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记忆（30）

濒死的传统乡村

    我笔下的乡村不是今天的乡村而是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乡村，也是渐行渐远的传统乡村。这些乡村位于淮河左岸，是沿淮平原上的极其普通的乡村。

    1974年春，我们一家人从已经居住了几年的小镇搬往一个名叫湖东的村子。实际上，小镇离湖东并不远，在小镇的北面，大约四、五公里的路程。尽管只有四、五公里的距离，但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仍然是不方便的距离。那个时候，乡村间没有任何公共交通工具，连拖拉机也很少，自行车在当地也不多见，只有一些公社和大队干部才配备自行车。一条不宽的坑坑洼洼的黄土路从小镇北头中学的位置曲曲折折通向湖东。因为是土路的缘故，路面高低不平，上面布满了拖拉机和牛车的车辙印。在一些比较低洼和松软的路段，还有牛蹄印和其它一些牲畜的足迹。如果赶上雨雪天，整条道路就会变得湿滑和泥泞不堪，不能通行任何车辆，甚至连步行都困难，穿着胶鞋也可能陷进黏性极强的烂泥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乡村里的百姓要走向外面的世界就必须沿着这条土路到达小镇，再到另一个比小镇大点的镇子，然后，再从那个稍大一点的镇子去往县城，从县城再前往市里。我后来才知道，这个乡村里的百姓中有许多人根本不曾到过市里，只有一些年龄稍长的人去过县城和市里，大部分百姓只去过小镇和比小镇稍大一点公社所在地的镇子。这些百姓到镇上的目的主要是出售自家产的农副土特产品，或者购买家中所需的生活日用必需品。他们通常会在逢集的日子前去“赶集”，在晌午“散集”的时候回家。几乎所有“赶集”的人都是步行，肩扛手拎着各种采买的物品，如果物品稍多，还会有人用扁担挑着。由于路况较差，一般情况下，从村子到小镇要花一两个多小时。当时乡村中的百姓几乎没有人能买得起手表，富裕的农民家里会买个闹钟或座钟。人们赶集时往往根据太阳的高度来判断大概时间。当时，农民除了在生产队的农田和自留地上劳作，以及在冬季农闲时偶有兴修农田水利设施派下来的活计外，平常也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因此，无论“赶集”或者“散集”，他们在路上的步伐几乎都是慢悠悠的，很少看见快步疾走的人。路上的人大部分都彼此认识或熟悉，即使不认识或熟悉，也会是“熟脸”，大家在路上碰到之后都会客气地彼此打声招呼，然后各自走自己的路。

    这个叫湖东的乡村小学因为没有“公办”教师，只有“民办”和“代课”教师，教学质量和水平比较差，在全公社的教育评比中“垫底”而被点名批评。为了改变这个状况，上级主管部门就将我母亲调往这个学校加强师资力量。正是这个原因，我家搬到了这个叫湖东的村子。

    搬去的时候我尚是一个刚上小学的孩童，由于上学早的缘故，我家搬到这里时，我已经上小学四年级。而村子里农民家的孩子普遍上学较晚，和我同年级的孩子年龄一般都在十二、三岁，有的孩子年龄甚至达到十四、五岁。由于年龄普遍比我大，加上他们从小就帮助家长从事田间劳动的缘故，他们的身材都比我高大和壮实。他们的皮肤通常都黑黝黝的，脸上带着朴实的笑容。

    这个乡村属于沿淮平原上比较闭塞的地方，很少有外来人口。我家搬来的时候，距离我家不远的地方住着几名从上海来的上山下乡知青，还有一个县烟草公司只有在夏末才有人居住的烟叶收购点。当承载着我家全部家当的“架子车”（注：一种简单的人力车）到学校的时候，几乎全村人都来围观。可能他们听说我家不仅是从小镇搬来，还曾经住在遥远的城里——他们无法想象的地方。他们站在不远处看着替我们搬家的学校教师将家里不多的几件家具摆放进房间，还对我家有几个书箱的书籍发出感慨，更对我家的一部台式收音机充满了好奇，只因为他们平常只能听到有线广播（俗称“广播喇叭”），而见过的收音机也只是砖头大小的半导体收音机，还没有人见过比半导体大许多的台式收音机。他们还对我父亲戴的手表啧啧称奇，纷纷凑到跟前一睹为快。或许是他们觉得我父母非常随和的缘故，我家搬来没几天，这些村民就纷纷过来走动，有的村民还带着自留地里自产的蔬菜和水果。更多的人会在晚饭后凑过来，只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谢绝进到家里去，后来我才明白，他们怕身上的尘土弄脏了屋子。他们来访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想听收音机。由于他们不愿进到房子里，每每这个时候，我父亲就会把收音机搬到屋门口，放在一张椅子上，把音量尽可能开大，以便让坐在门外远远近近的村民都能听得到。我父亲平常喜欢听“新闻联播”节目，但这些村民不喜欢。他们喜欢听戏——黄梅戏和泗州戏，也喜欢听相声和评书。为了满足这些村民的心愿，几乎每一次我父亲都会反复选台，直到所有能选到的频道都过滤一遍，在确认没有相关节目后，他们方才告辞回家。

