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增艳
我的姥爷王宝堂1913年7月10日生于康平县东关乡。1948年4月参加了革命，同年6月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姥爷常说是要一辈子感谢中国共产党，是党把他从受压迫和剥削的穷苦生活中解救出来。工作后多次派往省委党校学习，思想和学识不断提升，是党将他培养成为一名有思想有觉悟合格的共产党员，能够服务百姓群众，发挥自己的价值，人生过得有意义。
王宝堂
记忆中的姥爷高高的个头，瘦瘦的，一脸的严肃，不苟言笑，经常穿着干干净净整洁的中山装，走路一阵风，挺胸抬头的，我们这些小孩子当时甚至有点害怕他，现在想想可能更多的是敬畏。
他老人家离开我们三十几年了，他的故事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也是通过这几件事，让我改变了对他的印象。那应该是我六岁时吧，一次爸爸带我和二姐去姥爷家，姥姥家院里有个一大坑，那会的孩子正是淘气的年纪，我跟姐姐在院子里跑着玩，二姐不小心掉进了那个大坑里了，我站在边上大喊，这时，姥爷听见了，从屋里跑出来就跳进去了把二姐从里面抱出来了，姥爷也顾不上自己的痛，可他抱着姐一瘸一拐的去医院，姐姐胳膊骨折，姥爷一直陪在身边，买饼干，糖块哄姐姐开心，那会我发现原来姥爷也会笑而且还很温暖。
姥爷努力工作，誓做人民的公仆，正直为人，尽心竭力，一心扑在工作上，陪伴家人的时间很少，家里的事也帮不上忙，所以家人心里多少有埋怨和不解，他说是党培养了他，他要帮助更多的人们来回报党的恩情。
在郝关乡当党委书记时，姥爷经常深入基层，不怕困难，积极帮助有需要的百姓。下班后，节假日的时间总是到田间地头看望乡里的百姓，和大家聊家常询问生活的困难，将他们的难处记到一个专门的工作本上，一项一项地去解决，而家里的事全都落到了姥姥一人身上。常听姥姥讲起一件事来，那是姥爷在郝关乡工作期间，小姨结婚那天，姥爷因为他的工作太忙，他都没能亲自送小姨坐上开往黑龙江火车，更没有送远嫁的小女儿到康平客运站，这件事让姥姥念叨一辈子，小姨也常常说姥爷不关心她，是她一辈子的遗憾，说他的工作比我们任何人都重要。姥姥心里虽有怨言，可是每当看到拖着疲惫回到家中的姥爷时，埋怨的话说却也不忍说出口。
一次姥爷帮五保户去产地，回来很晚了，他扛着锄头走在路上，迎面来了两匹狼，对着姥爷吼着，围着他准备攻击，他心想，这回是成了它们两个的晚餐了，于是他举起了锄头也准备跟它们两个拼了，对峙几分后，可能是姥爷的一身正气吧，吓跑了它们两个，每次提起这件胆战心惊的事来，姥爷的脸总是露出骄傲的表情来。
他没有给任何亲属安排过工作，从不做偏袒己的亲人朋友的事情，也没让家属享受任何特殊待遇，甚至不惜放弃自己家人的正当利益去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我的父亲也这样抱怨过，父亲在小学任课时，工作了几年了，终于有一次给他转正的机会，姥爷亲自学校去做爸爸的工作，把本属于他的转正机会让给别人，理由是那个人的父母年已迈、妻子常年有病，不能劳动，家里人口多，更需要这个转正机会来解决家庭生活困难，在姥爷几天，几番劝阻下，父亲只好服从了这个心里只装着他的百姓，对他的工作负责的岳父。
一九九一年，姥爷还积极参加关心下一代活动，记得一天，我去姥爷家，那会我已经结婚了，带着我的刚两岁的孩子去看姥爷，姥爷别提多高兴了，出去买水果，雪糕给孩子吃，小孩吃饱了，看柜子上有给奖状，顺手就拿下来了，姥爷急忙抢下来，红着脸说：那可是太姥爷的荣耀啊，这个可不给你玩。说完心疼的看着奖状将它放在柜子里，这个奖状都几十年了，现在还在舅舅家的柜子放着，是姥爷告诉舅舅那是党给他的，是党的对他的肯定，不许给弄坏，更不行扔掉。
九十年代初，姥爷体检发现了肝癌晚期，舅舅和姨姨们研究决定不将这个坏消息告诉他，可姥爷发现体检回来了，大家都不高兴，姥爷就问大家体检结果，可大家告诉他很健康的，可姥爷就开始不吃不喝，最后大家实在不忍心看他这样，于是告诉他肝癌晚期了，姥爷听后，沉默十几分钟后笑了，告诉大家不要怕，我都这个年纪了。二十几天，病痛就将他折磨的时常昏厥过去，几天后，姥爷清醒过来了，把舅舅姨姨们都叫到身边，告诉大家，后事要简办，不行给组织添麻烦，嘱咐必须把这个月的党费交了，是必须交了，说完，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老人家亲身经历和见证了中国社会的沧桑巨变，他说过他的一切是党给的、是新中国给予他的，要一辈子感恩中国共产党，一辈子忠于党和国家。
作者：赵增艳，女，笔名蒂凡尼，沈阳康平人。现为康平县音乐文学学会副秘书长，康平县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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