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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平老故事】永不褪色的记忆(第138期)

引言

辽宁省沈阳市最北端是康平县,从康平县城西行35公里便是张强镇,张强镇东北方向六公里处有一片水草丰美的平原,平原上有一个绿水环绕的小村庄。这个小村子叫达子营,是我的故乡,我魂牵梦绕的地方。

全村不足四十户人家。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勤劳朴实、善良友爱,在这块土地上,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了六代、甚至七代。

小村荒郊外排列有序的坟头,见证了开拓者们的生活、爱情和悲欢离合。风沙掩埋的历史留给后人无尽的追问和思索。

康平县境内很多村子都称为“窝堡”,而唯独“达子营”叫做“营”。据日本学者多田贞一考证,“达子营”就像是一块历史活化石。 “达子”也书作“鞑子”,即蒙古人。明代史籍,多将“鞑靼”,或“鞑子”、“达达”、“达子”一类的名号称呼蒙古族人,明成祖朱棣也将蒙古反叛势力称“鞑贼”。显然,“达子营”村名具有鲜明的民族色彩和故事内涵。

县政协出版的《康平地名概览》书中是这样记载的:“达子营----南宋时期,此地为蒙古族(达子)过往的驿站及屯兵之所,故称达子营”。据传,完颜宗弼金兀术率军南下途经此地。

一个村庄的名称,不仅是一个地域文化的符号,也承载着民族历史的记忆。

岁月的消磨,悠悠往事已变得斑驳,唯有我童年的记忆依旧那么清晰、鲜活......

一条黄尘古道,从遥远的白山黑水,穿越大漠、草原,蜿蜒而来,经过村子东头,一路向南伸展。两道坚韧泛白的辙印旁,疯长着一簇簇的兰花草---我们叫马莲。这种植物,无惧旱涝、无畏盐碱、不怕碾压,不屈不挠,每逢夏秋季节,便开出深蓝或淡紫色的花儿,随风摇曳,招蜂引蝶,给古道增添了很多风采。

站在古道旁,向南可遥看王陵山、巴尔虎山。那一排横亘于蓝天下起伏的黛色的山峦,少年时曾经引起我许多奇妙的幻想与遐思。

古道往北大约一公里多,途经一个大的村落,叫“东一棵树”,村子里有一个繁华热闹的供销社。那时的供销社,并不是每个村子都有的,应该是在三、五个村子中,选定一个户数多的大村或者在周围十几里地范围内属于中心地带的村子才设一个,是上级供销社的销售点儿。

供销社是我童年特别向往之处。东一棵树供销社位于村子中偏西南方向,门前是村子的正街,和那条古道合为一体。临街四间宽敞的大厅,靠墙部位,布满了高高的货架子,衣服鞋帽布匹、日杂五金、糖果副食等各类商品总是吸引我的眼球,可望不可及。

记得母亲每隔一个月,就挎着一篮子鸡蛋,沿着这条古道,从供销社换回煤油、火柴、针线、食盐等日常用品,这些生活必需品充盈了我家清贫而平淡的生活。

在我的记忆里,这条古道是整个村子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坑洼间裸露着石块、瓦砾,多少代人的脚印在这里重叠,见证了多少代人的苦乐、疲惫与辛酸。

遥想当年,北方的完颜部落壮大崛起,建国称帝,雄心勃勃的大金皇帝指挥女真铁骑向南侵掠。

这条黄尘古道,曾经旌旗猎猎、号角声声。兵燹战火一直燃烧到长江流域,文明富庶的中原帝国被打得七零八落,皇帝老儿也做了俘虏。

辛弃疾扬眉拔剑,岳武穆仰天长啸,文明与暴虐碰撞得熠熠生辉。

那是一个彰显民族精魂的时代;那是一个考验文化韧性的时代;那又是一个中华民族大融合的时代。

在苦难与辉煌的进程中,经过血与火的淬炼,我们的中华文化,冲破厚重的历史尘埃,更加博大精深、伏脉绵绵。

古道东边,离村子不远,有一块隆起的高地,零零星星地长着几棵总也长不高的老榆树,老树下,凹凸不平、绿草茵茵。这块高地叫高丽房身,听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说,那里曾住过高丽人,在薛礼征东那年,一夜之间,远远地搬到长白山里去了。这块遗址,经过多年风蚀雨浸,断壁残垣也渐渐被黄沙掩埋,早已面目全非。1958年大跃进时,人们曾在那里挖出高丽人用的石磨、石臼等生活用件,佐证了那个传说的不谬。

