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岭旧事‖ ​任辅臣烈士传略（二）

任辅臣（右四）在苏俄卫国战争中

三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作为协约国成员的中国无力出兵，根据协定,只能以派遣华工到协约国后方作劳工的方式参战，一时间大批华工流入欧洲,仅去俄国的就达几十万人。任辅臣深刻认识到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爆发的历史必然性,冷静地思考了下一步路应该怎样走，党的工作如何开展。他决心到俄国去。

1914年底，由俄国富亚公司在哈尔滨召募两干名华工到阿拉巴耶夫斯克矿区从事开矿、采伐木材劳动。这时，任辅臣接受布尔什维克党的任务，也接受了中国行政当局的指派，他以中国外交署官员、华工总办的双重公开身份，率两干名华工来到俄国乌拉尔地区彼尔姆省的阿拉巴耶夫斯克矿区，告别了故乡和亲人,开始了新的生活旅程。一年之后,经历了几场生与死、血与火考验的张含光，也不避关山险阻，离开铁岭老家,带着三个未成年的孩子追随丈夫到了俄国。实际上，任辅臣把自己的一家都献给了革命事业。

一位原苏联作家在记述任辅臣这段经历时写到，是什么东西使他登上旅程？是金钱、某种希望、见见世面或年轻气盛?这些都不是。主要的是他理解并接受了布尔什维克，在党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
阿拉巴耶夫斯克是乌拉尔地-一个新建的小城，位于原始森林地带,是一条铁路支线的终点。华工们在临时用原木搭成的简陋工棚里居住,潮湿黑暗,空气混浊,环境艰苦。森林区像小蜻蜓一样大的蚊子成团，叮在身上疼痛难忍，并流出一股股黑血。华工们终日劳动，吃的是黑面包加盐粒，几乎没有蔬菜,水质又极差，许多人生了病，而且劳动条件极为原始，没有什么劳保措施，伤亡事故不断发生。资本家和工头层层盘剥，工人工资十分低廉,生活毫无保障。任辅臣为改变工人兄弟的悲惨境况而积极奔走。一方面组织华工团结自救，盖屋、种菜，战胜困难;另一方面反复与俄国当局和矿厂主交涉，努力改善华工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因而深受华工们的信任和爱戴。任辅臣的妻子张含光也深刻理解丈夫工作的重要意义,经常深入华工中间,关心他们的食宿冷暖,成为任辅臣的得力助手。那时矿区蔬菜奇缺,入春后张含光亲自带人到山里采摘山葱、山族菜、山白菜、山胡萝卜等野菜。为了保证安全，每发现一种新菜，她总是抢先尝尝，感到没有危险再推广给大家。当时华工治病也很困难,张含光利用小时候学来的药材知识，组织人员采集草药，又在华工中物色几个懂些医术的人组成医疗小组,巡回于木场、矿区，为工人治伤治病。对重病号她亲自掏钱送到城里医院。张含光所做的一切有力地支持了任辅臣的工作。

1915、1916年的俄国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时期，沙俄反动当局对革命活动控制极严,既使像边远的乌拉尔地区也不例外。任辅臣到俄国后一直与布尔什维克党保持着单线联系，联系人乌斯钦科,恰好是任辅臣家的家庭女教师的丈夫，他很少与任辅臣直接联系，党的指示和任辅臣的工作汇报大都由女家庭教师来传递。1916年，在布尔什维克地下党的指导下,任辅臣开始在华工中秘密建立革命组织，召集会议，给工人们上文化课,并讲述列宁的著作，宣传工人阶级只有消灭旧的社会制度,才能得到自身解放的道理;他把俄文传单译成中文散发到华工中去,极大地提高了工人们的思想觉悟。这一年冬天，由于俄国矿场主、伐木场主不履行合同，无故扣发华工的工钱，任辅臣组织了一场以取缔非人待遇为目标的华工大罢工。场主们觉察到罢工与他有关，便上告到彼尔姆省反动当局，当局警察以“组织暴乱嫌疑犯”的罪名，把他软禁起来。但警方并未查出更多的证据，加上党组织千方百计营救,张含光联络彼尔姆省较有地位的华侨联保,软禁很快解除了。任辅臣组织的这场罢工使华工生活得到了一些改善，更主要的是加强了华工间的团结,坚定了同资本家斗争的意志，为迎接更大的革命风暴打下了基础。

