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益民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至2012年8月我己满60周岁，到了退休的年龄。回想四十多年前下乡的岁月，有几件事情总是魂牵梦绕，挥之不去，时常在我的脑海里涌现。
赴康平插队
1968年全国掀起了上山下乡的热潮。当年我只有16周岁，是当时中学六个年级上山下乡中最小的。那时正处“文化大革命”中期，国民经济已受到重创，但人民的革命热情十分高涨。由于当时全社会的生活条件都不好，我家又是社会中一个普通的家庭，再加上我从小就体弱多病，在离下乡日期不远的时候，我患上的肺结核（现在照相肺部还有钙化的痕迹），无法与同学们一起走，当年体息了两个多月后，病情基本稳定，就再也在家呆不下去了，于1969年新年到来的前タ，奔赴了学校早己为我安排好的康平县山东屯公社前山大队后温家坨子小队青年点。
我记得到了康平县之后，正好遇到我们青年点的点长段长恩同学在县里开会，顺便把我接回青年点。从县城到青年点有50多里的路程坐过汽车又坐马车接着步行，辗转大半天，天大黑了オ到了青年点。
我们青年点算我共有20人，是以大带小，10名高二、四的同学，10名初一、六的同学，男女比例是各10名。我一到就感受到了同学们兄弟姐妹的情谊。当天晚上已过饭时，厨房特意做了小米粥和白面烙饼，为我接风洗尘。当时白面大米等细粮是按人供应的，一个人的定量一个月也就几斤。这顿晚餐使我终身难忘，也使我很快就融入了这个集体中。
当时我大病初愈，身体十分瘦弱，记得我用左手的中指和大姆指扣成一个环、正好能扣住我的右上臂。我176米的身高，体重不到100斤、真是骨瘦如柴胳膊就象麻杆一样。农村吃水都要到井里去挑，可我连一担水都挑不动。同学们和生产队的贫下中农对我十分照顾，轮到我做饭的时候，高中的男同学就帮我担水，女同学帮我烧火，切菜。开春以后，生产队安排我与杨姓老农侍弄生产队的菜园子。在农村，侍弄菜园子是俏活，不像下大地那样一人一根垄，一气干到底。菜园子就我与杨老农两个人，活可以轻重缓急，悠着干，而且杨老农对我也特殊关照、苦活重活都不让我干。在大家的关照下，我的身体逐渐强壮起来，也学到了许多其他同学学不到的农业知识。
与赵四打架
在农村一切生活来源都必须靠辛勤的劳动来获得，强壮的劳动力是最受人喜爱的。我刚下乡时年龄小，身体又弱，个长得却挺高，但干不了什么重活，虽然得到了大多数同学和广大贫下中农的同情和照顾，但也受到过嘲讽和看不起的眼神。另外看到别的同学都与贫下中农一样下地干活挣一样的工分，而我只相当于一个半拉子，（工分只有整劳动力的一半）自尊心也受到了伤害，憋着一股劲，这股劲越积越大，终于找到一个爆发口。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农村，由于教育落后，环境封闭，甚至近亲结婚等因素，每个村子里都有几个智力不健全的人。我所在后温家坨子的老赵家大儿子叫赵玉林，30多岁，人很精明，是生产队长。可是他的两个弟弟，一个叫赵三、一个叫赵四就是有点“二”。特别是赵四，20岁左右，头上小时候可能长了留下了几块斑秀就更显得不招人待见。但是人长得很壮实，五短身材，有力气，他就很瞧不起干不了重活的我。
1969年的初冬，生产队的庄稼都收完后，就进入了打场阶段，这时的所有劳动力都要集中到场院打场（即是脱粒、扬场、装袋等）。
记得有一天，我在场院翻牲口带石滚压的黄豆秧，赵四就在我身旁。可能是我第一年干打场的活，不得要領，翻得不及时，也不整齐。赵四在旁就不停的讽刺挖苦我，三说两说，我们就动上了手。大概赵四以为我干不了重活，动手肯定我得趴下，就直往上冲。岂不知我看似柔弱，其实我生长在沈阳的胡同里，小的时候也与小伙伴们学习过打架斗殴，什么摔跤、电炮、飞脚的也都会几下子。看到赵四扑上来，我年少气盛，本来就憋着一口气，于是就使出了我在沈阳胡同里打架时的招数，在他近身时下面一脚，上面轮圆了就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当时就把赵四打蹲下了。周围的老乡和同学赶紧把我拉开。
知识青年打了贫下中农子弟，而且还是生产队长的弟弟，这还了得，晚上生产队专门召开了批判我的社员大会。会上我做了检讨。赵四没有出席，据说是被我打坏了，在家里躺着哪。会议开得很严肃，也很沉闷。大多数的贫下中农都没说什么，只有赵家的少数亲属不依不饶。但叫我感到伤心的是，我们青年点有一位同学发言给我上纲上线要严肃处理我。最后是我们青年点高中的同学郭晖莹大姐（当时是生产队的妇女主任）声情并茂的发言给我解了围。她说肖益民才17岁，还是个孩子。而且离家这么远，父母都不身边，做点错事，我们应该原谅他。赵四虽然挨了打，但他的父母、兄弟都在身边，可以安慰照顾他。郭大姐的话勾起了与会人员的恻隐之心，于是最后会议决定，我登门向赵四道兼，并负责给他治伤。会后，我在郭大姐的陪同下，拿着我下乡时母亲给我带的止痛片等药物去了赵四家。到他家我看赵四躺在坑上，脸上有几条红印，其他也没有什么伤，躺在坑上是有点装，于是就说了几句道歉的话，把止痛片等药留下，这件事就算完结了。
这件事情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它激发了我的自尊心和潜能，我好象一夜之间长大成人了。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干半拉子活了，而是以一个整劳动力的面貌出现在了青年点同学和贫下中农面前。