这块曾经炊烟袅袅、鸡犬相闻的阡陌闾巷,今天成了本村顽童排兵布阵的“战场”。

村子里的少年玩伴中,我的个子最小,长得又胖,但打起“仗”来却很是在行,而且,我还会讲“瞎话”,虽然他们知道我胡编乱造、南朝北国的互相矛盾,但都爱听。有时,我就成了攻守双方的总指挥。

黄昏后,高丽房身一片“狼烟”,人群滚动、杀声震天。直到繁星满天,村口有家长高声喊着某个人的乳名,大家才息兵罢战。碰破了头脸、扭伤了腿脚、撕破了衣衫,是常有的事。大家从不抱怨,也不知道记仇,奔跑跳跃、摔摔打打,坚硬了乡村孩子的筋骨,培养了我们内心潜在的野性。

本村和我年龄相仿的伙伴,个顶个的是打鸟、摸鱼、撵兔子的能手。

村子西头,有条清清亮亮的小河,曲曲弯弯,绕过村子的南面,向东汇入马莲河,流入卧龙湖。卧龙湖里的鲶鱼、鲫鱼、嘎鱼等野生鱼逆流而上,游向村子西北十几里处的四道号水库。

河面四、五米宽,河水深不及腰,浅的地方能看见水底鱼鳞状的细沙。岸边长着青翠茂密的三棱草和香蒿,有几株老柳把头探过来,垂下长长的丝绦,水面映衬出画一般的倒影。

每天放学后到晚饭前,是我们最惬意的一段时光。每逢夏季,小河岸边有青草,两边的庄稼地里有野菜,我们奋力地割草、挖野菜,草堆高了、菜筐满了,我们也已经大汗淋漓,然后一窝蜂地奔向河边,扎进水里,尽情地玩水摸鱼。

家长交代的任务完成了,还收获了一串串鲜鱼。傍晚,家家门口飘散着炸鱼酱的香气,氤氲了整个小村。

一个漫长的夏季,太阳晒、河水泡,我们浑身上下又黑又亮,个个像泥鳅。

村子东南三、五里,有一处叫南营子的荒地,极少有人涉足。远远望去,树木拥杂,像一片乌黑的云。南营子腹地,草莽深处,还有一眼深不见底的枯井,传说是金兀术挖的,当年,我们这些勇敢无畏的少年,早就被大人们告诫过,说那口井里有一条大长虫,活了成百上千年,牛犊子走过去,也能被它吞进肚子里。

村子里赶大车的老王头,走南闯北,是个有见识的人。他信誓旦旦地说,他小的时候,见过那条大长虫,盘在大树上,脑袋水桶样,嘴里吐着一尺多长的红芯子。

十二岁那年夏天,我突然产生了强烈的探险冲动,说服了几个伙伴,央求村里的牛倌,带我们去闯南营子,找到那口枯井,看一眼那条骇人听闻的大长虫。

牛倌抽自家产的蛤蟆癞土烟,我用几本用完了的作业本收买了他。他让我们用草绳把裤脚扎紧,每人准备了一根称手的木棍,趁晌午日头最毒的时候,结伴向南营子进发了。

翻过一道寸草不生的沙梁子,离大片的庄稼地远了,回头望家的方向,隐约在草木掩映之中。离南营子越来越近了,我们的神经越绷越紧,浓荫蔽日、青蒿没腰,逐渐感到头皮发紧。很多小鸟被惊扰,突然在脚边扑啦啦飞起,箭似的钻上树梢。几座无人祭扫的荒冢,零星的散落在草丛间。