在十月革命爆发的前两年，任辅臣以他科学的思想理论、非凡的组织能力和具体的斗争实践赢得了大批追随者,初步培养和锻炼了一支华工队伍,并在旅俄华侨中广交朋友，使他们不同程度地倾向革命和走向革命。

在布尔什维克地下党的帮助下，十月革命前一年，任辅臣就开始为即将爆发的革命做了大量准备。主要是筹集资金,通过彼尔姆的一些知己华商分批买进一一些枪支弹药。因为资金有限，他又秘密组织华工在炼铁厂打制了许多大刀片,并且也储备了一些治疗外伤的药品。他曾对妻子张含光表露了自己的宏图大业: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积蓄革命力量,待俄国革命成功之后，回到苦难深重的祖国，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解放广广大穷苦百姓。实践证明，任辅臣既有思想家的风范,又有实践家的品格。

必须记述一笔的是,任辅臣作为一个革命事业的献身者、杰出的领袖、伟大的战士,他同时也是一个热爱生活的普通人。对于妻子张含光和子女们来说，他是可爱的丈夫和可敬的父亲。他的长子任栋梁1988年在给苏联朋友写的一封信中这样回忆到:

“1915年同妈妈和姐妹们一起来到阿拉巴耶夫斯克我爸爸那里。爸爸为我们(我和姐姐)请了两位女教师....在阿拉巴耶夫斯克，我们生活得很好、很愉快....夏天，我们全家曾到森林中去吃野餐.....并在犹如地毯般的草地上翻跟头;冬天从小丘山上滑雪橇，打雪球仗……”

任辅臣热爱生活，却从不沉缅于生活。身为中国外交署的官员、华工总办，他自律极严，自奉甚俭,坚忍克己,境界高尚，成为一家人学习的榜样和华工们爱戴的领袖。

四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陷入极端混乱之中，人民生活异常艰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空前尖锐，世界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俄国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

1917年俄历10月25日,伟大的十月革命爆发了，震撼全球的阿芙乐尔号军舰攻打冬宫,俄国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推翻了资产阶级统治，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向全世界宣告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给各国人民指明了解放的道路。革命先驱者任辅臣深刻地认识到这场胜利的世界历史意义，盼望已久的大革命终于到来，他激动不已,在黑暗中看到了曙光，看到了希望，早有的远大理想更加坚定了，决心在革命的圣地培育革命的火种。他把俄文报纸译成中文,向华工们宣讲:苏维埃俄国的今天就是我们中国的明天，我们全体华工目前立足俄国，将来回到祖国,以列宁为榜样,终有一天受苦受难的同胞也能得到解放!

华工们听了任辅臣很有号召力的讲演，深受鼓舞，一片欢腾。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任辅臣迅速组织全矿区近两千华工参加红军，编入第三军第二十九步兵师，命名为中国团，番号为二二五团，参加保卫新生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去，接受锻炼和考验。

据原苏联档案记载，十月革命前后,在苏俄的中国国际主义者达20万人，其中有几支战斗力较强的武装部队,任辅臣率领的中国团很有影响，是苏俄红军中最大的中国国际主义者部队之一,受到苏维埃政府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高度重视和热烈欢迎。

中国团的兵源除阿拉巴耶夫斯克矿区华工之外，还有纳杰日今斯克、彼尔姆等地的中国工人,后来又有东部战场布柳赫尔部队的中国战士并入该团。任辅臣任团长，布尔什维克党组织派来一位红军千部任政委。中国团由三个营组成，长期追随任辅臣的河北人张清萧、山东人桑来朝、东北人潘百川分别担任一一、二、三营营长。他们同其他华工一样，都是苦大仇深的硬汉子,后来在战斗中都牺牲了。任辅臣正是率领这些从前从未拿过武器但却具有无限精神力量的华工们参加了红军。1918年5月24日，《乌拉尔工人报》在有关中国团的一篇报道中记述了华工们接受采访时表达的思想:

“我们中国常常发生革命，但我们穷人依然被当作是傻瓜，获胜的只是当官的。在俄国,穷人掌握了政权，这是真正的革命。俄国工人和农民处境困难，应该帮助他们，在必要的时候，俄国的穷人也会帮助我们，那时地球上就会出现天堂，人们将友爱真诚地生活。”