     当时住在不远处知青点上的上海知青只剩下不多的几个人。他们以前下工回到知青点后就将院门一拴，一般不和当地百姓来往。我家搬来之后，这些知青不约而同地造访我家。可能觉得大家都属于“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缘故，他们很快就和我父母成了朋友，他们向我父母诉说他们的不幸和痛苦，也讲述他们的家事和个人的私事。

    我来到这个乡村是高兴的。只因为我还没有真正在乡村生活过，对乡村里的一切都充满好奇。特别是那些比我年龄大的同学们的口中有讲不完的我从来没听说过的乡村见闻和趣事。这一切都是我在“小人书”中和书本上读不到的。他们口中的“鬼”故事既让我充满好奇又让我害怕，曾经有一段时间，每每到了晚上，我一个人都不敢独自留在家里，也不敢一个人到村子里找别的孩子玩耍。髫年的我是确信有“鬼”的，因为我确实看见过“鬼火”（实际上是磷火）。我上初中学了物理和化学以后才知道“鬼火”并不是“鬼”点的火。

    乡村里的孩子都很聪明，学习也非常刻苦，只是由于课余时间大多被家里的农活占用了，很少有时间温习功课，加上学校师资力量十分薄弱，因此，他们的学习成绩受到很大影响。我母亲来了之后，加强了教学工作，几个班级同学的成绩都进步很快。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母亲在当地被学生家长们尊称为“先生”。

     假期是我最快乐的日子，特别是暑假。因为可以和小伙伴们去钓鱼、游泳，四处去赶场看露天电影；在和小伙伴们去田野里四处闲逛时，经常可以看见野兔，我们还捉了许多只小野兔，还将这些野兔带回家放在笼子中饲养。可惜这些习惯野外生活的野兔根本不适应笼中的生活，一般关进笼子不几天时间就会死去。后来，我们就不再捉小野兔，而是看见它们后就撵着它们在田野中乱跑，这样的情景直到今天我还能清晰记得。更有趣的是在田里挖田鼠洞。可能是偷吃粮食的缘故，这些田鼠一般都体形肥硕，它们在田地里挖洞，把偷来的粮食运进洞里以养活小田鼠或留待越冬。田鼠洞的构造十分复杂，只有有经验的人才能分清哪些是真正的主洞哪些是副洞，这样才能够抓住田鼠。我的小同学中就有这样的能手。他们在发现一个洞口之后很快就能够辨清主洞和副洞。堵上副洞，然后在主洞口点燃一些秸秆，待大量的烟进入洞里后，就在另外一个洞口等着，不大一会儿，就会发现大大小小的许多只田鼠从洞口逃出来，然后在田野中四散奔逃，小伙伴们在后面穷追猛打，直到把那些逃跑的鼠辈们消灭干净才凯旋而归。如果带上工具还可以掘开这些鼠洞，找到它们的“粮仓”。“粮仓”里堆满了粮食。有些乡村百姓会专门掘鼠洞寻找这些“战利品”，这些“战利品”对于当时并不富裕的村民来说，也是难得的“意外之财”。

    我也和小伙伴们在夏天的时候去拾麦穗和挖“半夏”（一种中药材），秋天的时候去田里拾红薯，再削成薯干，晒干后卖给公社粮站。有时候，一个假期的收获少则几元钱多则十几元钱，这对于那个时代的孩子来说着实是一笔巨款。