宁可撑死一人不占一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国家还是计划经济，主要消费品都需凭票供应。西方经济学家称我们是短缺经济，即缺吃少穿。我们下乡第一年，国家照顾知识青年，给我们还是带着城里的粮食定量和副食，我们每月还能有一些大米白面豆油等改善一下生活。虽然干活饭量大增，但青年点有的同学上调到公社、大队或回沈阳探亲等，供应统一调剂，青年点的粮食基本还够吃。可是到了第二年，国家取消了供应，我们就与村民一样了，靠生产队分配的口粮过日子。那时农民的口粮也是定量，丰收了也不允许多分，人均一年仅300多斤口粮，而且是没经加工的原粮，磨成米面每人也就200多斤，平均一天也就七八两粮食。我们刚下乡，不像老乡，有大人小孩平均着，房前屋后有些自留地种些瓜菜和少量玉米，秋收后还可以到地里拣点粮食，凑和着能吃饱而我们知识青年正在长身体的时候，还要干体力活，每个人的饭量都与下乡前增长了不少。记得我们青年点有一次改善生活，我一口气吃了7个2两的馒头。比我饭量大的还大有人在，这样的饭量，生产队分的粮食根本就不够吃。
这时我们青年点的伙食长孙家俊同学就只能精打细算了。他大致计算了一天吃多少粮食才能熬到第二年秋天。秋天打完场后，进入猫冬季节，每天只吃两顿饭。每顿都是熬很稀的高粮米粥，就芋头烀熟后拌盐制成的咸菜。到吃饭时，就听到一片的吱吱声。喝粥不抗饿吃完饭一个小时撤两泼尿就开饿了，没办法只能挺着，只想下顿多吃点。可是米是有限的，那时大家每人都能喝三四大碗粥，大家都要多喝就只能往锅里多加水。有时水加多了，人的胃有限，水加太多了也喝不完，盆里就剩下一些。这时我们就开起玩笑，模仿电影里的台词，说到“宁可撑死一人，也不占一盆”，大家捧起鼓鼓的肚子，硬把剩下的粥都喝干净。以后，一有剩饭，我们就说起这句话，一定要打扫净，绝不留剩饭。
冬天猫冬，不干活，喝粥还将就，一到了春天，春耕大忙，再喝粥就干不动活了，但吃干饭肯定坚持不到新粮下来。于是我们只有向老乡学习，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向生产队要了一块地。记得我回沈阳探亲时，到沈阳农学院附近的种子公司买了一些架豆、角瓜等种子，带回青年点。同学们把这些种子种在了我们的自留地上，同时在沙土地还栽了许多地瓜秧子。每到收工后，大家就去侍弄我们的自留地。
在家做饭的同学有空也去侍弄。真是天道勤。一到夏天，我们种的豆角、角瓜等蔬菜长势茂盛，架豆都结有一尺多长的大豆角，角瓜遍地都是。每顿饭炖豆角就能吃个半饱。老乡们都很羡慕我们种的菜园。
看我们豆角长得长，角瓜长得大，纷纷向我们要种子，留他们第二年种。尤其是我们栽的地瓜，获得了大丰收。康平县是沙土地，适应地瓜生长，我们种的地瓜，有干也有稀瓤的，就是个甜。冬天来临，每天我们青年点都烀一大锅地瓜，等到上午或下午刨粪歇气的时候我们回青年点掀开锅盖就拿地瓜吃。老乡们知道青年点有地瓜，也一道来吃。可是，地瓜吃多了，不易消化，还坠肚。过去每天一次大便。
地瓜吃多了，每天至少得两次大便。由于吃地瓜消化的不是太好，我们的大便猪狗都特爱吃。老乡家的猪和狗得到了这个窍门，一有青年点的同学进厕所就跟进去吃，有时你刚拉出来，它就吃上了，男生还好说，有的女同学被猪狗吓得大叫。去年有个养生专家说吃地瓜能长寿，包医百病。我想信他话的人肯定是没有经历过我们知识青年的岁月，那时地瓜属于杂粮，不是正经的粮食，只有粮食不够吃的时候才吃地瓜。真是世道变了，过去不得不吃的杂粮，今天变成养生的食品了。
由于我们的辛勤劳动，当年就实现了温饱，到了冬天，再也不用喝高梁米粥了，也不用高喊“宁可撑死一人，不占一盆”的口号打扫剩粥了。可能是农村的空气好，干农活累，睡觉也好，再加上能吃饱饭，下乡两年后我们每个人都胖了起来，都红光满面。我也由当年不足百斤，长到145斤，体重增加了近一半，我的长脸变成了方脸，现在我还保存着一张体重145斤的照片，看上去真是面如满月。1974年回城以后，十多年我也没有达到145厅的体重，后来考上了大学，体重一直维持在120至130斤左右。只是到了新世纪，我年近50岁，又在省委吃食堂，由于油水太大，运动又少，体重曾飚升到160多斤。近些年我注意了饮食，体重一直维持在140斤左右。
关于人的生活水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接受的是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人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教育，那时还庆幸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的灿烂阳光下。1979年我考上了大学，视野逐渐开阔，听老师说发达国家的人一天只吃二三两粮食，而且用人均消耗的粮食多少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发达与否的标准。当时我有点不相信，认为一个人一天只吃二两粮，还能活吗？经过改革开放的二三十年，我们也过上了一天只吃二两粮的生活。
作者：1969年初下乡到康平县山东屯公社前山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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