“咕——嘎”、“咕——嘎”,一只大鸟,躲在密林深处,发出瘆人的啼叫,像空谷之音。

牛倌走在前面,用手里的木棍拨开缠腿的蒿藤和枯枝,我们磕磕绊绊地跟在后面,扯开嗓子大喊大叫。

终于找到了那口传说中的枯井。我们小心翼翼地凑过去,手拉着手站成一圈,奓着胆子探头往下看,黑咕隆咚啥也看不清,只觉得一股冷森森的凉气从井口往外冒。我抠起一块土坷垃丢了下去,半天也没听见回音。不知是谁小声嘀咕一句“咱们走吧”,我们不约而同拔脚便跑,飞也似的蹿出了南营子。

后来想想,南营子并非像传说中那样神秘,也没有想象中那么恐怖,我们闯入了,惊扰了那里的主人,我看见了很多叫不出名字的昆虫和小鸟。这里是昆虫的世界,鸟儿们的天堂。这里幽静而又喧闹、蛮荒而又美丽,大自然是多么神奇啊!

我们闯南营子的几个伙伴,着实在众人面前有了炫耀的资本,而带路的那个牛倌那次差点没挨生产队长的大脖溜子。

下午,社员们都出工下地了,牛还在栏里“哞哞”的叫着,到处找不见牛倌,队长气的七窍生烟。

牛倌是队长的本家侄子,二十几岁的人了,干农活跟不上趟又找不到窍门,只好安排他放生产队那二十几头牛。

那年的生产队长是李二哥。

李二哥一天书也没念过,过去扫盲时,勉强进了几次识字班,用他自己的话说,认识一个,忘掉俩。

李二哥不识字,却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一九四六年,他参加了八路军,头一次打仗,还没等看到对方的人,后脖颈子就被炮弹皮削去了一块肉。伤好后,他带着这块光荣的疤回到了家乡。若干年后,如果有人不把他当兵打仗这件事当回事,他就恼怒,伸着脖子质问:“这脖子是狗啃的吗?”

李二哥长得精瘦细高,却有着一把干巴力气,庄稼地里的活计都难不倒他。他平时不太爱讲话,只要一张嘴,就显得粗俗,句句带脏字。

他只当了一年的生产队长,达子营的男女社员有四、五十号人,指派农活的事,他让别人去干,他只负责召集大伙开会、学习这件事。

那年月的会议也真多,几乎每天晚上都有会,有时一开就是小半宿。有一天,来了俩公社干部,照例还是开会。

中午,全村的男女老少都坐在队部的院子里,我们小学生坐在前排,带头喊口号、唱歌。

李二哥问公社那位年长的干部,那干部响亮地说“我是公社革委会成员,姓周,主抓文教”。

李二哥转身冲大伙喊:“安静啦,下面请公社革委会成员、周主抓文教讲话”。

姓周的干部往前跨了两步,倒背着手讲了起来。他可真能说,从国内、到国外,从当前的一派大好形势,又讲到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慷慨激昂、洋洋洒洒,讲了足有一个钟头。

周干部讲完了,李二哥又去问那位年轻的干部,那人二十出头的样子,有点腼腆,小声说:“我姓茍,一般干部”。

李二哥眼睛亮了一下,大概头一回听说天底下还有姓茍的,他拍了两下巴掌,冲一个抱小孩的妇女喊:“别吵吵,是谁家小孩哭呢?用你那啥把小孩哄住,请公社茍一般干部讲话”。

有人笑出了声,小声嘀咕:“胆儿够肥的,谁都敢骂”。

除了公社下派干部,大队也号召各生产小队开批判大会,我们达子营没有被批判对象,有一回,从另一个生产队押来一个地主分子,会场上,年轻人积极发言,说得一套一套的。作为主持会议的队长,应该起带头作用,李二哥脑门子上沁出了汗珠子,憋了半天,只见他“噌”站起来,腾腾地走到地主分子跟前,抬手就是一巴掌,高喊:“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

大家想笑又不敢笑。

李二哥说完这句话,大步流星地走到水缸旁,端起水瓢“咕嘟嘟”一口气喝干了一瓢凉水。

李二哥家没孩子,养了一条大黄狗。那年月,家家缺衣少食,可大黄狗却膘肥体壮、毛管发亮。李二哥在田间地头转悠,大黄狗颠儿颠儿的跟在他的后边。李二哥经常炫耀:“大黄狗是杨二郎的哮天犬,通人性”。

