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宁寺丰厚的财富是赞阳·舍灵师徒二人无论如何不愿舍弃的，一纸诉状就告到了宾图王府，在他们看来，包俊卿叔侄简直是大逆不道，违法违规到了极致，王府会给他们撑腰的。事实上他们想错了，戊戌变法后，社会上就兴起了一股“西学”风潮，全国各地对占据了大量财富和社会资源的寺庙、道观开始了破坏，不少僧道被驱逐。在这个大的背景下，他们还想恢复过去的生活，结局就可想而知了。
做为既得利益者的包俊卿和包棒槌叔侄，可以说是春风得意。经他们上下打点，赞阳·舍灵师徒在宾图王府没有得到任何好处。非但如此，宾图旗印务处虽然认为庙产为公产，但赞阳·舍灵“私自”离开了寺庙，即可认定为自动放弃，于是任命庙上的福喜喇嘛经管庙产。这个福喜是包俊卿的叔叔、第一代活佛端珠巴的徒弟，所以，福喜把庙地的耕种权全部委托给了包俊卿。1929年6月13日，包俊卿在一份应答状中记述（JC10-12649 卷档案）：
耕种庙地，系因福喜喇嘛委托我。赞阳喇嘛已出庙，由宾旗印务处令委福喜承继，赞阳喇嘛已被印务处撤换。民现经营庙产，系奉宾旗印务处令派之福喜喇嘛嘱讬经管，现在福喜喇嘛已死去，又经印务处派银宝喇嘛，我有公文可以证明，今呈验。
更为可悲的是第十三代宾图郡王单巴道尔济1926年直接下令把已经离开寿宁寺近十年之久的赞阳·舍灵师徒二人“逐出庙外，永不准再回庙上”。
从当时康平县知事王鼎元与宾图旗王府之间公文函询看，这场官司后来打到了康平县直至奉天省，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过问此事，最后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结果。
今天看双方打官司的呈文，赞阳·舍灵主要依据清末民初的一些旧制，反复说明寿宁寺是合法寺庙，他本人是蒙藏院劄付的合法呼毕勒罕。赞阳·舍灵1929年6月13日给奉天省长公署呈文后面有一篇附呈最有代表性（JC10-12649 卷档案）：
附呈。谨将敝寺当处注册情形底[子]及札付
字据底子各一纸统呈阅核并祈钧夺
于民国二年（1913）七月初二日由“哲里木盟”盟长转来蒙藏院公文，云：“奉大总统令, 为宗教，蒙古各蒙（盟）旗所有前清注册长处，照前一律注册”等因，由本旗转到敝寺。
今将注册情形开列于后：查敝寺于乾隆年间（1736-1795）有二位嘎巴契喇嘛设立茅庵，至嘉庆年间（1796-1820）复又翻盖大殿，明三暗九间一所，又请来西番文字大藏经，又以西藏请来释迦佛像一尊，老祖介喇嘛像二尊。追溯原庙之名（拉喜根培），其师兄为法座达喇嘛，其师弟为旁座副达喇嘛，
此谓头一代喇嘛也，嗣有达喇嘛多伦巴 ，名端珠巴，副达喇嘛名端倪，于同治元年（1862）修盖现在大殿，共十八间一所，起汉字庙名「慧泉寺」。内塑冥王等像，又有观音菩萨等像，均系第二代喇嘛虔修也。
迨至同治十一年正月，本庙副达多伦巴端倪及大喇嘛嘛呢加卜追认喇嘛端珠巴转世呼毕勒罕。于十三年由宾旗印务处请文两次，转达旗印务处许可，请呼毕勒罕赞阳·舍灵上庙，此谓法座达喇嘛也。于光绪元年修药师佛像一尊，于二年修十八罗汉，于三年修弥勒等像，于光绪二十九年起工，至民国元年共修石像二百来尊，又修石洞一座，洞内供奉由西藏请来介喇嘛像（宗喀巴大师），由五台山请来文殊菩萨等铜像三尊，有印度铜像二尊。由此，经本旗前王改名“千佛山寿宁寺，并将本寺达喇嘛、呼毕勒罕大喇嘛、阿拉屯、吐博起等比丘、十名小僧、四名众僧的年岁、姓名、娘家某旗均为注明，此未详录；及本寺三仓、果木园子两处、熟地百余天、撂荒地五十余天、庙界四至，注册时均为载明。溯于宣统元年，由本旗扎萨克出示禁止放牧，不准伐木；于宣统三年豁免各长处地饷等情。由本旗呈盟长转蒙藏院，呈明注册。
