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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族的信仰
我不是辽文化的制造者，我只是辽文化的传播者。
——刘希千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是五十六个民族共同创造的智慧结晶。在中国的塞北草原曾经兴起了契丹族建立的辽国，这个民族是从比较落后的部落联盟一下跨越式的建立封建大帝国，并且打破“胡虏无百年之运”的魔咒，创造了统治大辽200多年的神话。契丹族创造了自己的民族文字——契丹大字、契丹小字。为了防止宋朝探得军情，当时就把是契丹文字作为国家机密，不为普通百姓熟知，致使今天也没能被专家破译。如果没有一个文化系统作支撑，那么辽朝不会存世那么久。如果契丹族没有兼收并存开放的胸怀接纳外族的先进文化，那么就不会出现那么高端的艺术作品。作为民族灵魂支柱的信仰，也是文化的一部分，那么契丹族信仰什么？在民族的发展过程中，他们信仰有什么变化？我们一直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和考古研究中寻找答案。
一、敬畏自然，以太阳为图腾
契丹族在形成初期就敬畏自然，用燔柴礼祭拜天地。契丹人有东向拜日的传统，民族的图腾就是太阳。这种现象的出现和人类的生产力发展密切相关。当时人们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比较低，不能解释诸多自然现象，特别在自然灾害面前表现出无能为力，只能祈求人力之外自然的力量的护佑。《辽史▪太祖本纪上》记载“初，母梦日堕怀中，有娠，及生，室有神光异香，体如三岁儿，既能匍匐。祖母简献皇后异之，鞠为己子。常匿于别幕，涂其面，不令他人见。三月能行；晬而能言，知未然事。”阿保机出生的时候室内神光异彩，奇香弥漫，而且一生下来，个头就如三岁孩子，还会爬，满百天就会说话。从小就能预卜未来。大家都说阿保机就是太阳神。
契丹民族建国前夕社会组织形式是部落联盟，他的首领部落联盟长称可汗，可汗不是世袭，需要三年一改选，可以连任。契丹氏族部落联盟长当选前要举行燔柴礼，烧柴祭告天地。这是契丹族形成时期就有的图腾崇拜，这种图腾崇拜和燔柴礼祭告天地贯穿契丹族发展始终。
二，信奉祖先
关于契丹民族的起源，有一个美丽动人的传说。中国东北有两条大河，一条叫土河，发源于医巫闾山，现在叫作老哈河；还有一条河叫潢水，发源于今天河北省境内，现在叫作西拉木伦河。土河和潢水的交汇处，就是契丹民族诞生的地方。根据《契丹国志》记载，契丹族的祖先是天上的仙人。一位骑着白马从天上来，沿着土河信马由缰，深深被河岸美景所吸引。这个时候，一个是天宫的仙女，想下凡一览人间美景，于是就驾着青牛车翩翩而来。白马、青牛相会于两条河的交汇处——木叶山。草原上鲜花盛开，馥郁芳香，河水波光潋滟。良辰美景，两人一见钟情，私定终身，结为夫妻，后来生了八个儿子。这八个儿子的后代繁衍下来就成了后来的契丹八部。在人类历史上，已知的民族大部分都有这种传奇般的起源，而且这个传奇般的起源经过世世代代的口耳相传，被这个民族深深信奉。《辽史▪地理志》记载：“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
契丹人孩子木叶山给白马先人和青牛仙女建立了始祖庙。他们尊白马先人为奇首可汗，奉为他们的第一位可汗，把青牛仙女称为可敦（可敦，契丹语“皇后”的意思。基本上北方的游牧民族，像契丹人，包括后来的蒙古人，都把皇后尊称为可敦）。建庙供奉，香火不绝。
《辽史▪地理志》记载：永州，“有木叶山。上建契丹始祖庙。奇首可汗在南庙，可敦在北庙。绘塑二圣并八子神像”契丹人出兵打仗，必然要用青牛、白马来祭祀自己的祖先，在始祖庙里，可汗和可敦是并受香火的，契丹的马和牛，马用来打仗的，牛要用来耕地，因此马和牛在六畜中最珍贵。
三、信奉萨满教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也是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因素。在契丹族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宗教始终贯穿于契丹人的精神世界乃至日常生活并且影响了契丹族历史的运行轨迹。一萨满教萨满教曾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普遍信奉的一种原始多神教,是一种以自然物为崇拜对象的宗教。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的人类社会早期,出于对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自然物、自然现象的不理解与敬畏产生了自然崇拜,后被载以一定的形式形成萨满教。契丹族形成之前，匈奴、鲜卑等北方少数民族就信奉萨满教。