大黄狗认识村里所有人,谁一叫它,它就摇着尾巴跑过去,让人摸头、扳倒打滚,随意捉弄。村里来了生人,大黄狗便冲上去,围前堵后的狂吠。

有一段日子,村子里人散养的鸡鸭经常失踪,有人在墙脚沟边看见了失踪鸡鸭的羽毛和骨骸,许多人怀疑是大黄狗所为,可也说不准,因为下甸子谁家养的一条黑白花母狗,时常溜过来,和大黄狗没羞没臊地缠绵。

终于有一天,大黄狗可能是向“黑白花”母狗献殷勤,一窜一跳地追扑一群鸭子被人抓了现行,李二哥二话没说,把大黄狗领回家,操起镐把,把他认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大黄狗处理了。那天晚上,每家都或多或少地吃到了鲜美的狗肉,有人吃着狗肉,喝着“地瓜蒙”散白酒,一边评论着大黄狗生前的“功过是非”。

头几年,李二哥去了一趟内蒙,领回来一个人高马大的媳妇。

三个女人一台戏,一帮女人聚在一起,叽叽呱呱地吵翻天。人群中只有李二嫂带着一脸憨笑,没有一句台词。东家长、西家短,任何人说的话,到了李二嫂这里就算到头了。她不扯老婆舌,不传闲话,因此人缘好。

她常年穿一身灰不溜秋的衣裤,上衣的纽扣经常扣不齐整,一边大襟长,一边大襟短。裤子又肥又大,松松垮垮地用一根布条勒着。她从我们面前走过,我们就跟在后面有板有眼地唱:“李二嫂的大裤裆,又肥又漂亮,下地走三步,裤裆在炕上”。

她假装没听见,继续呼哒呼哒往前走,我们得寸进尺,更加放肆地跟在后边唱。

走着走着,她猛地站住了,转身怒目而视,我们才一哄而散。

李二嫂就是这样子一个人,我们见了她就跟在后边唱,没完没了。她不急不恼,也从不到家长那去告状。

我们这种没有礼貌的不良行为,若不是被我大姐撞见,这首“裤裆歌”说不定还会成为“经典”唱下去。

大姐声色俱厉的训斥了我们一顿,第二天,她又去了学校。

不久,每个生产队的小学生都编入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立了规矩,定了纪律,星期天,由一位老贫农领着,到大田里干力所能及的农活,也给记工分。晚饭后,俩人一组,拿着用铁皮卷成的喊话筒,站到房顶上用喊话的方式念报纸,然后,大家排着队伍挨家挨户唱语录歌、说自编的快板。

我们都觉得新鲜有趣,干的起劲,人人争先恐后地积极表现。

大姐当时在大队负责共青团工作,经常检查我们的工作,给我们开小会,找我们谈话,经常鼓励我们。

达子营四周是一马平川的庄稼地,深秋到早春那漫长的季节,田野空荡荡的,大地裸露出白花花的盐碱。而夏秋时节,则别有一番景象,三、四十户低矮的农舍,掩映在浓密的青纱帐里。

我们上下学,要经过下甸子生产队的一片玉米地,为了抄近道,我们在地里踩出了一条毛毛道。下甸子小队的队长叫夏云斗,大高个,一脸的麻子坑,特邪乎,看见我们走毛毛道就大喊大叫。

他越不让我们走,我们偏就走。

有一天放学,他堵在学校门口,吓唬我们:“小兔崽子,再从地里走,把你们小蹄子拧下来…”

我们对他又怕又恨,放学路上合计着如何报复他。

有人提议用弹弓打他家窗户玻璃,有人提议把狗屎扔他家酱缸里,也有人主张把药死的耗子扔他家猪圈里…

那么干有些过火,一旦事情败露,家长不扒我们一层皮才怪呢。

最后决定先和他“文斗”。

我们找来一张白纸,在上面画了一个大头人、

脸上画满了圆点,底下写上:“打倒大麻子”。然后,把这张纸用石头压在他家门口。

我们还编了几句话,放学走到他家房后,一起喊:“大广林,满脸坑…”

几天以后,我家刚要吃晚饭,大姐从外面回来,一边洗脸一边问我:“你们放学在夏二叔房后瞎喊的啥?”我说:“没喊啥”。

大姐用毛巾抽了我一下:“说实话 !”