蒙藏院为给发劄付事。
查京城内外及蒙古地方各寺庙扎萨克喇嘛、达喇嘛、副达喇嘛、苏拉喇嘛，具系管理庙务、统辖僧众有职之人，均应请领劄付，方能赴任理事，以重职守。现当国体改建，五族共和，保卫蒙藏，尊崇黄教，所有从前宗教凭证应行照予。
凡京外及蒙古地方各寺庙扎萨克喇嘛、达喇嘛、副达喇嘛、苏拉喇嘛，自应一体请领劄付；倘自行放弃、不领凭证，即行撤销，以维宗教规制。兹将请领劄付之喇嘛职分、年岁、籍贯、姓名填写于后，以凭赴任、须至劄付者。
中华民国五年三月六日。
右劄付哲盟宾图旗达喇嘛赞阳·舍灵
“赞阳·舍灵”这篇附呈的依据是由旗里转到寺内的在前清注册的档案材料，可信度是极高的。但在清除“前清陋习”的民国早期，这样的证据反而对“赞阳·舍灵”是极为不利的。
反过来看包俊卿一方的观点，他们依据形势，重点申明两点：一是寿宁寺是包氏一族的家庙，二是赞阳·舍灵师徒“行为不端”。
1929年3月包俊卿呈文称（JC10-12649 卷档案）：窃民之先祖好佛，不欲在家，愿觅一清净处修养，故此由自家山荒修庙一座，名阿圭庙。又将家中山荒熟地，拨归该庙一百晌，作为养赡地。先祖即在此庙敬佛，易名为刀轮喇嘛；此庙地均归民家自种，每年按公与庙上出拿粮租，并不拖欠（下略）。
1928年10月民国政府内务部下发了一份旨在“废神祠”的《神祠存废标准》，对佛、道、儒等各种神祠进行清理整顿，对行为不端的进行驱逐，并规定家庙是可以保存的，所以，包俊卿在所有的呈文中都说寿宁寺是包氏一族的家庙。
针对赞阳·舍灵师徒“行为不端”。
包俊卿在1929年3月的另一篇呈文中则说（JC10-12649卷档案）：
该喇嘛又收得占巴商卜喇嘛一名为徒弟。虽（谁）想占巴商卜人品不端，性好冶遊，偏逢其师系富家子弟，专好游玩，不理正务，故此师徒最合品性。如此师徒二人，与别处喇嘛大不相同，占巴商卜见庙丰足，唆掇其师去遊五台山，走西藏，逛上海、东洋等处，凡胜地名区海口，均皆遊遍耗款若干（下略）。
包俊卿呈文的针对性极强，如包俊卿所说是实，这样的师徒按标准就应该被废除。
档案和资料中对这次云游有着各种理解和记载：
李勤璞教授在他的《千佛山寿宁寺研究》中记载：
1906年夏四月出游，携胖喇嘛和侄子温景和，经彰武、阜新、承德、大同、应县至五台。
如此看来，这次出游是属实的，但出游的目的各自有各自的理解。
1930年7月29日，时任奉天省长公署专员的赵骏第在调查此事后的一份呈文则说（JC10-12649卷档案）：
再查，喇嘛赞阳·舍灵者，今已年近七旬，实系有道高僧，无丝毫不守清规之处。曾在西藏考取状元喇嘛 ，熟悉经卷；曾遊历东西洋，参禅访道，为出家人遊方头陀应有之本色，而愚民无知，竟认为浪费金钱。
作为一位无比虔诚的佛教徒，一个名扬四方的转世活佛，为什么会落得这样一个下场，赞阳·舍灵百思不得其解——每天弘扬佛法普度众生，却为众生所欺凌；每天诚心礼佛焚香祷告，却得不到佛祖的庇护。这个世界怎么了？其实，他跳不出他生活的圈子看问题，是永远也不会得到一个正确的答案的。回过头来今天我们再看，仅仅二十几人的寺庙，占有大量土地，另外还有大量的捐赠。在劳苦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时，他们仍然过着世外桃园般的奢迷生活。如此普度众生，怎么会得到众生的拥护？
这场官司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也没有结束，最后不知所终。可知的结局是这师徒二人从1917年离开寿宁寺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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