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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希千
康平陈家坟遗址
唐朝诗人李白的秋浦歌十七首：“炉火照天地， 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 歌曲动寒川。”描写冶炼工人劳动的生动场面。那么契丹族这个游牧民族也有自己的冶铁手工业，而且在冶铁技术水平和普及程度上与中原宋朝并驾齐驱，不相上下。契丹目前通行说法为“镔铁”之意。可见契丹对铁情有独钟，认为这个民族具有铁一般坚强的意志。契丹族从原始部落跨越式进入封建统治的帝国。依靠的是金戈铁马，那么作为兵器的原料——铁，他们是如何掌握冶铁技术的？康平墓葬出土过铁制品，这些是如何制造出来的？那就从康平的陈家坟冶铁遗址讲起吧！
一、康平陈家坟发现冶铁遗迹
1980年文物普查的时候，发现了康平县两家子乡的聂家村董家窝堡屯陈家坟遗址。2005年夏天，确定阜新到四平的高速公路从这里穿过，按照国家《文物保护法》的要求，对基本建设需要碰到的古遗址先要进行考古发掘，等发掘完之后才能进行基建施工。所以，2005年秋天，辽宁省考古所的专业人员对陈家坟遗址首先进行了考古发掘。动土面积1200多平方米。发现了2处冶炼遗址，考古人员在陈家坟遗址的发掘进行到距地表深45厘米左右的地层时，在第32号探方的东南角发现一个灰白色、直径在24厘米的圆形器，这件圆形器壁厚1.5厘米，很硬，不知道用啥材料做的。在圆形器里边发现有不少黑色的碳渣。这些碳渣和木头烧完后形成的碳渣没啥太大区别，而且在这碳渣里还发现有铁渣，这个不知名圆形器里铁渣的发现，加深了考古人员关于这是一个冶炼容器的想法。 顺着这个圆形器继续往下挖，到圆形器的底部位置时，发现时一层经过火烧之后形成的烧结面，这个烧结面上还结固有石片、陶片等，非常坚硬。待清理到圆形器完全暴露出来时，发现这件圆形器没有底，只是一个通透的圆圈，圆圈的器胎里充满气泡，这到底是干啥用的呢？如果是用于冶炼，没有底直接直接坐在地上的话，要在底加火加热怎么办？现在已想象不出这件器物的具体功用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它和冶炼活动有关，因为在这件器物周围，有大量的铁渣、烧土、碳渣甚至煤渣，这肯定是在冶炼过程中所用的一件东西，有点类似坩埚的性质，但也还是不能完全确认。另外，这件环筒形的东西，是用啥材料做的？不是石头，不是陶制，更不是铁的，说不清。考古人员猜测这东西是用糯米拌白灰，然后用火烧成型。这种圆筒形的用于冶炼过程的器物，在陈家坟遗址里还不止一个，考古人员发掘出两个同样形状的这种圆筒，直径一个是20厘米，一个是24厘米，高都差不多，一个是15厘米，一个是16厘米，厚都在2厘米左右。这种圆筒显然不是成规模的冶炼作业，估计也是一般村子里用于临时做个简单农具、打个小刀、铁钉之类所用，这和前些年还在辽北乡间可以看到的村里的“小烘炉”性质应该差不多，平常谁家用点啥铁质东西，在这里就可以解决了。
这两处冶炼遗址的发现，说明了冶铁的手工作坊在辽代乡村普遍存在，这是生产力发展的表现，是辽代定居生活，发展耕种农业的需要，这时辽代冶铁水平宋朝中原的冶炼技术水平不相上下了。那么辽代冶铁技术何时掌握的？为何发展如此之快？辽代冶铁规模如何？我们只能在类似陈家坟这样遗迹和历史典籍中寻找答案。
二、冶铁技术传入契丹族
陈家坟出土坩埚情况
我国人工冶铁的最早时间不迟于春秋中期。 唐代是古代冶铁铁技术全面发展的时期。唐宋时期实现了农具从铸制改为锻制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转变。冶铁技术，北方少数民族掌握得比较晚。当年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时候，匈奴的生产水平落后到用鱼骨磨箭头，匈奴骨质的箭头根本无法射穿汉军的锁子铁甲，匈奴大败毫无疑问。唐朝末年，李唐王朝已经面临崩溃，朝不保夕。这种情况，就给北方草原民族的兴起提供了很大的机会。而且由于中原混战，李唐王朝管不了自己手下的藩镇，节度使之间的互相攻伐，造成了天下无主政治局面，中原大乱。很多中原人为了避难，就越过长城，到北方去发展。古代中国的人口流动，特点是从中原向四周扩展。当时大量的中原人北上，进入契丹活动的区域内，他们就把草场变成了耕地。契丹有了农业，开始定居，他们教会了契丹冶铁、织布、晒盐等，这对当时契丹民族的发展，是很有力的，来归附的汉人越来越多。辽代各地出现冶铁手工作坊，据史料记载耶律阿保机是契丹族族英雄和杰出领袖。在他没称帝前，他的家族已是八代作了夷离堇（契丹族实际掌握兵权的官职），耶律阿保机的父亲从邻国学会了冶铁，建立了契丹自己冶铁的手工业。
