。无论作为在当地插队的知青的我，还是作为暂时在北大荒下放的父亲来说，非但不能推诿而且义不容辞必须全力以赴。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位普通而又善良的农民、一位急需救助的病人、一位公伤后还要继续生活的劳动者……
当天晚上，我去新华路地段医院金医生家中，将电报给他看了，希望他能助一臂之力。金医生当即表示：“让他来吧，我一定尽力，不让伤情进一步恶化。”
接到上海的电报，老田一行在大队长田玉楹率领下，来到我家住下。次日早晨前往医院检查、治疗。当金医生打开老田受伤的被裹得严严实实得右手时，他惊呆了：三、四天在火车上，伤口未换药，断指处已开始红肿并有部分溃烂，且老田略有发热症状，如再不进行抗菌、消炎后果不堪设想。金医生也坦诚，自己从事外科多年，还没有遇到过如此严重的外伤感染病例，是否能完全控制住炎症，自己心里没底。希望我们思想上做好转院准备，生活上给予良好的照顾。
为了让老田得手尽快控制住感染，我与父亲每天轮换着陪他去医院。因我利用探亲还在该院实习，这就方便了我对老田伤情的了解。他换药时我尽可能陪在他身边，既可以让他宽心、有安全感，也能使我第一时间了解他的治疗状况。
而并不宽敞的家，一下增加了几位外乡人，双方的吃喝拉撒多有不便。好在田队长等陪同人员在安顿好老田的后续治疗后先期返回黑龙江。老田则安心在我家住下，慢慢养伤。但看到他的到来给我家带来的麻烦，尤其是他的一日三餐由我年近八旬的奶奶来承担、我和弟弟腾出自己的床让他睡，而我们打地铺时，老田于心不安，多次提出要早日回家。
在金医生和新华路地段医院其他医护人员的悉心治疗下，通过消炎、换药、注射抗菌素等中西医结合办法，老田的伤口日见好转。从不习惯吃米饭到慢慢适应、从吃不惯南方菜到每餐都离不开新鲜蔬菜、从睡不惯棕梆床到早上偶尔还想赖个床……老田开始融入我们的生活，简单的上海话他也能听懂并理解。尤其是队里的知青经常来我家探望他时，激动的老田会热泪盈眶。他说，上海知青真好，住在老张家里样样方便，小张（指我）奶奶和他们一家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让我难以承受。更令人称奇的是：一个东北老汉与我奶奶--一个地道的宁波老太相互交流（全靠肢体语言）居然如此顺畅，没有任何障碍，实在是不可思议。老田的伤情一天比一天好，他的心情也一天比一天好。不久，老田提出想去北京看望在清华上大学的女儿--玉香姐。尽管我们对他一个人坐车去北京不放心，但终究拗不过父女情深……
自1972年1月14日起到4月29日止，刨去他去北京女儿处的五天，老田在我家养伤、治病共计102天。对我来说，这百多天既是自己了解贫下中农的极好机会，也对自己求医、学医技能有了提高。
1996年父亲在兰生大酒店招待原团结大队干部田广先夫妇来沪时的留影。
不久，上海“四个面向”干部因各种原因先后返沪，父亲也因身体原因于1973年被调回上海市外贸局重新安排工作。而我也在1974年被上海冶金机械专科学校录取，我们父子俩先后离开了逊克县。但是，与团结大队和逊克县的关系还是一直保持着。当地干部、知青经常来信来电互相问候，交流生活、学习、工作情况。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和父亲先后接待了逊克县上山下乡办公室的牟乃恩、团结大队干部田广先夫妇等。几年前，还接待过团结大队的党支部副书记王解义、团结大队的安若素大夫、老田木匠的儿子田玉涛等。
数十年来父亲情系东北农村，此图为当地购买、托运黑龙江逊克县团结大队的广播、扩音设备等发票。
张若钢，上海市长宁区长新中学69届初中毕业，1970年赴黑龙江逊克县边疆公社插队落户。1974年就读于上海冶金机械专科学校。毕业后分配至冶金部地球物理探矿公司等单位工作。2013年退休前就职于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其父张兰生1970年4月在响应“四个面向”号召到黑龙江逊克县边疆公社插队并任团结大队党支部副书记。1973年返沪后回上海外贸系统工作。曾任第八、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经营管理者”称号和“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优秀企业家，原上海市对外贸易协会副会长，原上海兰生（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上海民办兰生中学名誉董事长。
原载：“30号院”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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