我小声说:“大广林…”

“大广林是谁?”大姐两眼盯着我。

我说:“广和林搁一起不是麻字嘛”,一旁的二姐笑得一口水喷在桌子上,大姐也笑了。立刻又板着脸说我:“往后少惹事,不要编排别人,有空多看看书,把脑瓜用在正地儿上”。

第二天放学的路上,我们和夏云斗“狭路相逢”。他晃着高大的身躯挡住了我们的去路,俯下身,把那张大麻脸凑近我们,挨个给我们“相面”。

我们紧张极了,靠拢在一起,互相递着眼神儿,我偷偷地弯腰抓起一把土攥在手里。心想,只要他一伸手,我把土往他脸上一扬,撒腿便跑,他是绝对追不上我们。

看了一会儿,夏队长直起身,不紧不慢的从怀里掏出一团纸,展开来,抖了抖。问我们:“这是谁画的?嗯?画得一点儿也不像,把我画成了秃瓢!”,说着,他用手摸着自己的头顶说:“我这头上还有不少毛儿呢”,说完,自己哈哈大笑。

出乎意料,他一点也没难为我们,只是在我们每个人的脑门子上,不轻不重地弹了个“脑瓜崩儿”,扬长而去。

从那以后,一直到小学五年级时转到另一个村上学,我们再也没有从下甸子地里走过。

回想起少年时期,我们缺少正规系统的文化知识教育。学校除了开各种批判大会,就是老生常谈的忆苦思甜,一本“老三篇”我们背诵得滚瓜烂熟。

社会是所大学校,生活是本无字的书。在我青涩的心里,曾经觉得,我的老子是农民,我是注定要接过锄头,在这块盐碱地上生活下去。我头脑中充满了海阔天空的幻想,可现实却让我找不到方向,甚至迷失了自我。我不知道我该憧憬什么,鄙薄什么。

那时,大姐还兼着达子营小队的妇女队长,春种秋收、沤肥挑土,她样样抢在头里,年年被评为劳动模范。

大姐喜欢看书,常常在煤油灯下看到深夜。受她的影响,我也迷恋上了小说,并且一发而不可收。

《红岩》、《青春之歌》等小说,给我近乎苍白的精神世界增添了色彩,陪伴我度过了荒芜的少年岁月,为我打开了另一个世界。

我的心灵受到了春雨般善良、美丽、正直的浸润。我渴望美好的青春,渴望火热的战斗生活。

遗憾的是,大姐过早的故去了,她就像一朵云,轻飏直上,融进浩茫的天穹。她没有看到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每当夜深人静我追忆往事的时候,她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历历往事,恍如昨天。

达子营,不大的村子,生活着一代代善良质朴的人们。

在我并不遥远的记忆里,哪家来了远方客人,哪怕是小住三、五日,也东家请、西家邀,几乎成了公众的客人。

每年的春节前,一进腊月门儿,家家户户叫着号的蒸豆包、作豆腐、杀年猪,一家杀猪,全村聚餐,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其乐融融。

如今,百年老村,乡音静好,一派祥和。

蜿蜒的古道、清亮的小河、原始神秘的南营子、古老传奇的高丽房身、质朴清贫的土屋、善良友爱的村民,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

故乡的夕阳是美丽的,美丽得能看见七彩的云霞;故乡的秋夜是明亮的,明亮得能看见满天的繁星;故乡的村民是纯朴的,纯朴得能看见敞开的心扉。

回望故乡,在我浮躁的生活里就有了一份凝重;回忆童年,在我人生的旅途上就多了一分怀念。

回望故乡达子营,生我、养育我、淬炼我的地方,在我心中的记忆永不褪色。

写于2018年7月1日

童年的记忆——上世纪七十年代北方农村

作者简介


杨凯,男,1954年生,沈阳市康平县张强镇人。其文学作品曾在《芒种》、《龙首山》、《卧龙湖》等刊物发表。


图文来源:《神奇的哈拉沁张强镇》

老故事更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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