四、在辽代中后期，信仰佛教道教盛行
辽代是多元文化融合发展时期,契丹族的宗教信仰出现多元化趋势,契丹人信仰萨满教之外，主要信仰佛教和道教。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自汉代后期传人中国后,逐渐趋向本土化。在这一过程中,佛教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民俗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自然也有佛教因素浸润其中。辽是公元916—1125年间由契丹族在中国北方地区建立的封建王朝。在辽王朝长达200余年的统治期间,统治者积极支持佛教,民间百姓更是狂热地崇佛信教,所以,佛教对辽代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从辽代民俗文化来看,佛教的因素亦无处不在,大凡生育、命名、节日、丧葬、美容及饮食等诸方面,均留下了佛教影响的印痕。辽代佛教盛行,尤以辽代中后期的兴宗、道宗和天祚帝三朝为甚。盛行不衰的辽代佛教对社会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辽代佛教寺院佛塔普遍存在。在康平姜家沟出土的佛造像，雕刻十分精美，现陈列辽宁省博物馆中。在金人王寂《辽东行部志》中就记载了法库康平境内寺院： “丁巳，晨发懿州。是日，大风飞尘，暗天咫尺莫辨，驿吏失途，至东北山下，横流汹涌，深不可济，乃问路于耕者，却立谓予曰：‘我非力田，无以为生，官人顾不得安闲耶？’乃熟视一笑而去。予媿其言，作诗以自责。”“是夕，寄宿于灵山县之佛寺 ”。灵山县归祺州管辖，在今法库境内。
“戊午，早，解鞅于庆云县。县本辽之祺州，皇统间始更今名。予方解衣盘礴，从者携束蒲以献，曰，适得双鱼鲜，可食也。发而视之，气息奄奄然，即命贮之盘水中，少顷，植鬐鼓鬣，颇有生意。予叹曰：‘尔相濡以沫，相呴以湿，苟延斯须之命，何如相忘于江湖哉?’乃命长须，持送于辽河之中，流圉圉然，洋洋然，幸不为校人之欺也。”祺州-庆云县 今沈阳市康平县郝官屯镇小塔子村古城。至今康平县祺州古塔尚存，砖雕飞天和佛菩萨像雕刻线条依稀可辨，体现辽代雕刻技艺高超和崇尚佛教的社会现象的普遍。
“己未，晚达荣安县。昔在辽为荣州，借榻于萧寺僧，舍壁间有施食放生记，乃墨蜡石本，装饰成轴，三复其文，辞理俱妙。” 荣州-荣安县 今沈阳市康平县北四家子乡古城。 在辽代中期几乎是，有城就有寺院，可见当时佛教兴盛程度。
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以“道”为最高信仰。发源于古代本土中国春秋战国的方仙家，是一个崇拜诸多神明的多神教原生的宗教形式，南北朝时道教宗教形式逐渐完善。唐代尊封老子，为了美化唐皇室，说老子（太上老君）是唐室先祖。
辽代的道教 是百姓的宗教信仰形式之一。唐末五代,战患连绵不断,燕人军士及幽、涿的汉族人民进入契丹境内,同时也带来先进的汉族文化,其中包括道教。幽云十六州的并入,中原道教随之传入契丹。道教的发展辽初道教有了初步的规模。圣宗朝道教的发展达到了颇高的程度。辽末,道教依旧发展。
在法库县四家子蒙古族乡的巴尔虎山，在辽代山上建立道观和寺庙。在圣水泉边上建立体现萨满教的金花猫神庙。辽代石熊山（今巴尔虎山）道观庙宇香火不断，辽代皇帝也到石熊山朝拜。今天在巴尔虎山依然能找到当年庙宇道观留下的遗迹，金花猫神的传说人仍然在民间流传。
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社会各方面生活的的缩影，是物质生活在精神层面的折射，宗教也是辽统治者维护、巩固统治秩序的有力工具。宗教是在不反对统治者的前提下发展传播的，同时促进了辽代寺院经济发展，影响着契丹族社会风俗；丰富了辽文化的内涵,推动了辽文化的发展；宗教的发展促进了各族与邻国之间文化的发展和融合，辽统治者推崇各种宗教并存，体现辽统治者对各族文化兼收并存，可见其开放的胸襟和长远的战略眼光。现存的辽代以宗教为题材的造像、建筑，绘画等艺术作品，都为我们研究辽文化提供很好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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