三、冶铁技术发展
乡间冶炼作坊
五代十国时期，汉民流入契丹，带来了冶铁技术，契丹族建国后，辽太祖宏图大略，任用汉人当官参与朝政，其中汉臣韩延徽为辽太祖提出很多治国安邦的国策，对国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与宋战争中，从宋掳来很多军民，在契丹国内充当奴隶，由于这些汉人不习惯北方的环境，特别是契丹人的压迫，出现奴隶逃亡的现象。而且日益严重，韩延徽就给辽太祖除了“一国两制”——以汉制待汉人，以国制治契丹人。还有在辽代“景圣”时期，进行新政措施，恢复汉人自由，给其与契丹人平等地位。这极大地鼓舞了汉人的积极性，汉人发挥其耕种和手工业特长，契丹人发挥畜牧渔猎的优势，辽朝出现“景圣”中兴的局面。这时期辽代的各方面都得到长足的发展，耕种和手工业水平达到或超过了中原的经济、技术、文化等发展水平。康平县陈家坟冶铁遗址是辽代中后期形成的。和中原王朝一样，大村落有冶炼的手工作坊。从康平辽代出土的墓葬来看，土铁农具、生活用的铁器，军队用的铁制品都普遍出土，这说明铁制品在辽代百姓中普遍应用。辽代所处位置缺铜矿，铜的来源靠和北宋的战争掠夺。所以在黄河流域北宋铸铁钱代替铜钱，特别是宋徽宗时期，如宣和背陕、大观通宝的铁钱很多，就是防止辽兵抢铜钱。在大辽国内百姓私自化铜是死罪。这也是辽代铁器多的另一个原因。
四、辽代冶铁业，可与大宋争高下
大庄科矿冶遗址群居住遗址发掘现场
辽代冶铁技术水平不但高超，而且规模宏大。辽宋。这一时期是钢铁冶金技术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时期，北宋铁产量激增，农具、武器甚至钱币都用铁铸造，魏晋时期出现的灌钢法、百炼钢等技术在宋代广泛推广，这些在沈括的《梦溪笔谈》中都有详细的记载。宋代最大的技术突破是开始大量用煤炼铁，缓解了传统木炭燃料短缺的问题，并能获得更高的炉温，提高冶炼效率。 在延庆大庄科辽代矿冶遗址群中，从采矿、冶炼，到工匠们工作、居住场所“一条龙”都有发现。 在炼铁炉内发现少量已炼出的生铁块，炉内填土层中发现有铁矿石、红烧土、木炭、耐火材料及大量炉渣等遗物。其他出土器物主要有陶器、瓷器、板瓦、钱币等遗物。炼铁炉遗址地层情况，第①层为表土层，黄褐色，沙土团粒结构，土质疏松，含草根、红烧土颗粒，现代瓷片等。第②层为辽代文化层，黑褐色，沙土团粒结构，含较多红烧土颗粒，土质稍松，出有炉渣、辽代瓷片、钱币等。②层以下为生土层。根据地层堆积情况以及地层内出土的遗物，结合碳十四测年，判断该遗址年代为辽代。 燕山地带有大量矿藏，辽代之前的奚人就利用燕山地区的矿藏进行车辆、兵器的生产，现在的河北平泉、宽城、滦平、隆化等县曾多次发现大规模的辽代采矿和冶炼遗址。大庄科乡的矿产资源也十分丰富，迄今共发现的5处矿山，分为矿洞式开采和露天式开采两种，每处铁矿的矿石种类略微不同，大多为磁铁矿，有些夹杂赤铁矿、褐铁矿、黄铁矿等。水泉沟炼铁炉中铁渣的测定显示，这些遗址冶炼用的矿石极有可能就是就近的5座矿山运输而来，证明了临近矿区冶炼是辽代矿冶业的一大特点。大庄科矿冶遗址群是目前国内发现的辽代矿冶遗存中保存炼铁炉最多，且炉体保存相对完好的冶铁场所，其基本形貌清晰可见。炉内结构完好，鼓风口清晰可见。发掘所揭示的炉型结构为正确认识中国古代冶铁高炉的炉型结构演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生铁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中国在西周晚期开始进入铁器时代之初就能够冶炼和使用生铁，并于战国至秦汉时期形成了以生铁冶炼为基础的一整套钢铁冶金技术体系，奠定了中华闻名发展壮大的物质基础。从战国时期开始，中原先进的冶铁技术不断向周边地区传播，成为华夏各民族进步的强大物质基础。据相关史料记载，辽代立国之初就大兴炉冶，从中原掠夺工匠引进技术，其中冶铁业更是重中之重。 从北京附近的大庄科矿辽代遗址群可以看出辽代冶炼铁矿的的规模和技术水平.
康平县陈家坟冶炼遗址说明了冶铁技术在社会上得到普遍应用。描绘出辽代时期的康平“村郭相望，田野益辟”繁荣景象。陈家坟冶铁的炉火只是大辽炼铁大熔炉里的星星之火，是辽代社会发展的希望之火，它燃遍辽帝国的万里河山，铸就一个不屈不挠、锐意进取的大辽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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