    这些小伙伴对乡村里的一切都如数家珍，但对于乡村外的世界他们几乎一无所知。于是，我就将我所知道的外面世界告诉他们。每当这个时候，他们就会非常安静地围拢在我的身边听我描述外面的世界。听完之后，还要向我问这问那，在他们的问题中，有许多我根本回答不上来，我只能回家问父母，然后再把正确的答案告诉他们。他们知道后再回去告诉他们的父母或者其他的小伙伴。渐渐地，我也成了他们崇拜的对象，只要一有空，他们就会央求我讲更多的外面的事情给他们听，只可惜我知道的也不多，面对他们的央求我只能胡编乱诌；后来，我干脆把我的小人书借给他们看，他们如获至宝，总是抓紧时间很快看完，然后再找我换借其它的图书。

    我和同年级的名叫崔海波、崔海光、崔海兰、崔海英、年秀芝等同学相处得非常好，经常一起温习功课，也经常一起出去玩，甚至到处赶场看露天电影。我所知道的许多乡村里的事情基本上是他们讲给我听，我也把我知道的乡村外的世界告诉他们。我们成了几乎无话不说的朋友。

     他们和他们的父辈一样，从一出生就生活在这个乡村里，除了去过小镇和那个比小镇大一点的镇子赶集外，没有到过其它的地方。其实在这个村子正东三、四公里外的地方就是纵观南北的京沪铁路（当地人称作津浦铁路）。天气晴好的日子，可以远远地辨认出是货车还是客车，不仅能看见火车喷出的白烟，也能听到火车的汽笛声。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到过铁道旁边近距离观看过火车。有一次，有一个小朋友指着远处的火车问我：“这些火车躺着都能跑这么快，如果站起来是不是能跑得更快？”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一时无法回答，看到他们失望的表情，我鼓足勇气拉住他的手大声说：“等我长大了，我一定带你们坐火车到北京去玩。”他们可能被我的话深深地打动了，听完后都认真地点着头。我也在心里发誓，在将来的某一天，我一定带着他们乘坐火车到北京玩。

    1976年春，我家搬离这个叫湖东的村子回到小镇。我的这几个同学也和我一起到小镇北头的中学读初中，我们延续着友谊，我也牢记着我的承诺。

    1979年末，我家搬离小镇，而我的几个好朋友则由于家庭的原因全部在初中毕业后辍学回乡务农。起初，我们还保持着通信联系，随着我家越搬越远，加上这些同学可能也觉得没有什么新鲜的事儿和内容可以告诉我，通信越来越少，以至于终于失去了联系。  我家搬离小镇后，我也一直没有机会再回过那个儿时住过的乡村。

     2007年春，我专门开车前往这个我无数次梦牵的乡村。一切都变了，我家曾经居住的房子早已荒废，学校旁边曾经在夏季时蛙声如潮的河塘变成了臭水塘，里面泛着难闻的气味。那个我和小伙伴们曾经在夏天游泳的荷塘正被填埋。曾经人口繁盛的村子只剩下一些老人和孩子。一些老人看到我这个远方来客热情地向我打着招呼，当他们听到我说出我父母的名字时，他们依然能够记得几十年前在他们这里待过的“先生”。我向他们打听那几个同学的情况，他们大都只知道村里人的“小名”，对于“大名”（学名）则对不上号。只是告诉我，村子里的青壮年基本上都外出打工去了，有一些则早已搬离了村子。

     听到这一切，我呆呆地站在即将消失的荷塘边，向着村子的方向望去，村子里静悄悄的，好像睡熟了一样。

     “我曾经的小朋友们，你们如今在哪里？”我在心中默念着那些熟悉的名字，“你们还记得我当初的承诺吗？”

     我凝望着空荡荡的村子，内心充满了愧疚。我是一个失诺的人，我至今没有践行儿时的诺言。今天，我来了，却再也找不到那些曾经熟悉的身影。

     一阵轻风吹过，凉凉的，带着麦苗的清香。抬头望去，天空是湛蓝的，偶尔有几只不知名的鸟儿从空中飞过。

    这个我曾经居住过的传统乡村已经渐行渐远，在我的记忆中也越来越模糊。这是一个典型的正在死去的乡村，因为我的同学们离开了，村里的青壮年离开了，留下的只是一些老弱病残幼。那个曾经在我儿时记忆中无比美好的乡村已经走远了，走远了或许再也不会回来。

    想到这一切，我的眼睛在不知不觉中湿润了，终于，眼泪溢出眼眶，顺着脸颊滴落在这块曾经生活的土地上。

    岁月将一切都带走了，似乎不愿意给我留下一点痕迹。我转过身慢慢地离去，村子在身后越来越远，当我再一次将目光投向这个曾经熟悉的村庄的时候，基本上什么都看不见了，只剩下蓝蓝的天空和覆盖着绿色的无垠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