华工们对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自身的这些朴素而深刻的理解,同任辅臣长期的引导、教育是分不开的。他们之所以那么热情地欢迎并积极地投身于这场革命，就在于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任辅臣率领这些爱憎分明、特别能战斗的华工经过短期培训后，立即开往前线。

那时,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的局势极端严峻，从她诞生那天起，便遭到国内外敌人的激烈反抗和破坏。一方面,彼德格勒的士官生发生叛乱，前线大本营最高总司令杜鹤宁拒绝执行人民委员会命令，策划叛乱等各种危急的形势威胁着新生政权:另一方面，国际帝国主义企图把俄国继续捆在战车上，利用战争把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扼杀在播篮中。国内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苏俄人民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三年卫国战争。

当时的东部战区形势最为险恶，高尔察克白匪军在国际帝国主义支持下十分猖獗,从西伯利亚大本营沿铁路线向西发动强大攻势。坚持在东部前沿的中国团，在团长任辅臣率领下，配合苏俄红军,同敌人展开了英勇的战斗。中国团与白匪军的第一次战斗是在阿拉巴耶夫斯克矿区附近的一个村镇展开。本来，白匪军自恃人多势众，武器精良,对中国团的战斗力缺乏足够的估计。任辅臣抓住敌人骄狂已极的弱点,集中兵力，趁夜出击,攻其不备，快速突破，一举全歼该镇守军，首战告捷,军威大振。白匪军遭此打击，恼羞成怒,声称阿拉巴耶夫斯克矿区一攻即破。为了完成上级交给的保卫矿区的任务，任辅臣带领全团战士加强戒备，在主要地点挖战壕、设岗哨。一次，白匪军一部前来偷袭，中国团采取扇面式合围战术，四面出击，大败敌人，有力地打击了白匪军的嚣张气焰,并因此获得上级的嘉奖。

对中国团旺盛的士气和卓越的战绩,当时的《共产主义者》报评论说:

“中国军队是我们战线上最顽强的部……国国之所以有这样顽强的战斗力，在于他们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贞，在于官兵间有着血肉相连生死与共的阶级感情。”

从1918年春季到秋季,任辅臣率领中国团转战在东部战区的几个战场上，活跃在杜拉河、卡马河一带，与敌人大小战斗近百次，杀得敌人闻风丧胆，受到苏维关中央的表扬与嘉奖。特别是在阿克塔伊河附近，中国团摧吸了数倍于我的敌人进攻,并胜追击，一直推进到上都拉。著名作家、红军第二十九集团军军报编辑帕维尔.巴若夫曾经指出:“高尔察克的报纸散布了那么多关于中国国际主义者的谣言，是因为惧怕他们。”1918年8月1日，《乌拉尔工人报》这样报道:

“在我们战线上作战的中国团,以其坚强和极端坚韧不拔的品质而著称。中国团是我们战线上最好的红军连队之一。”

但是,1918年东部战区总的形势是敌强我弱，高尔察克白匪军攻势凶猛,步步逼近，苏俄红军的战线逐渐西移。

中国团组建之后,由于战事频繁，伤亡日渐增多,任辅臣决定把部队分成前方和后方两部分，作战部队由他指挥。在相对安定的第二线成立团后方办事处，由其夫人张含光主持，主要是负责安置伤病员及随军家属,运送给养,接纳各地投奔中国团的流散华工作为补充兵员,组织新兵进行短期训练。当时前方战士吃不到蔬菜,一旦负伤，伤口很快化脓,很难愈合。为了阶级兄弟，在任辅臣、张含光的大力动员和感召下,后方办事处的人员和所有能勉强行动的伤员，一有空闲，便到野外采集蘑菇和其它各种野菜，送往前线。

1918年春，随着战线的西移,中国团后方办事处迁到杜拉河畔的库什瓦城。任辅臣长子任栋梁至今仍清晰地记着当时的情景:

“办事处设在资本家的一幢楼房里，资本家不知逃到哪里去了....后院的大花园里栽有许多果木树，枝头上还残存着去年秋未落尽的几片枯叶，在阳光照射不到的角落里，还有未融尽的残雪。办事处共有二十多人，我母亲作为负责人终日忙碌...前方战事频繁，伤亡较重,新兵经短期训练后即开往前线参战。我当时还是11岁的孩子，也跟随新战士们上操训练，还用马枪打过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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